姚文元文集-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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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在政策上就很大的不同，因为革命总在发展在变化形势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头脑不适合于这个形势的变化，我们就可能犯错误。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在我们革命派内部有了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因为在这个，这个我们理解呢，说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看到的那些人哪，那种顽固劲哪，就使人发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到处都是坏人，所以因此呢，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其实啊，同志们，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这个阶级，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呀，那是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主席）直接研究了一个单位，就是中央气象局有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啊，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哪一个造反派谈话，我们问，你们那个造反派怎么样啊，他说我们那个造反派很好，一个科长都没有，（笑声）就表示他这个组织最纯洁啦，我们一说这些话主席就说啦，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单位呀连付科长也不要”。那个单位三十多个付科长，也不是个很大的单位，一个都不要，明明的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作阶级分析呀，而是根据职务，从担任的职务，那一级职务以上，这那里是阶级呢？阶级，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赞成毛主席，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应该是这样分嘛。现在有好多不讲阶级的，我们那里有一个市一级的市人委的机关什么造反委员会，我们在北京就看到国务院转给我们的材料，下了一个通令用电报发给国务院要取消一切“长”，这个单位你们要提出建议向中央要取消一切“长”，也未尝不可，但是他是给国务院用电报发了个通令，而且这里头有许多话是完全错误的，说什么说历来的就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那么将来还是处长管科长，不能叫那个科长管处长，除非他们把关系改变过来，把现在的科员改成处长现在的处长改名字叫科长，那又有什么意思，本来就是叫书记，在国民党时代是最微小的官职，到了我们这里变成了最大的当权派了，这个都是名字问题嘛，而且说什么，一切带“长”字的都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我说这句话是反动的，那么我们的国防部长林彪同志也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根本没有阶级性。同样的一个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叫国防部长，林彪同志叫做国防部长，属于两个阶级的，怎么能够这样子来呢？搞这一套呢？如果不讲阶级，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搞三结合，一讲阶级呢，那么就能把我们的队伍重新来看罗，把每一个人都重新来考察。主席说：“付科长都不要的人，这些人啊，搞不了几天的。”他说得，毫不含糊，那种“一脚踢开”，最后一定也要把自己踢开。“一棍子打倒”的这种风气万万不可长。我们同志们，主席过去一再劝，说要读一读鲁迅写的《阿 Q 正传》，里面有一章，叫做不准革命，看一看，我们不要不准别人革命，不要学那个里面的赵太爷，要允许别人革命。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之一，就是不但是要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合作，而且要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合作，还要和那种意见对自己不但不一致，而且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人，他又反对过你，而又证明他是错误的这种人合作。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接班人的条件之一，我们毛主席是这样的模范。大家也来看一看吧，现在事情都已经揭开了，大字报都上街了，其实这些事呀，很多事情党中央过去没有公开就是了，那么你比如象这个朱德，总司令，这个是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嘛，我们现在学习的“古田会议决议”，那个里面好多条就是讲朱德的，那里面就是纠正错误倾向，谁代表错误倾向呢？就是朱德代表！但是毛主席对这种人是拉着走，总希望能够多团结一些人嘛，对这一点也希望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向主席学习，我们现在就应该根据主席这样的思想，对本单位的情况作一个具体地分析，究竟那一些人是什么情况，作阶级分析，同时呢，我们要对他们创造出条件，给那些领导干部有机会来检查错误。
在上海有这一点，据我们了解，有一些人始终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应该给他们机会。当然一般干部不要搞人人检讨，人人过关，不要搞这个。就有些人他如果不作一个检讨呢，他没有办法出来亮相，还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给他机会，让他亮相，让他出来表示态度，欢迎他们出来发表造反声明，也欢迎他们互相之间去串连，也可以找一些知心人交换意见。假使他们要造反，要革命，想回到毛主席路线这方面来，我们给他机会。但是给了机会，有的人也不干，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应该创造这个条件。或者我们不要等到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才搞三结合，也不要搞得那样十全十美，还非要搞那样好的干部，那可能是不多。我们只能够根据不同的人，来区别对待，有的人是要打倒的，有的人可以请他参加领导的，有的是要他可以作工作的，有的人参加一般的领导，有的可以参加核心，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这些在三结合这个问题上，同志们还有意创造些是可以的，要有首创精神，但是目的是要搞三结合。但是有的同志害怕，怕有的人投机假造反，怕我们认错了人，怎么办，同志们不要紧的，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革命造反派是应该什么都不怕的，怎么能够忽然怕起来了呢，他投机吗，投机他将来总会暴露的嘛，如果人家一直也没有暴露，你怎么能说人家投机呢？如果弄错了，认错了将来我们再改嘛，我们就不能犯错误啊，这个也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造成的结果，这样同志们我们将来就不准犯错误了，一犯错误就打倒，我们还是也会犯错误的，还是会经常犯错误的，造反派的同志，也会犯错误的，犯错误咱们就改，拉倒，坚决改（笑声）没别的，有什么办法。只要我们有这一条，我们就不会变成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又是坚持不改，又屡教不改的，只要不作这种人就行了。第一不要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么其余的你就不怕了嘛！你无非不要坚持不改，不要屡教不改，所以我们今天认错了几个人，不要紧。那么都这样怕，那我们将来自己犯了错误，那怎么办啊？现在我们也不能用了，那没人作事情了。所以可以请各单位考虑一下，排排队，最好先选择几个标兵，某一个人站在那一个位置，当然有了这个标兵就好办喽。
当然刚才讲的都是给革命造反派说的了，我希望我们大家要向那些干部那里去做工作，我们希望他们要坚决站过来，光是我们做工作他们不站过来也不行啊！他们现在也有很多顾虑，说“晚喽，”早没有站过来。你既然承认早不站过来是不对的，那么你现在还不站过来那不是越来越晚了吗？还等到什么时候，党和人民是欢迎他们归队的。党中央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鲜明的，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只要坚决地改，党还是欢迎的嘛。而且犯过错误也有好处，犯了路线错误，那么可能因为犯了一次路线错误就增加了免疫力，那么在以后就少犯路线错误或不犯路线错误，也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但是现在双方就我知道感情上有些过不来，有的同志也说，斗了一场，斗了怎么还去给他做工作？我们说，谁斗的还是谁去做工作好，因为我们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嘛，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们都是执行毛主席路线，而现在搞三结合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在这一点上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己应当首先把感情转过来，我们不能够对革命造反派记仇。什么秋后算帐啊，打击报复那是不允许的，自己挨了些斗嘛，如果真正接受了教训，那就应该更快地觉悟，回到党的路线上面来，毛主席的路线上面来。那么斗了一下，可能有的是过分了，应该这样的，我们对你们说，我们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难道你对革命造反派就不执行这条路线啊？你要无情打击？那当然不行。小将们有一些做得过分的地方，那也只能够谅解。任何一个革命都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决定中国的命运的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革命，难道不应该付出代价吗？我们看我们这个代价并不大，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付出代价并不大。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德国革命，他们那个反复，夺权反夺权，那个代价大得很。我们现在代价不大，那么自己挨了斗这也算有代价，我看有的斗的完全对，有的斗的有一点过分，那么也不过就那么一“点”嘛。那么算有点代价吧，就算你对革命的贡献好喽！（笑声）
老实说，如果没有革命的小将们那么英勇、那么敢想、敢说、那么英勇的冲锋陷阵，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是揭不开的，这个功劳谁也不能够抹煞。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没有毛主席领导，象有些事我们就觉得出来呀？那么我们上海的面貌象今天这样子的改过来，不可能的，谁如果看不到主流看不到主要的方面，那就证明这些人现在还没有了解现在的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劝过一些人，你们想想大局吧！想一想这一场伟大的革命使得我们国家的面貌，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是几天，而是决定我们几十年几代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想一想这一些，自己即便有点什么不愉快，也应该改过来了，这是一个大的考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搞三结合，我们也希望造反派的同志，积极去做工作，坚决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也希望所有干部，包括那些领导干部，包括市委书记处的那部分人，如果他们还愿意革命，还愿意跟着毛主席走下去，那我们都准备根据主席的指示来考虑他们的问题，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也希望这些犯了错误，甚至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在这紧要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还愿意不愿意跟着毛主席走，还愿意不愿意改过错误，是坚定不改、屡教不改呢？还是准备改，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不能够再拖延了。我们也请他们考虑，这样子我们的三结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会更好地进行，这是三结合问题。（口号）
下面我想谈一下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也讲一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改名字。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谈话中间也作了详细的指示，大家都说巴黎公社，我们不是都讲搞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吗？主席说巴黎公社是 1871 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呢， 96 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他依据我看呢，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长久，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他还举很多例子，这个南越呢，是总统制，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而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那是王国。那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伯尔是王国。这两个那个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一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罗！他说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那是叫“王”，秦朝叫“皇帝”，秦始皇把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而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高宗嘛，这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我们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个名词，在英文里边和“校长”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字，那考虑校长就和作总统差不多，其实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这个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汉朝、前汉，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他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就象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长”啊，都要改，他是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所有的县统统改了。主席说在那一天下午红卫兵把北京的街道差不多改了，以后他又不记得，还是记不好名字。那么这个王莽下诏书，就是皇帝下命令，都困难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县改成什么了，下诏书还得写上，比如说邢阳县，河南有一个县叫邢阳，改成了齐由，诏书里还记得写上邢阳即齐由，不，齐由即邢阳，还得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得这个公文来往非常麻烦，主席又讲话剧，他说：这种形式外国也可以用，中国人也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他说主要的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他说，可以设想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斗争，以后他说，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能不改名字，也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了，就象苏联那样，它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它都不改，但是变了。
所以主席提出来，他说，这个问题主要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所以他说，是不是咱们稳当一点好，不都改名字了，因为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有的也学我们上海一样，也叫了，主席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