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文集-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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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社嘛他说，缺点呢？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么你们不是很孤立吗？（笑）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登人民日报，人家都叫人民公社，中央承认上海人民公社，登到人民日报上，全国都会说：“你要叫，你为什么只让上海叫，不让我们叫”（笑）这样呢，不好办，依主席这个办法呢，就是不改，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
第二个办法是全国都改，全国都改就发生上面讲的一些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很多麻烦的事，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上海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个时候，它就是主席的基本思想，就是怕挫伤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他说，这个事情你们想一起看，又不要伤害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你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一个问题到了他那里，他就反复考虑的，考虑得比我们细致得多，他提出了我们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这个包括我在内。同志们，恐怕你们也没有想，我是没有想，什么国号问题呀！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呀！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事，那个时候，还有大家哪！有很多单位主张搞公社，我们也觉得不错么！改名字叫公社也可以，那一下子就干起来了，干起来了我们当然就报告中央了，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往下想，有些时候，脑子里转过一下，唉呀！我们说什么人叫做社员啊！比如农村一个社员问题，农村人民公社，恶霸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在我们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啊？脑子里想过一下，但也没有想下去，因为忙得不得了。脑子里有点热了。主席呢？他考虑问题反复地考虑。同时非常注意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最后中央是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就同意了全国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但是中央文件上面特别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给上海的革命人民留下了一个余地，给你们上海人自己考虑考虑。（长时间鼓掌，口号：毛主席万岁！）所以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考虑的非常周到，非常细腻。特别是对上海市人民群众的热情，（他们就是怕，我们没有阻止他们）主席说：“你们看怎么样啊，能不能说得通呀？”我们说，上海人民都是听主席话的，主席讲了，大家会听的。（口号）我们回来以后就向公社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了。大家一致地，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那么就是中央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我们考虑的结果，还是按照全国一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成上海市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口号），从今天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来看，就更加证明了：我们向主席说的话不是假话，我们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群众组织、全上海的革命群众一定会同意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掌声）（口号声）
那么现在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没有批准的，还有的说，因为红革会没有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才没有登。还有什么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也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都收回去算了。（鼓掌、口号）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政权、党权、财权、文权统统地从旧市委、旧人委手里转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这个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口号）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会上说，一切权利归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主要是因为这个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更确切一点，我说开了，就是没有包括他在内的。（掌声）那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意见，这个口号“一切权利归人民公社”如同现在“一切权利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样。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掌声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实际意义就是说，他是把一切权利归于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的上海人民。也就是说把一切权利从资产阶级、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来了，那么这样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政权是不同，不会和任何一个个人野心家、小集团来共享政权的。他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没有资格来讲话。（口号）那一种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人，如果他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上海的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革命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工人阶级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愧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英雄，他们冒着极大的困难，英勇地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月革命，我们还在想，实际上上海的夺权是从去年十二月下半月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的夺权绝不是等到成立人民公社委员会才开始的，而是我们当时看到了，铁路不通了，港口堵塞了，赤卫队要搞三停这样的威胁，而市委在那里继续搞经济主义的妖风，使得上海已经陷于瘫痪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夺权哪，同志们，不是说还有一个月不夺权，如果我们一月初不发告全市人民书，如果不发紧急通告，那我看不要一个月，再有十天，我们上海就不可收拾，或者说我们收拾起来就更困难了，我们的夺权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真正的自下而上的夺了权，人民公社成立夺权时候，（我们的夺权已经，）那个时候市一级的权实际上我们拿到手了，市委已经停止活动了么，市长一月六号的大会就宣布不承认了么。一月六号的大会上，宣布不承认曹荻秋是市长嘛！我们早已夺了权了，而人民公社的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利，是把一月革命的成果从组织，给一个组织形式来表达就是了。正因为这样，它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所以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一看到这个现象，他就发现了这个新的事物，就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毛主席发现的，他才亲自批准了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四个单位的贺电，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怎么能够说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呢？还有人说什么是我拉起来的，我谢谢你！我没有这样大的本事。（大笑）如果没有上海的千百万群众起来夺权，谁也搞不成这样的局面。我们的同志有这样的口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公社。”我说这是一个庄严的革命口号，他表示了我们有决心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把名字改一下，这个并不是改变了我们的决心，我们还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掌声、口号）有那么一小撮人、人很少，只是那么一小撮，他们被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倒没有把他们说成那么坏，至少被这种思想、被一个“私”字迷了心窍，这种人你们永远也不懂什么叫做用鲜血生命保卫人民公社，如果还有一些人想在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还作一些文章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有什么文章好做，在这方面做文章，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口号）上面主要讲了一些夺权的问题，后面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因为这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天报纸上已经发了告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和这几天陆续发表的关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信，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还发了小学、中学、文艺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工作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机关保密档案的文件，还发了很多很多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中央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讨论写出来的，你象小学开学不开学的问题，我们没有回上海以前，十二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了好多次座谈会，反复地征求意见。征求小学教员的意见，征求学生的意见，征求家长的意见，调查了几个月才下决心的。中学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文件里边，象合同工人这样的文件也是调查了很久。这些文件我想不在这里一一解释了，都有文件发出来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问题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贯彻，这个问题，首先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要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得到贯彻，这里边，除了今天到会的各县都来了的同志，但是毕竟到会的农民同志少，他们现在听广播了，不是在这会场里边，在这个会场里边的是城市的人多。我们希望全上海同志，首先是贫下中农同志他们很好地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来保证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同时我也希望城市的同志从各方面来支援农业，因为农业最大的特点是季节性。比如说，晚了一天就要影响到收成，我们不管搞什么革命，都离不开一条，我们今天到会的同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要吃饭，如果吃饭成了问题，那么别的问题都谈不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但是搞农业也好、搞工业也好，其他的很多问题也好，都是要抓革命、不抓革命生产是上不去的，我想在这里应该解决一个思想问题，好象一讲抓革命促生产嘛，那就要把时间花在革命上，就侵占了生产的时间，而且用的很多，用的时间多，用的劳动力多，好多基层组织大量的人脱产，好多人民公社的群众组织，一个生产队的人不多，而脱产的人员很多，这个是不对的、不好的。林彪同志曾讲过，说我们抓革命、促生产，那抓革命嘛就要放在第一位，革命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时间的安排，不能够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把生产放在第一位，那么工厂就先按八小时安排生产。否则的话你这个生产如果要打乱了，那么促生产就没有办法促了。商店不只是八小时，农业它不是按八小时工作制的。特别是春耕大忙也来了，时间、劳动力更加紧张，这个时候我们抓革命，就要按照这样的情况来考虑，在这里，我特别想对现在还留在城市里的农村来的同志讲几句话，这里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和许多支援内地的工人同志，他们这些不是从农村来的是从内地来的，还有一些回乡支农的工人同志还有到新疆去的青年同志，还有他们的家长，我希望你们能够很好地学习中央的文件，你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内地去，这个大方向是非常光荣的，过去这样做，今后还要这样做。如果不把农村搞好，不把内地的建设搞好，不把边疆建设好，我们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们上海今后的任务，仍然是要支援全国的农业、支援全国的农村、支援边疆、支援内地，我们的生产是为全国服务的，我们的工业也是为全国的，我们同志应该记得，柯庆施同志就是关心内地建设，才抱病到四川去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在那里去世的，他最后还是那样关心内地建设，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呢。有些人现在抛弃了自己的光荣的工作岗位，跑到上海来，有的人跑到上海来要求报户口，要求重新安排工作，要达不到目的，就去斗里弄干部，就去斗那个工厂的干部，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有些人吃了国家的饭，不为人民服务，在城市里干了些坏事，那更是错误的。
新疆建设兵团那里，因为内地去的人，大量地回到本地区去了，比如象回到上海来了，他们那个地区的农业一定受到影响，我们崇明岛、长兴岛一些国营农场，因为有一些青年同志跑回市内来了，那里的生产就完全停顿了，有的农场，去年的稻子都没有收，一些棉花还在地里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痛心。上海有些学生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非常痛心，现在已经有几千人跑去抢收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原来应该在那个岗位上的人，还不应该快点回去呢？我们特别听到在几个大饭店里面，听说在和平饭店里，那里就住着有一些国营农场的工人，那么我们就请问这些工人同志，你们住在和平饭店干甚么，你们的岗位是在你们的农场么，你们住在和平饭店，我说你们要学坏的，你们应该快点回去。而且在你们中间，在上山下乡的青年中间，或者其他从外地回到上海的人中间，我们知道，有那么一小撮是坏人，他们在那里不干好事，我们的青年同志、工人同志，不要上他们的当，应该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回到自己的光荣的岗位上去，现在春耕已经开始了，应该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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