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文集-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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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正确的党。”这真是欲盖弥彰，绝妙地自我暴露出作贼心虚的贼子心肠！你删去“领袖”二字，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矛头是针对伟大的领袖的吗？如若不然，何必慌慌张张地删去？你在“党”前面添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吗？如若不然，何必急急忙忙地添上？心中有鬼，脸上变色，就这样手忙脚乱了。一九五九年五月，陶铸不是在汕头一次报告中大喊“要学习海瑞的风格”以配合彭德怀的进攻吗？看来这个“海瑞”的“风格”并不那么“高”，本事也很拙劣。然而这一改，配合彭德怀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却是不打自招，铁证如山，无可抵赖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庐山会议开过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被彻底粉碎了。这位修正主义者在《胜利得来不易》一文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对“一小部分人”的“热衷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③①表示了不满。可是，这“一小部分人”是谁呢？不就有你吗？不正是你在文章中命令报纸上必须“刊登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应该刊登”③②吗？不就是你热衷于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黑暗”“黑点”吗？这是赖不掉的。正因为有他一份，这篇文章中，他对这“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无限的同情，说什么“我们提起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转变立场，首先把身心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里来”③③。这是劝告破了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伪装成“转变立场”，混进革命的“行列”中来继续干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对无产阶级咬牙切齿的仇恨，对资产阶级无微不至的爱护，这就是陶铸的“感情”。剥去伪装的画皮，站着的就是这么一个恶鬼。　

　　腐朽不堪的“文采”　
　　装腔作势的文风，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么“文采”，真是丑死了！活象那些附庸风雅的土地主，明明一窍不通，硬要摇头晃脑哼哼几句八股调一样。　
　　虽然没有什么“文采”，书中却十分卖力地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陶铸忠实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文艺纲领，同陆定一，周扬完全是一丘之貉。（⑵⑶）一九六○年春，旧文化部夏衍、陈荒煤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开所谓“全国新闻纪录电影创作会议”时，就把《思想　？　感情　？　文采》这棵大毒草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大家“学习”。可见他们勾结之深。为了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陶铸几乎把文艺界流传的各种反动论点，什么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统统收罗进他的黑店中。下面略举一二，稍加驳斥：　
　　“共产党员是讲感情的……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③④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感情，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感情。这里的“感情”指的是“爱”。“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要爱一切人”，就是要爱剥削阶级，爱叛徒，爱奴才，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向反动派屈膝跪拜的最无耻的行径。　
　　“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笔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们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③⑤这是赤裸裸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一切文艺创作，都是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阶级的政治而“自由”的文艺。任何一个人，包括作家，他的思想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形式，都不是什么孤立的“自己的思想”，而是一定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的表现，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的反映。七亿中国人民有七亿种“自己的”思想吗？当然不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的什么“创作自由”，什么“独立创作”，就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去攻击社会主义，宣传资本主义，而剥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他们的一切自由，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勾当服务。什么“创作自由”，不过是死心塌地当资产阶级奴才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③⑥这就是那个“反题材决定论”，其目的是在反对“框框”的借口下，反对革命作家努力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反对努力去歌颂工农兵，反对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生活是多方面的”，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斗争生活，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抵抗历史前进的腐朽反动生活。我们应当以真正意识到自己历史责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生活为主体，为方向，为歌颂和描绘的中心，通过这样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来反映我们这个史无前例的英雄时代，来反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和伟大胜利。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生活，只能作为批判、鞭挞、揭露的对象，决不能作为创作的主要的“方面”。“不拘一格”，总有一格，你心目中的“生活”，其实就是你赞不绝口的《三家巷》中那些资产阶级的下流情绪和靡靡之音，是一些在历史的垃圾堆中霉烂了的渣滓，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我看，它的作用有时也不在社论与报告之下。”③⑦这又是胡风“写真实”论原封不动的翻版。任何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中，都表现着作者的政治的倾向性，表现着作者的阶级的爱和憎，没有什么抽象的、旁观的“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够从本质上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歪曲工农兵、歪曲现实，则是它们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结果。提倡抽象的“写真实”，就是要反对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抹杀和掩盖文艺的阶级性，替那些美化剥削阶级、丑化无产阶级的大毒草找一个“理论”根据。这已经是资产阶级文艺武库中最破烂最陈腐的货色了。　
　　“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③⑧这就是“暴露黑暗”论，这是毛主席早就痛斥过的“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的反动理论的翻版。我们应当区别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只有抓住主流方面，才能典型地反映出社会前进的本质。支流只能作为主流的一种陪衬，作为表现本质的一种手段，作为全局的次要的侧面，作为前进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曲折，不能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应当以写光明为主，以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即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主，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震天撼地的英雄气概和斗争智慧为主，以塑造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而不是什么“好的方面”“坏的方面”一半对一半。写人民公社，当然要充分歌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难道还需要把各种发展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统统罗列出来吗？有一支歌，叫“人民公社就是好”，难道还需要同时再加上一句“人民公社有缺点”吗？夸大、渲染和恶毒地捏造那些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造谣诽谤的老谱，这位老右派不过依样画葫芦罢了。以歌颂光明为主需要回避矛盾吗？需要回避敌人的挣扎和反扑吗？需要降低冲突尖锐性吗？不需要。社会是在阶级斗争中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总是在同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剧烈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只有通过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典型的历史概括，才能够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雄伟地而不是贫弱地把光明、胜利、英雄人物写出来。陶铸的“暴露黑暗”论，将同他黑暗的灵魂一起，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人们不难看出，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书中贩卖的那一套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和其他毒素，要进行彻底的消毒。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　
　　凡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都是篡党的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地自我吹嘘。陶铸抛出这两本书，不但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也是扩大他们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权力的一种手段。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西行记谈序言》，这《西行记谈》原来叫做《随行记谈》，就是他带着几个黑秀才“随”着他出去四处游荡，然后他信口开河议论一番，黑秀才们就当作圣旨一样“记”下来，加以修饰，在报上发表。“记谈”，就是“记”他的“谈”话。这样，居然“共得二十七篇”！居然都拿出去发表！居然由他本人定名、作序、题字！这不是明明自己想当“南霸天”吗？《理想》及《思想》，在宣传那些反动观点时，充满了这类炫耀权力的自我吹嘘。他是要用这些“作品”，作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舆论准备。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那样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得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的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从这个反面教员中，我们不是可以找到识别赫鲁晓夫式人物的一个重要教训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然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　？　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一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红楼梦》第五回里有一首曲子，叫做“聪明累”，头两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自以为“聪明”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在暗底里玩弄了许多“机关”，一直到陶铸发明的“著名”的“换头术”（即为了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在照片上突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把他的头像剪下来装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可算登峰造极了，但到头来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这样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