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文集-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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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办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　？　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此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拚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　？　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　？　二一”工人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来学习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了。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　？　二一”大学人太少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老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要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76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文化组成员时的讲话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1970。10。30　

　　江青：　
　　文化组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成立的，因为富治同志病了，总理工作很忙，所以以后就没有找文化组开会。　
　　回顾七、八年是很不容易的，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康老的支持下，搞出这么一点东西。一九六七年、六八年搞运动很忙，照顾不上了。后来由于杨成武的干扰，在宣传队里派进一些坏人，发现后，我主张一分为二，好的留下来，但他们把人全都换了。一九六九年我们才知道，把好的同志请回来，在总理的支持下，成立了军宣队。从那个时候，我就抓得比较紧。一九六八年、六九年，今年的上半年，我陷得太深了，其它工作就受影响，照顾不上了。　
　　文化组三月成立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原因是大家刚凑在一起，有的同志民主集中制注意不够，个人发号施令。今后在吴德、贤权同志领导下，实行群言堂，要搞民主，当然也要集中。八年来很不容易的，我们搞了这么点东西，主席肯定了我们。出现问题要一分为二，要细致。对缺点错误要分析，正确的意见要接受，不正确的意见其中也有的好心人提的。我这么多年是细致的，不细致是站不住的。文艺关键是树立先进的人物，中间人物大量存在，反动是少数，我们用先进人物改造中间人物。我们对反革命的攻击要顶住。　
　　关于搞新的创作和会演的问题　
　　我们的党史知识不足，最好用部分作题材，如《杜鹃山》，现在改为《秋收起义》，面就太大，不小心就出问题，我们还是应该从一个角落去搞，叫《杜鹃山》。《杜鹃山》原来上海的青年演得不错，我带回北京，后来彭真不让我搞，给了邓拓搞，现在我们可以搞。又如《铁道游击队》要离开枣庄，不要写真人真事，否则就有人出来认帐，也不要作为样板戏。对破坏敌人交通，党有一系列的政策，这个戏的内容就是在铁道线上打游击，名字暂不定。　
　　总理很忙，我也忙，希望文化组靠集体力量搞起来，搞好可以试演。　
　　《红嫂》要另起名，要脱开那个地方，原来作者有问题，你们打报告还叫《红嫂》，你们搞创作不是为了会演，你们得自己组织起来创作，排好，试演。组织几个人提了意见以后再改。　
　　关于各团新的创作，你们另写个报告。　
　　会演，我想得不周到，因为四届人大，地方党代会相继召开，各个单位也有整党建党，大家都很忙，因此，会演是否推迟到后年的六、七月。六、七月北京天气也好，这样地方的东西出来更多了，有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