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废集_陈丹青-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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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太远的事情。今日国画人物画完全是另一路，和唐宋不可能有任何映照关系了——没什么遗憾，你无可借鉴，也学不了。我们有过《韩熙载夜宴图》就好，好好保存，好好看看吧。
这幅作品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陈：哪里都吸引我。譬如涂满屏风的那块石绿色，何等饱满熨帖——“熨帖”本身，即是无与伦比的美。用翻译过来的术语，即“纯绘画”的质地美。
以前看印刷品根本看不出屏风部分那种石绿色质地的贵气。古画有岁月年代的“包浆”（意指长期凝结在绘画表面的那种物质感兼美感，但不知这两字写得对不对），年代愈久，愈发好看。
那位舞女的背影也妙极了，异常准确——不是西方写实那种“形准”，而是把握舞姿瞬间那种形神俱绝的“准确”——韩熙载本人的形神最动人：俨然官相，骨子里的颓废，身居高位，看透官场，才会有那副深沉的颓废相。你看他胖身团坐，双手垂落，目光是在宴乐，同时心事重重。伟大的细节！顾闳中一定亲眼见过这姿势。画出姿势不难，难得是他对这姿势的精准解读。
周围的陪伴者也画得个个传神。我没学问，不知那是什么角色：副官？弄臣？亲信？门人？还是贵宾？我相信确有其人，有名有姓。这类作品的价值如今通常被强调其“艺术性”，固然没错，但这幅画的精妙是在格外丰富的信息量，同类经典中十分罕见，而这些信息与所谓“绘画性”可能无关。
我愿相信关于这件作品的传说是真实的。在今天，这就是高级间谍提供的录像存证：监视、偷拍，以便审阅。必须详确可信，必须有讯息量——正是这高度机密的政治任务，使这幅画有别于其他宫廷宴饮作品。也就是说，画这幅画，“艺术”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真实可信”。一种作者自己也不会料到的“美学”因此被带进中国美术史：“真实”的美学，接近西方“真实电影”的那么一种美学，也接近库尔贝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教条：“画你眼睛所看见的”，意思是说：不要美化、修饰，如你所见地去画。当代中国人的审美之眼已经西化了，不自觉会以西画一套“造型准确观”回看中国古画。要知道，一千多年前，任何见到这幅画的人绝对相信画中的真实性，就像今天我们看档案照片一样。
看古画要有“历史的同情”。在当时这不是一件艺术品，而是政治情报。然而就像所有绘画一样，当它的功能性、它的第一效果——宗教的、宣传的，或“政治情报”的性质——被岁月和历史洗净、遗忘，它的第二效果，即今人所谓观赏的、审美的、文物性质的种种功能，逐渐显示。
西方艺术也是一样。委拉斯开兹画的一幅幅公主肖像，精美绝伦，今日的观众谁会在乎那是陪嫁品？年幼的皇家女当年远嫁奥地利王室是因为西班牙国力衰弱，公主被国家刻意安排了一桩政治婚姻，以便挽救朝廷。她不到二十岁就死了，四幅无与伦比的肖像至今挂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而不是她的祖国。
我年轻时相信“艺术至上”，只看绘画的用笔、色彩、韵致、气息，现在我明白使一幅画好看的原因远不止所谓“绘画性”、“艺术性”。《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绘画的瑰宝，异常动人，但它背后的故事，同样动人。
可惜顾闳中没有其他作品传世，不然我们就能从他自己的不同作品中探寻绘画与讯息的神秘关系。
2006年11月30日
历史的叫喊
t…x…t＿小＿说天堂
以我的偏见，话剧《白鹿原》可能是林兆华导演最好看、最富野心，也最有力度的一次舞台实验。《南方周末》就此采访他，林导反复叨念两小时的舞台表演太难表达原著的长度与丰富，好像很对不起原著似的。可我一点不在乎这部话剧和小说的关系。多年前，我手里曾经拿到过小说《白鹿原》，读了头一章，再也读不下去，此后只记得主角连娶几位老婆，都死了。我说不出一部话剧与一本布满字词的小说应该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应该没有关系——谢天谢地，话剧《白鹿原》的每一分钟我都看了进去，并自以为借此目击了小说《白鹿原》试图揭示的历史与人事。
在我看过的中国本土当代话剧中，这是一部以正剧所可能具有、应该具有的堂堂魅力，而调动了悲剧、喜剧、历史剧、荒诞剧、实验剧诸般元素，使之交相奏效的作品——论及话本的经典性、历史跨度、舞台表演、演员的阵容与传奇性，《白鹿原》仍然无法超越《茶馆》（哪一部现代中国话剧能够超越它呢？），但我以为，《茶馆》本该展开的时代景深、本该持续的历史追问，以及，这景深与追问本该诉求于话剧艺术的种种可能性、开放性与实验性，在林导演的《白鹿原》中获得大胆的应答。就此而言，林导演超越了他的前辈，换言之，他的前辈原本就期待并乐于看见话剧舞台终于出现这样的作品，一如我们所见证的历史——空前伟大而悲惨的这段历史——早就等待着无情的追究与质问。
我不懂得怎样评析《白鹿原》的话剧美学。剧情无须复述。以我的直观——观众只能直观——话剧只是活人、语言、动作、场景。我被话剧《白鹿原》所震动的不是剧情，而是历史的叫喊。当林导演指使原乡的农民在剧情首尾登场狂叫，剧作自身即已被这狂叫所震撼，并由此获得生猛的基调与狂暴的形式：那是历史的无情、绝望、不屈，是北国乡民千载以还遭遇骤变的大喜大悲、大恸大惑，还有，大茫然。
是这叫喊的设计，豁然超越了作为历史剧的《茶馆》，超越了《茶馆》开场那位敲更者与说书人：那位旧时代的符号被巧妙地赋予意识形态，在向六十年代的观众倾泻历史悲情的同时，颂扬着新中国与新社会。日后，老舍的生命为这意识形态的真实剧情所吞噬。今天，我们看见，从《茶馆》说书人与整部话剧所遮蔽的历史深处，涌出这群被林导演纵容上台放声叫喊的真农民。他们从未被允许放声叫喊自己的命运，尤其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叫喊。
至于中国农民的种种特质——淳厚、狡猾、刚直、愚鲁、善良、残暴、犹疑、顽劣、顺从、坚忍……这种种特质在百年革命的血腥变乱中被唤醒的毁灭性与承受力，被演员们表达得即便不算淋漓尽致，亦足鲜活而泼辣。真正的中国农民：乡党、乡绅，以及乡村族谱的种种角色，从被遮蔽被歪曲的历史中，闯入舞台，成为主角；而国共两党的内在关系与历史形态因之获致相当可信的真实性，以至不是我们在观看，而是我们被这真实所逼视。
这是原著的功德，不过若非演员的真身、舞台的效能，小说的字词恐怕很难具有这股生命感与说服力。而在把握整部剧作的悲剧性与史诗感之时，林导演——我不知道他以何种观念或方式——回避了所有可能的老套：历史温情、伤感主义、伪乡土气息、革命浪漫主义、卑劣的说教、前卫的噱头……他似乎以一种小心翼翼的决心，断然赋予全剧从头至尾的粗鲁感，以及，我愿意说，一种暴烈而诙谐的男性气质。
在传统现实主义美学与实验话剧之间，林导演是一位奇怪而难以替代的中介者。相对于前辈，他的实践迹近叛逆，相对于今日的实验话剧，他可能是稍嫌温和的前辈。他的路数与招式，譬如在《厕所》，尤其是《赵氏孤儿》中，已经成为他醒目而惯常的个人风格。话剧《白鹿原》大胆启用原乡的农民、地方曲调，还有真实的羊群，但认真说来并未造成手法的惊异：使我惊异的是这种林兆华式的招数释放了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曾预料的激情——我不能想象假如去掉我称之为“叫喊”的设计，这部愤怒的精力弥漫的历史剧会不会更精彩。除了首尾两次酒神精神般的集体叫喊，哭丧叫魂的原乡歌调在剧情中一次再次忽然发作，犹如见血的刀痕，刺耳的配器使这部话剧获得史诗的量感、音域，尤其是，残酷的效果。
陈忠实与林兆华都为《白鹿原》付出了各自的挣扎。我相信，陈忠实乐于看见他的小说在舞台上变得这样残酷——不论是谋杀、通奸、抉择的大痛、事变的惊骇，还有，革命的卑鄙一面，总之，在剧情中，在演员丰沛的表演中，均被注入残酷的快感。我观剧，看电影，向来为感官所牵引，弄不清情节：不论小说还是话剧，我至今说不出《白鹿原》的故事梗概，但在观看话剧的两小时中，我时刻听到历史的叫喊。这叫声可能被数十万言的小说闷住了，但在林兆华一手摆布的舞台上，农民，终于肆无忌惮叫喊出自己的历史。
200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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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谈鲁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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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是谁》的演讲中，你讲到“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与此类似的是否还有一批他同时代，而后在1949年选择去了台湾的学人，同样陷入这种“公案”中，如胡适、梁实秋等？陈：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鲁迅的工作。我不是学者，居然一再谈论鲁迅，是为了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诸位同意鲁迅被扭曲，那就有可能同意：被扭曲的是我们自己。
五十年代初鲁迅被神化，同时是胡适的被妖魔化。当政府为鲁迅补办国葬时，胡适批判在全国范围展开，他的书被全部禁止，就像鲁迅的著作在台湾也被一律禁止。此后至少两代人，在大陆读胡适、在台湾读鲁迅，都是准政治行为，都有政治危险。所以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关于鲁迅，也不是关于胡适，而是我们几代人被控制被洗脑的漫长过程。
这一洗脑过程，在大陆，采取同一模式，就是：在各个领域选择民国时期某一位人物，以“政治上的正确”给予褒扬、抬高，不可怀疑，不可反对，直到被神化，同时，贬斥该领域其他重要人物，批判、压制，直到被抹杀、被遗忘。以下一组粗略的名单，是人文艺术领域的小公案：
在文学界宣扬茅盾、巴金，封杀沈从文、张爱玲的所有小说；在思想界抬高艾思奇，贬低冯友兰；在史学界抬高郭沫若，抑制陈寅恪——说起来不伦不类，郭沫若的身份严格说来并不是准历史学家，但解放后他公开批判自己在民国时期的创作，从事历史与考古学——再譬如音乐家，我们从小只知道聂耳和冼星海，长期不知道黄自和黎锦晖，因为不准播放他们的歌曲；美术界则高度肯定徐悲鸿，批判刘海粟、林风眠，停止出版民国美术的非左翼作品；在演艺界，推崇梅兰芳，抑制程砚秋尚小云等名家；电影界，除了民国时期左翼人物被启用，非左翼电影人逐渐消失……
以上人物和鲁迅、胡适的名声不能等量齐观，但大致是学术艺术领域中第一流人物。其中，凡是被抬高利用的“正角”多半死去或建国初期死去，譬如徐悲鸿和梅兰芳，很方便被神化。在世的则比较难办，譬如郭沫若，他到“文革”时期的表态更进了一步，公开宣称要烧毁自己的所有著作，事实上，他在民国时期的文艺创作并未再出版。至于那些被批判的“反派”，长期处境难堪：冯友兰很早作出公开检查，自我羞辱；沈从文完全放弃写作，并曾自杀；刘海粟成为右派；林风眠六十年代被逮捕监禁；民国时期广有票房的京剧名角，诸位可以阅读章怡和女士的《伶人往事》，就知道他们解放后从萎缩到灭绝的命运。
到了“文革”时期，几乎所有“正派角色”，亦即解放后的无产阶级文艺家，也几乎全部遭殃。所以“反派”人物远远不止这份名单。其中凡是留在大陆的，不容许他们出现在任何媒体，凡是走出境外的人物，迅速被抹杀，即便出现他们的名字，也是诸如梁实秋等被鲁迅骂过的人物，但我们不可能读到梁实秋的任何文字，不知道他也骂过鲁迅，而鲁迅文字中没有提到的人物，便自动消失。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代人才逐渐知道学者傅斯年、罗家伦、陈寅恪、钱穆、钱锺书，小说家沈从文、废名、张爱玲……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目前就我记忆，列举以上这些。
在这些人物中，鲁迅和胡适名气最大，代表性最强，被贬褒的规格也就最高。
最近二十多年，政府相对理性，逐渐松动意识形态封锁，历史景观得以局部恢复，相对正常的学术研究成为可能。但是，长期以政治目的切割历史，因人废言，成为一种思维模式遗留给我们几代人，成为我们的细胞，甚至基因。譬如当胡适和大批民国人物的学说著作逐步解禁、公开谈论后，随即出现一种相反倾向，即贬斥鲁迅、褒扬胡适。这些议论部分言之成理，胡适的再出现也确实有益于了解鲁迅，但如果今天我们还在二者之间试图厚此薄彼，刻意贬褒，就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魔咒，因此，同样扭曲。区别，只是过去被迫扭曲，现在主动扭曲。
鲁迅、胡适，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物种与生态的问题。他们二位的是非，牵涉复杂的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心理问题，这里不展开。我的意思是说，人不免有所偏爱、有所倾向，但前提是有所判断、有所选择。从五四直到1949年，中国幸亏有一位胡适，也幸亏有一位鲁迅，幸亏有人反对胡适，也幸亏有人反对鲁迅——在他们二位之外，中国还幸亏有其他不同主张、不同学说、不同性格、不同来历的人物。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鲁迅被独尊、胡适被批判，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抹杀，总的目的，就是剥夺我们的常识、判断与选择。这种剥夺的后果，是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我们从此失去选择、失去记忆，最后，失去历史。我爱鲁迅，自以为熟读他的著作。八十年代以来，我开始读到胡适的著作、梁实秋的散文，还包括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等其他民国文人的作品——我发现，我喜欢梁实秋的散文，喜欢沈从文与张爱玲的小说，2007年我读过的最好的书，就是胡颂平编写的《胡适晚年谈话录》，我同时发现，阅读民国其他作者的作品，使我对鲁迅的敬爱与了解，获得更深的理由，这种了解，有一部分即来自胡适。
五十年代初，当中国神化鲁迅、批判胡适时，胡适正在纽约流亡，他知道对他，对死去的鲁迅，发生了什么，他有一次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大家会说，这是一面之词，不可能得到鲁迅的同意或反对，因为鲁迅那时已去世将近二十年，但不论我们是否相信，或怎样解释这句话，胡适说了这句话，这句话也说出了胡适，并说出了五四那代人的关系。
一个文人艺术家身后的毁誉，不绝于史，本来不奇怪，但像鲁迅与胡适这样的公案，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是否曾经发生过。孔夫子自称“丧家狗”，不是因为政治迫害，而是报国无门；诗人屈原投江的原因之一，是失宠于楚怀王；画家毛延寿被皇帝处死是他隐瞒了王昭君的美貌；纪晓岚得罪了主子，被放逐新疆，结果乾隆帝想念他，又将他召回来；至于司马迁、嵇康和金圣叹这些人物的致残和致死，是属于言论获罪。这类记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