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废集_陈丹青-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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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怎样“自觉破除那种强加的误导”，我的意见，是先从语言开始，从我们张口说话开始。我们几代人，包括今天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一开口，一下笔，都是党的语言，党的文化，除了这种语言，我们没有别的语言，没有别的表达方式——但这个问题太大了，这里不展开。
《笑谈大先生》说了鲁迅的好看好玩，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些评价，说一些人，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这点真的显出有“不仅还原鲁迅，还还原着一个时代”之感。希望仍以这样生动可信的方法，为我们再画一个时代轮廓背景里的鲁迅像。
陈：这也是多读书的问题。“事功”在鲁迅之上的人物，民国时代太多了。譬如鲁迅是晚清的留学生，早期留美学生中有位詹天佑，曾经建立大功劳，就是发明了“人”字形铁轨，修成京张铁路。留日学生中有位大名鼎鼎的秋瑾姑娘，为了反清，脑袋给割下来。鲁迅从来没有发明任何有用的工具，也没有为革命蹲过一天监狱，更别说献出生命，他只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叫作《药》，算是纪念秋瑾。
可是我以为这几千字，可能比秋瑾姑娘的牺牲更有价值。秋瑾献出自己的性命，未能阻止在她身后多少百万的性命继续牺牲，白白死掉。鲁迅借她这条性命告诉大家，中国的许多场革命何其虚枉，中国的亿万百姓何其昏昧，多少烈士以为一死之后，可以唤醒大众，可是后来几十年，上百年——容我说句残忍的话——成千上万的烈士真是白白死掉，他们以为自己的血可以免除民族的罪孽，结果我们的种种罪孽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今天社会上许许多多悲惨离奇、卑鄙无耻的事，在秋瑾和鲁迅的时代，不但没有，而且说给他们听，他们根本听不懂。
可是民众不仅不想到感念烈士，而且多数早给忘了。鲁迅在二三十年代的几篇杂文中就写道，民国人早已忘了建立民国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现在大家看看，什么七十二烈士，什么秋瑾姑娘，包括《药》这样的小说，包括小说中揭示的道理，多少人记得？多少人在乎？这就是鲁迅的小说的厉害——在中国，你为大家死，你死了也白死，而鲁迅呢，我看是写了也白写，他的书写的残酷，犹如血迹，是让人看了害怕而厌恶，赶紧清洗掉，弄得不像出过血才好。
所谓“事功”，大约是指某人为社会、为国家做成什么事情，可是我用这个词，意思是我们怎样看待一位文学家，怎样看待一件毫无用处的文学作品。现在对鲁迅的许多非议，其中一条就是说鲁迅只管批评，没有正面的建议。这话很好听，仿佛很正确，也是今天经常听见的漂亮话，说是许多知识分子只知道批评，不做实事——没错。鲁迅不会建造青藏铁路、不会弄个卫星升天，也不可能发明一项手机功能，或者给诸位找份工作，加点工资，教你怎样升官发财……中国这一百多年关于物质的事功，何止千万，诸位今天大学毕业，如果以为多少万年薪，弄个公寓，买辆好车，便是人生的大幸福，大目的，那真是别去读什么鲁迅与胡适，不如痛快赚钱，或者赶紧做官，任期内闹点政绩，拆几条马路，圈几块地皮，撵走居民，盖几座高楼，那才是伟大的事功啊！在《鲁迅与死亡》中，记得有说鲁迅写故友或纪念文字，总能击中人心，音容笑貌愈加清晰，但后人再来写故去的鲁迅，却是越描越模糊。为什么意识形态会戕害人心到这个地步呢？
陈：鲁迅是个至情至性的人，鲁迅又是现代中国罕见的文体家。有这两条，鲁迅的文章这才深沉动人。所谓“意识形态”教育的恶果，一面是泯灭人性，一面是破坏文体。为什么文体那么重要呢？因为感情性情，人皆有之，但你得将复杂细微的内心情感说出来、说得好，却是非常难。别说悼念文章，就是哭丧也要绝好的技巧。我在乡下插队落户时，亲眼见过发丧的家族特意花钱请乡里公认的专业哭丧人，调动情绪，营造气氛，那是哭得来出神入化，从低音到高音，从喃喃私语到放声号啕，那节奏、音量、姿态、表情的控制，简直叹为观止……这样来比喻鲁迅的文章，固然不妥帖，不过诸位要是读一读鲁迅的书，再查对文章写成的日期，你就会发现，鲁迅几天前写写调皮的短文，今天沉痛地悼念朋友，再过几天，他又去写妙趣横生的时评，或者老老实实的学术文章。
其实民国时代，连朱德这样的武人悼念母亲的文字，也是质朴真挚，比今日的文人写得好。那时的文人描述亲友，悼念故人，有不少好篇章，譬如朱自清的《背影》，虽然我不认为写得那么好，但也情性毕露，很可读。
这五六十年，全社会发展出一整套语言，煽情、造作、夸张、空洞，打开电视，几乎每个节目主持都用这种语言说话，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这样说话，即便说的是真人真事、真挚的感情，语言却是空洞、夸张、造作、煽情，而且大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我们是从丧失语言开始，丧失了传统、丧失了天性。你去听听一个幼儿园孩子说话，说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已经造作不堪，不像一个孩子的说话。但这个题目太大了，今天也不展开。
鲁迅其实有比较长的教书生涯。他是个好老师吗？是怎么样风格的一个老师？他有情感传奇，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你也曾教书。对他的教书经历，有过特别的关注、兴趣和研究吗？
陈：鲁迅的所谓“师生恋”，在民国人物中并不格外“传奇”，算不得“轰轰烈烈”。当时著名的恋爱太多了，暗中的罗曼蒂克故事也不少。单是第一代共产党内的爱情故事就多得很，不方便说，可以公开说的，譬如徐志摩与陆小曼，徐悲鸿与孙多慈，都是有名的例子，在当时公开登报的……胡适与原配白头到老，名声很好，但他与美国恋人几十年的情书，台湾早已出版，他女朋友不止一位，当然都很得体。那位曾经要和鲁迅打官司的顾颉刚，在原配之外曾长期追求一位刚烈的革命女生，书信日记里是死去活来，那女同志解放后还在政协做官。被军阀枪毙的著名报人邵飘萍，三房夫人，都是红颜知己，大好人。北大前校长蒋梦麟丧妻后，与一位女子的婚恋在台湾闹得一帮老朋友伤透脑筋。还有左翼大王、文化主管周扬同志的发妻，是一位大家闺秀，变卖家当支持老公闹革命，结果周扬去延安后将她抛弃，娶了新人，一直瞒着，以至含辛茹苦的夫人得知后，发疯至死。另外，建国后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茅盾先生也有一场漫长的婚外恋，那女子解放后还写了痛苦的回忆。
鲁迅因为被独尊，所以他的所有故事被放大，挡住了许多民国往事。现在，民国史料大量面世，我们可以自己看一看。上海老中医陈存仁先生的《银元时代生活史》，其中写他和章太炎、于右任、吴稚晖的亲身交往，充满细节，好看极了。譬如于右任曾经长期躲在上海的妓院，不是为了风流，而是为了清静，又譬如吴稚晖，自己德行还好，却非常喜欢讲黄段子，逗人乐。
我不曾特别留心鲁迅的教书生涯。鲁迅不自恋，很少谈自己，谈起来，只是自嘲，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譬如教授啊、名人啊、导师啊，要么从不说起，要么就是嘲笑。可是民国的老师普遍有师德，爱学生，例子很多，举不过来。
鲁迅与年轻人的关系十分著名，生前不知帮助过多少年轻人。给他画封面的画家陶元庆夭折了，他来出钱造坟。韦素园和瞿秋白死了，遗稿都是他亲自整理，花钱出版。这些人都比他年轻十几二十岁。有些晚生后来背叛他，攻击他，鲁迅至死也并不因此失去对别的后生的好心意。而胡适对学生和年轻人也是关爱提携，不遗余力，经常慷慨出钱赞助。他提倡新诗新文学，可是自己缺少文学的才华，有位年轻诗人他赏识，可惜名字我忘记了，这小年轻老是跟他开口要钱，他也居然一次一次给，一百银元，甚至两三百，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文革”中自杀的前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胡适就曾非常赏识，亲自介绍他到清华学明代史，吴晗不久入了地下党，解放后出任北京市副市长，还不得不批判恩师胡适之。台湾那位李敖年轻时穷困，就曾得到胡适的资助，现在李敖为了感谢他，还要自己花钱在北京大学给胡适造个铜像，我猜北大不会批准的，虽然北大的光荣，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和胡适很有关系。
鲁迅教书的细节，据学生回忆，一是清晰，一是好玩，经常逗得哄堂大笑，有位北大学生听他的课，笑得受不了，说是“好玩死了”。我只记得一个细节，是他文学史课讲到古代舞女一种发型，那发型的字，很古僻，又说到一种舞姿，是身体向后仰，鲁迅就当场作出向后仰的姿势，弯腰弯到支持不住，几乎倒下去，于是直起身子，说：“非不为也，余不能也。”我猜，其实鲁迅哪里看见过魏晋隋唐的舞女怎样跳舞，他是从古书古画中看来，凭自己想象，当场做点动作，然后特意用古语说：“不是我不愿意呀，是我学不像呀。”逗大家笑笑。
好了。我现在也来借这句话：“非不为也，余不能也。”——今天给大家勉强讲鲁迅，应该到此为止了。
2008年3月16日写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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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知青运动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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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见到年纪青青的农民工、保安、小姐、女招待，就觉得我曾和他（她）们是一路人。区别自然是有的：知青是城里人，民工是乡下人，我们“闹革命”，民工讨生活，但两拨人都在青少年时代开始了大规模而被指定的流放与流浪——蓬头垢面，胡乱吃饭，在任何可以躺倒的地方酣睡，然后做工、打架、偷窃、写日记、等信，以各自的方式耍弄小聪明，试图逃开同伙，指望有一天不再是知青或民工。不过我们远比民工优越，因为有历史的名份，被称作“知青”。此番出现在画展中的家伙们尤其幸运：只因为当年喜欢画画，结果老来居然能够算是一种资格，集体举办画展纪念所谓“知青运动”，同时纪念——甚至带几分炫耀——我们的青春。其实发起“知青运动”哪里轮得到知青，我们只是被“运动”的分子；每一代人都有青春，我们的青春换得异样的说法，乃因撞上非常时代，于是仿佛有异于常人。“青春无悔”这句话早已是知青的同义词，我却听之茫然，无如改一字，叫作“青春无伤”：幸亏我们一路画了下来，不然倒是要“悔”之不迭：老来下岗、沦落、穷愁，是绝大部分老知青的宿命，而喜欢画画的青年何止千万，画画之外，他们哪来什么适足夸示的美称？
所以我们这一小撮人真是好福气。
这回的展览将会挂出一些什么画，此刻没见到，不好说。知青主题早已过时了，而当年知青画的画，与有关知青的主题，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身份，后者是作品。二者重合，也有的，譬如上海知青画家的先驱：徐纯中、刘柏荣，既是知青，又画知青。1974年全国美展有一幅很好的油画，画一群知青刚到乡下，欢笑着，排排坐，作者周树桥并不是知青。定义知青绘画是件麻烦事：论作品，知青主题是“文革”绘画一部分，难以另说；论身份，则曾是知青的画家与别种出身的同行没两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各有追求，画路不一，而今聚拢玩一回，各人大抵有职有衔，有头有脸，不再是当初混在山沟草泽的小知青。
“知青”的意思，是非常时期集体失学的少年。“知青画家”证明了什么？很简单：没有学院，绘画并非不可能。虽然今次展览的作者几乎都在“文革”后考入美术学院，但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也就是今日艺术学生从附中、大学到研究生这一年龄段，我们都在乡村或农场度过，学画的来路，其实取非正式的师徒制——在欧洲于十八世纪、中国于二十世纪出现现代制式的艺术学院之前，传授绘画技艺无非各种各样的师徒制。中国古昔的画院也是师徒制，并非今日学院分科列系那一套。我所谓“非正式”，是在“文革”乱世，嗜画的少年不可能正式拜师，但我敢说，每个知青画家少年时代都有一位，以至几位开蒙的恩师，追随左右，日后闯荡江湖，更有缘巴结各省市美术长辈，寻求点拨，获得提携，这些长辈或许无名，但都是每位知青画家终生感念的老师。
此外，一个没有学院、媒体和艺术批评的年代，知青画家充任彼此的学生和老师，私心倾慕、私相仿效。青春贵在友谊，习艺的良友尤其珍贵。那十年，绘画是唯一的快乐、希望，这希望的快乐乃是从知青同类而照见自己：于是拼命画画，求上进。知青画家的“业余性”另是一种珍贵的激励，失学不要紧，我们服膺领袖的训导：“干就是学习。”知青绘画的集体模式都一样：跳过漫长的训练，直接画创作，在创作中学会怎样描摩一张脸、一群人，以及，一道荒诞不经而被严格指定的革命主题。这样子学画，既困难，又容易，我是宁可被绘画折磨，也不愿领教如今学院的教条：考试、论文、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们不敢说要比此前此后的专科艺术学生画得更好，怕也并不更差，倘若撞见可畏的后生，我会如阿q般闪过一念：呜呼，老夫瞎画到今朝，亦算不易。
再此外，“文革”之于青年的利用与捉弄，另有一番纵容：权威的职业画家那时全部被打倒，论资排辈，暂告中止——舞台忽然空了出来，于是我们被怂恿。你是知青吗？毫无学历，会画几笔，便直接调到省市机构去画画，就我所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甚至有脱产的创作组，或者，我们全都有幸被当时的所谓“美术学习班”召集，每人一块大画布，各自逞能。现在不可能有任何机构愿意组织类似的学习班，撮拢流窜的艺术毕业生痛画创作，管吃管住，所以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并不全是罪孽，这一层，每位知青都对“文革”心存怀念，不是怀念灾难，而是乱世侥幸，竟成全了我们的画笔。
而最初的觉醒者、怀疑者也是知青：新中国第一批婴儿的成长是见证时代灾祸的全过程，即便没有参考架构，我们仍然有理由被认为是思考的一代，至少，“文革”阅历是我们足以平摊的财富，善用者，收获可观：如今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与思想领域，有分量有担当的学者大抵当过知青，知青出身的小说家是八十年代新文学主角，知青画家的表现似乎稍逊，尽管今日官方美术界与学院主事者，多有知青背景——所谓知青运动，是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数十万知青以光荣始而被遗弃终。我们不是革命者，但亲历革命的后果；我们不曾参与建设，但个个目击背后的代价；过去三十年，社会经已草草安顿并打发了知青一代，此后人到中年晚年，一事无成，既不如上一代标榜革命而创建国家，也不及下一代，能以可度量的各种专业标准跻身国家栋梁。从祖国的花朵、红色青年，直到回归芸芸草民，其中千分之一，略有所为。每代人大约如此，多数隐没，个别彰显，我们，居然只因画画而安身立命。后起的青年才俊足以淹没我们，知青画家们早已从“文革”的美术舞台全数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