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菊与刀-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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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人来说，要想理解日本人这种关于美德的看法，那么可以参照一下美国人是如何看待金融交易的、以及每个交易都是如何规定对违规行为的制裁措施的。比如在美国，任何一个公民都应该如实地履行合同。要是有谁想巧取豪夺，美国的法律对他决不宽容。个人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不仅银行会综合考虑申请人的还贷能力，债务人也会认真考虑银行贷款利息的高低，以及能够贷款金额的大小。在涉及到钱的问题上，美国人所要考虑的事情是与爱国感、爱家感完全不同的。对美国人来讲，爱是一种心灵的感受，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而那种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感，也只有在这个国家受到外敌的武装侵略时才有实质的内涵，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为这种爱国感是和人类邪恶的本性不相符的。与日本人天生的先入为主的报恩、赎罪思想不同，美国人认为儿女只是应该同情并援助贫困的双亲，认为丈夫只是应该不对妻子实施暴力，认为家长只是应该抚养子女。但是所有的这些既不可能像金钱上的往来那样分得清清楚楚，也不可能像事业上的成功那样获得应有的回报。与美国人关于债务清偿及违约制裁的逻辑一样，日本人的报恩思想也是非常强烈的。在美国，一个人如果违约了，那么对他的制裁可能是用他的抵押来付清所有的本息，而在日本，对不报恩行为的惩罚可能更加严格。对日本人来说，报恩不是在一些紧要关头如两国间宣战或父母病危的时候才凸显的事情，而是一种深刻笼罩心头的阴影。这就如同纽约的农民时刻担心着自己的抵押、华尔街上股票刚刚脱手的资本家眼睁睁地看着股市飚涨一样。
日本人把“报恩”这种行为按不同的规则分成了好多种，但每种恩情都是无论过了多长时间、或是做了多少努力，还无法彻底还清的。对于同等厚重的恩情哪个先报，哪个后报问题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对于那种永世难报的恩情，日本人称之为“义务”，认为：人们永远连那份恩情的万分之一都无法回报。这种难以回报其万分之一的恩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即“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栽培之恩，即“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都必须履行的。日本的小学之所以被称为“义务教育”，是因为实在是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词能够比“义务”更贴切地表达必须的意思了。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可能会使人们在尽“忠”尽“孝”过程中对某些细节问题有所调整改变，但这种义务整体上来说还是对每个人都有强制作用的。
日本人责任与义务一览表：
一、恩情：恩情是指被动发生的义务。我们往往说一个人“受恩”、“身受恩宠”。如果从接受者的被动角度来讲恩情是一种义务。
皇恩——从天皇那得到的恩惠。
亲恩——从父母那得到的恩惠。
主恩——从主人那得到的恩惠。
师恩——从师长那得到的恩惠。
在人的一生中人会在与各种人交往的过程中得到不同的恩惠。
注：所有对自己施恩的人都被称为“恩人”。
二、恩情的相应义务：每个人都必须“还债”，每个人都必须回报“恩人”的恩情。也就是说，从偿还者的主动角度讲报恩也是一种义务。
1、义务：无论如何努力回报，无论过了多长时间，这种恩情都是无法全部还清的。
忠——对天皇、对法律、对日本国要忠，这是每个日本人的义务。
孝——对双亲、对祖先要孝，对子女要精心照料。
敬业——对自己的工作要热爱，要有责任感。
2、以下的恩情是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以同等同量的恩情加以回报的。
（1）对世界的所负有的义务，包括：
对君主的义务
对近亲的义务
对那些施与自己恩惠的人的义务。比如接受了他的金钱、善意，以及工作上的帮助（如工作搭挡）等。
对非近亲（如伯父、伯母、表兄妹、堂兄妹等）的义务，这并不是说自己能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什么恩惠，而是念于大家都是旁系亲属、共有一个祖先的缘故。
（2）对自己名誉相当于德语中的（die Ehre）名声所负有的义务：
当一个人受到侮辱，或遭到失败时，每个日本人都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报复或复仇的方式来为自己“洗刷”污名（注：这里的反击、报复行动不应被看作是对他人的侵犯）。
每个日本人都有不承认自己在专业上无能和无知的义务。
每个日本人都有遵守日本礼节的义务，行为应该文明规范，在生活中不做与自己身份不符的事情，在不如意的时候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感情等等。
第四部分第31节：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2）
日本人所理解的“忠”、“孝”两种“义务”都是无条件的。这样，作为日本美德核心的“忠”、“孝”就和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对国家尽忠和对父母尽孝道的思想区分了开来。从七世纪开始，日本就广泛吸取了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精髓，所谓的“忠”、“孝”都是汉语中的字眼。但是，两国间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相反，在中国人眼中，“忠”、“孝”是有条件的，而“仁”，也就是英文中的“benevolence”（慈善、博爱），是比“忠”、“孝”更高境界的美德，西方人所指的有关人们交往的美好关系都可以用“仁”来表达。父母必须具有“仁慈的心”。同样，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理所当然地可以揭竿而起。“仁”是使他人忠诚的先决条件。帝王皇位的巩固和人们对文武百官的服从全在于统治者施与“仁政”。中国的智者在与人们的交往中也讲究“以德服人”。
日本人并不看好中国的这种伦理道德观。杰出的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谈及中世纪中日两国的差异时写到：“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的绝对权威不相容的。所以，即使是只作为学术理论，我们也从未全盘接受过这种观点”。①事实上，“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之外的，它从未享受过在中国伦理体系中如此崇高的地位。在日语中，“仁”被念作“jin”，但字形还是与中文中的“仁”一样的。“行仁”或“施仁”即使是对身居高位的人来说也不是必须具备的品德之一。由于“仁”被排斥在日本的伦理道德体系之外，因而当人们提到“仁”的时候，更多联想到的是积德行善之类的事。比如热衷于慈善事业、要求赦免犯人以便使自己名垂千史等等。但这些的确只是工作之外的事，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如此。
当人们提到“行仁义”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隐含的意思就是“作法律规定范围以外的事情”，这种行为经常被流氓地痞们视为美德。比如在德川时代，武士们是佩带双刀的，显得十分威武。而那些无赖则只佩单刀，他们所谓的“行仁义”就是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如果一个犯了事的歹徒要求窝藏在另一个帮派里，那这个帮派为了避免这个歹徒的同伙将来寻衅报复，只有把他藏起来，这种作法就是地痞流氓们通常所理解的“行仁义”。现代社会中，“行仁义”更不是什么好词，人们只有在谈及如何惩罚那些不良行为时才会使用这个词。正像日本媒体所披露的那样：“现在，在日本国内，地下劳工到处‘行仁义’的作法仍十分猖獗，对此，我们必须严加惩处。警方也应加强对此类不法行为的取缔力度。”毫无疑义，这里的“行仁义”当然和那些被流氓地痞们称为荣誉的“强抢明偷”活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日本中，经常会有一些小包工头会像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码头上的意大利籍工头padrone那样，自己私下和一些不熟练的工人订立非法劳动契约，自己承包一些工程，然后以非常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获得高额的利润。这些在日本也被称作“行仁义”。中国的“仁”的概念在这里已经完全走样了。②日本人就是这样大肆地篡改、贬抑了中国价值观、道德观的核心内容，同时又没有其他新的内容能够使“忠”、“孝”两种“义务”变成有条件的，因而孝道在日本就成了无条件地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是父母的恶行也要无条件的宽恕。只有当对父母的“孝”与对天皇的“忠”发生冲突时，人们才可以以“忠”为重，放弃尽“孝”的义务。此外，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子女尊敬，也无论父母是否破坏儿女的幸福，尽“孝”对子女们来讲都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近代的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农村大灾荒时，有些父母为了一家大小的性命，往往会将自己的女儿卖去妓院挣点钱。一位乡村教师为了挽救自己的学生，就向村人借了一笔钱，想把自己的学生赎出来。没想到这笔钱还没被派上用场，就被这位乡村教师的母亲挪用了。其实，这位老师的母亲并不穷，她自己经营着一个规模不小的餐馆。这位老师知道钱是自己的母亲偷的后，出于“孝道”，只能自己来背这个黑锅。他的妻子不久发现了真相，于是写了一封遗书，说钱是自己拿的，然后自己怀抱不满周岁的小孩投河自尽了。事情最后被传开了，但这位母亲在这场悲剧中究竟应负多大责任，对此，人们仍是众说纷纭。事后，那位教师尽完孝后，只身前往北海道去磨炼自己的人格，以求在今后类似的考验中能够更加坚强地应付。当然，这位老师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但在美国人看来，应该为整个悲剧负全权责任的是那个偷钱的母亲。然而，我的那位日本朋友却强烈反对我这种美国式判断。他说，孝道常常会与其他道德观发生矛盾和冲突。如果片中的主人公足够聪明的话，他能找到一条既能“尽孝”又能“无损于自己尊严”的折中的办法。但是，如果那位教师为了保全自己而谴责母亲，哪怕只是在心里谴责，这在日本的道德观中也是不能容忍的。
不论是小说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青年人在完婚后都必须严格履行“尽孝”的义务。除了少数特别现代的家庭之外，在日本社会中，人们仍然认为由父母通过媒人来为儿子选择结婚对象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件事上是家里说了算，而不能由儿子自己来做主。这其中的原因不仅是涉及门当户对问题，更主要是因为那媳妇也将被载入家谱，为他们这个家族传递香火。一般的惯例是媒人安排一次非正式的见面，双方的家长也都参加，但男方和女方在初次的见面中并不相互交谈。有的父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通过婚姻与名门望族拉上关系，虽然这种婚姻往往意味着男方要付出巨大的花费；也有的父母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儿子挑一个人品好的姑娘。主要是稍有孝心的儿子都会遵从父母的意见的。特别是长子，以后是要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因而对家长们来说挑选儿媳妇非常重要。众所周知，婆媳关系一向都是不好处的。婆婆总是爱挑媳妇的毛病。纵然是儿子、媳妇非常恩爱，相处非常融洽，只要婆婆不愿意，就可以把媳妇赶出家们，解除儿子和她的婚姻关系。在日本的小说和个人自传中，很多都描写了作他人妻子的艰难，而且也对丈夫的痛苦作了充分的描述。当然，丈夫是为了“尽孝”而迫不得已地解除与妻子的婚姻关系的。
第四部分第32节：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3）
一位现住在美国的比较“现代”（Modern）日本妇女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在东京时曾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妇女由于得罪了婆婆，被迫与自己深爱的丈夫离别。当时，她身患疾病，心力交瘁，却从未说过自己丈夫半个“不”字。渐渐的，她把全部期望都倾注到了自己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可谁知孩子刚一出生，婆婆就带着自己唯命是从的儿子来要小孩。当然，按常理说这小孩是应该属于男方家的，婆婆也有权利把孩子带走。可哪知婆婆把小孩一带走后就立即送进了孤儿院。
上述的这些例子涉及到了孝道，也都提到了子女们是如何来偿还父母的“养育之恩”的。而在美国，这些都会被看作是外界对个人追求幸福权利的干扰。日本人之所以不把这看作是外界对他们生活的干扰，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打心底认为自己是欠父母“恩情”的。就如同美国的故事中都是描写一个特别正直诚实的人是在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之后才还清欠债一样，上面的这些例子实际反映了日本人将什么视为美德；反映了日本人是如何在证明自己的意志力足够坚强，以致可以承受任何磨难赢回自己的尊严。然而，无论这种磨难表面上显得是如何的崇高，其结果都是令人非常愤懑的。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缅甸，当人们谈到“最令人憎恨的事物”时，人们的答案是“火灾、洪水、小偷、官吏和坏人”；而在日本，人们的答案却是：“地震、打雷、老人（如一家之长和父亲等）”。
与中国所说的孝道不一样，日本人在“尽孝”时，不会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祖先，也不会后推到同一祖先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人概念中的祖先只包括当代的前辈先人。每年日本人都会对祖坟墓碑上的文字更新一遍，以便确认死者的身份。当后人无法记得先人的具体情况时，他也就不再是后辈“尽忠”的对象了，家里佛龛上也不会有他们的灵位了。日本重视的那些“尽孝”的对象只限于那些在脑海中还记忆犹新的先人。他们很注重现在。许多评论家都曾坦言：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缺乏思辨的能力和抽象思维的能力，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然而，他们这种观点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把“孝尽”的义务仅限于活着的人之间。
不论在中国或日本，“尽孝”不仅仅指对父母和先人的服从和尊敬。在照顾子女这个问题上，西方人认为这主要源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先天的责任感，而东方人则认为这是在给祖先“尽孝”。日本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他们认为：对祖先“尽孝”的最好办法就是像父母照顾自己一样精心地照顾自己的儿女。日语中没有特指“父亲对子女的义务”的专门词汇，因而这类义务全都包括在后辈对父母及对祖父母的“尽孝”范围之内。“尽孝”给一家之长规定了很多义务：如抚养子女；让儿子或弟弟接受教育；管理财产；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亲戚及其他无数类似的责任。在日本，家庭的制度化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种种规定，严格限制了对其“尽孝”的人数。按照日本的这种规定，儿子死后，要由父母来抚养儿子的遗孀和子女。同样，万一女儿丧夫，父母们也要收养自己的女儿及其子女。但是，是否要收养丧偶的外甥女或侄女就不在“尽孝”的义务之内了。如果收养，那也完全是在履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义务。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精心的照料是在履行自己“尽孝”的义务，而若想抚养、教育自己的侄甥辈，习惯的作法是把他们过继为自己的养子，否则的话，那就不是叔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