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菊与刀-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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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受辱的观点，也是不被日本人所接受的。　　　　
　　　　在日本有经常公开倡导这种“晨浴”式的报仇理想的传统。这其中不乏许多家喻户晓的事例和英雄故事，最脍炙人口的恐怕要数《四十七士》的故事了。这些故事都被编入教科书，导成了戏剧，拍成了电影，印成了通俗读物。现在它们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中有很多是描写人们如何来面对偶然的失败。例如，有一位大名让他的三个家臣一起来猜猜他的名刀是谁打造的。这三人便各自提了一个名字，等请的专家来后，专家说只有名古屋山三一人准确地说出了这把刀是出自“村正”之手的。另外两位家臣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便要伺机杀掉山三。其中一个人趁山三熟睡的时候用山三自己的刀把山三刺了，但山三并未被刺死。此后，那两个人还是不甘心，更是寻机复仇，最后终于把山三杀了，保全了他们自己的所谓的“对名誉的情义”。　　　　
　　　　还有一些故事是说，即使是自己的君主，在必要的时候也是要向他复仇的。按照日本的伦理观，“情义”就意味着家臣一定要对君主“尽忠”，同时，如果家臣感到受到了君主的侮辱，也必定会向君主复仇。德川将军家一位家臣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家臣听说，德川曾在背后说他是个“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会是一个死相很难看的人”。这对一个武士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耻辱。于是，这位家臣发誓，至死也不能忘记这等羞辱。当时，德川刚刚定都东京，主要着手于平定各地叛乱、统一全国。于是，这位家臣暗中勾结敌对诸侯，内应外合，纵火烧毁了东京，顿时整个首都废墟一片。他认为这样就向德川报了仇，实现了“对自己名誉的情义”。很多西方人在讨论日本人的忠诚时，都觉得日本人的忠诚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有很多很虚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不了解对日本人而言，“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可以是背叛。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挨了打会成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样。　　　　
　　　　日本历史故事中永恒的主题是报复：一种是向你犯错误而他却没有犯错的人进行报复；另一种是向侮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君主。这两个报复的主题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很常见，情节也多种多样。但在日本当代的历史故事、小说及纪录片，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尽管日本人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报仇，今天日本人在现实生活的复仇行为并不比西欧的多，甚至比西欧的还要少。这并不意味人们对他们的名誉不再看重，而是意味人们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日益由进攻性的演变成了自卫性的。人们对耻辱感仍然看得很重，但人们现在更多地是以自我麻痹来代替争打独斗。明治维新以前，由于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击的复仇可能性还比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人们越来越难进行复仇行动。如果真的要复仇，那也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人们可以玩弄一些伎俩向敌人进行报复而使对方毫无察觉。这点多少有些像古代故事中的做法。为了不让对方察觉，主人将粪藏在精美可口的食物中，而客人竟也真的毫未觉察。可是今天，就连这种隐秘的手段也很少能够被应用了。今天，人们只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这种侮辱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就是继续对这种侮辱怀恨在心，从而使自己一事无成。　　　　
　　　　


第五部分第43节：洗刷罪名（6）

　　　　由于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等都很敏感，因而很容易恼恨自己，怪自己没用，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近几十年，日本小说的趋势就是反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是如何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彻夜难眠的。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厌烦了一切：他们厌烦日常生活，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他们的厌倦感并不是由于他们未达到理想，并不是说与理想的宏伟目标比起来，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显得虚无漂渺；同时，这种厌倦感也不是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因为一旦日本人有了崇高的使命感，他就不会产生厌倦感。不管这个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日本人特有的这种厌倦是一种过于感伤的疾病。他们由于害怕遭人拒绝便把这种恐惧感藏于内心深处，最后他自己都迷失了。日本小说中所描写的厌倦心理状态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不同。在俄国小说中，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对立是小说主人公一切苦闷的根源。乔治·桑塞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经说过，日本人没有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澄清自己对日本人厌烦根源的看法，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他们这种人生哲学是怎样形成的。的确，日本人的这些观点与西方人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同时也说明日本人的这种做法是与日本人动不动就抑郁是有很大关系的。与美国不同，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的民族。而美国的小说不太涉及烦闷的题材。美国小说往往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咎于性格缺陷，或社会的虐待，但他们很少单纯描写这种厌烦。描写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有一个原因，作者总是让读者从道义上责备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以及渔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说的，日本的小说所暴露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漂荡。不论小说的主人公还是作者都认为没有必要对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进行分析，他们不想弄清阴云都是从何处而来的。人们觉得，忧愁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因而人们也都很容易伤感。古代英雄惯于向敌人进行攻击，他们则把这种攻击转而向内。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忧郁是没有原因的。虽然人们有时也找些事件当作原因，但更多情况下这些事件只不过是一种象征罢了。　　　　
　　　　自杀是现代日本人采取的最极端的攻击自己的方式。他们觉得用比较得体的方法来自杀可以洗刷自己的污名并给世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美国人觉得自杀只不过是人们因彻底绝望而试图自我毁灭的表现，因而他们对自杀是持否定态度的。日本人则不同，他们认为自杀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是应该值得人们尊重的。在特定情况下，自杀是保全人们“对名誉的情义”的最体面的方式。这就像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以及那些避免当俘虏的士兵们一样，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那些在年末还无法还债的人，那些因工作失职而引咎自杀的官员，那些因在现实中无法结合而同归于尽的恋人，以及那些反对政府迟迟不对中国宣战的日本志士等等，最后都只有以种种自虐甚至自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有些日本的权威人士说，这种自杀现象是日本最近出现的新事物。但很难判断这是否是事实的真相。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表明分析人士们过分渲染了日本最近自杀率的上升。按自杀比率来说，其实上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德国的自杀率要比日本任何时代都高。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日本人很偏爱自杀这个主题，这就如同美国人对犯罪的切身感受一样。与杀别人比起来，日本人更愿意导出一系列自杀的事件。用培根（Bacon）的话来说，日本人就是把自杀当成某种最中意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case）。在这种事件中他们可以得到某种无法释意的满足。　　　　
　　　　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社会中的自杀事件更富自虐性。历史故事中武士之所以选择自杀，很大程度上是想避免朝廷不光彩的刑罚。这就像西方士兵为了不受绞刑或者不至被敌军俘获后倍受侮辱而宁愿被枪杀一样。日本武士选择切腹自尽的道理和普鲁士军官被允许秘密自杀是一样的。因为犯罪的普鲁士军官知道除了一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还能挽回他的名誉，这时他的上级就往往会在他卧室的桌上放上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日本的武士也是一样的。死是必然的，只不过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罢了。过去日本保全名誉的方法是向他人报仇，残害他人，现在人们往往把暴力转向自己。在封建时代，自杀说明一个人非常勇敢、果断，而今天，人们选择自杀则意味着他们主动选择了自我毁灭。在日本过去的两代中，每当人们感到“世界的混乱与无秩序”、感到“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感到需要用“晨浴”以洗净污秽的时候，人们就越来越倾向于自杀，毁灭自己，而不是毁灭别人。　　　　
　　　　不论是在封建时代还是在近代，自杀都是人们为达到目的而最后使用的手段。但在近代，事态的发展有所变化。在日本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在德川时代，幕府一位德高望重的顾问担任将军监护人的职务，在一次推荐将军人选的事情中，他曾经在其他顾问官和将军代理人面前袒腹抽刀，威胁说如果不采纳他的意见，他就要以切腹来表明自己的忠心。最后这种威胁手段奏效了，他推荐的人顺利地继承了将军职位。这位将军监护人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不用再自杀了。用西方语言来说，这位监护人是在用“切腹”压倒一切反对声音的。而在现代，这种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已不再是一种谈判手段了，它最多也只能算是为主义殉身。因为当时的多数情况是他所提主张未被采纳，或他自己反对的某些条约已经签字生效了（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并影响舆论，他只有选择真的自杀了，而不是说摆摆架式吓唬吓唬人就能奏效的。　　　　
　　　　


第五部分第44节：洗刷罪名（7）

　　　　现在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人们在自己的“名誉”受到威胁时更倾向于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自己，但这种倾向并不是意味着人们一定得采取自杀这种极端的手段。自我攻击有时也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那种在日本知识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厌倦情绪。这种情绪之所以在这个阶层中广泛蔓延，是有它充分的社会学原因的。现在知识分子普遍过剩，他们在等级制中缺乏安全感。只有相当少数的人能够大展宏图。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当局觉得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很反动，使这个阶层更加受挫。日本的知识分子常常认为：西化给人们思想上带来了迷惑，才使人们更加的茫然和挫败，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贴切。典型的日本人在情绪上都会经历一种从强烈的献身感、贡献感到极度厌倦的过程，很多知识分子就亲身经历了这样一种心理摧残的过程。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很多日本人也是用这种传统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厌倦情绪的：他们高举国家利益的旗号，把攻击的矛头再次从自己内心转向了外部。他们大肆发动对外极权主义的侵略战争，并在斗争中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们走出了自己内心的黑暗世界，重新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的源泉。日本人坚信，虽然他们自己个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能摆脱精神上的压抑，但日本这个民族在对外发动战争时却是无往而不胜的。　　　　
　　　　现在，战争的结果宣告了日本人上述的想法是错误的，因而日本人再次陷入了心理上的消沉之中。不论当时他们的动机如何，日本人仍然很难接受目前的现实。这种向外扩张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一位东京的日本人说：“解放了也好，我们再不用担心炸弹了。但一下子没有仗打了，我们也好像没有了目标。每个人都恍恍惚惚，干起活来也打不起精神。我自己是这样，我老婆也是这样，所有的日本人都像病号一样，干什么事都慢腾腾、无精打采的。人们都纷纷抱怨政府无能，没有对战后的清理及救济工作进行妥善的解决。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官员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这种危险的麻木状态与解放后的法国是差不多的。这个问题在德国投降后最初的六至八个月里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在日本这种情况则成了问题。美国人是可以充分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心情的，但同时，日本人却又对战胜国如此友好，这是让美国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他们以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欢呼来欢迎美国人。这些人的表情既不抑郁，也没有怨声载道。用天皇在宣读投降令时的话来说，日本人是已经接受了任何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在接受现实后又不全力重建家园呢？在战胜国联合占领时期，日本人重建家园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占领军并没有对每个村庄都进行占领，行政事务的管理权仍掌握在日本人自己的手中。但当时的日本民族似乎对自己的事情漠然置之，全都在欢笑、都在致敬，都在欢迎占领军的到来。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复兴的奇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军队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所向披靡，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岛屿。　　　　
　　　　但是这并不是说日本这个民族变了，它的确丝毫未变。日本人还是按他们的性子来办事的。他们可能有时特别努力，而有时却又极度懒散，消磨时光，日本人在这两种情绪中不断摇摆是很自然的。当前，日本人的主要精力是希望在战败后还能够保全荣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因而，许多日本人认为依赖美国是达到此目的的最安全办法。既然要倚赖美国，很努力、很积极反而会招人疑忌，还不如消磨时光。于是，在日本国内当时的消沉情绪蔓延成风。　　　　
　　　　但是，日本人绝不会沉浸于消沉。“自己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起来”，这既是与当前日本提高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相一致的，也是和战争期间广播的宣传辞令相吻合的。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与消极无为作着斗争。1946年春天，一面是日本报纸仍在大肆地宣扬：“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而另一面却到处都是狂轰乱炸后废墟的瓦砾以及处于瘫痪状态的公共事业。这对日本的名誉该是何等玷污啊！日本人还对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大加责难，说他们意志消沉，居然选择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他们的可怜相！日本人知道这些呼声都是为了保全日本人的名誉。而且每个日本人都希望能倾注自身最大的努力，将日本建成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的国家。那固然也是为了名誉，但方向却全然一新了。如果未来大国间能够保持和平，日本是能够走上这条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保全名誉，这是获得他人尊敬的前提条件。至于采取何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决定。情况变了，日本人就依据变了的环境来采取相应的新的方式。与西方人不同，在日本人看来改变并不涉及到一个人的品德问题。而美国人却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即使失败了，我们的信念也不变。在欧洲，到处是战败的人仍在进行一系列的地下活动。而在日本，除了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外，根本没有什么抵抗组织或地下组织还在和美军的占领部队较量。从道德角度上讲，日本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