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菊与刀-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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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惨坏悴恍栌昧ΑＵ庵志辰缇褪恰耙坏悖∣ne－pointed）”。该行为所产生的图像与行为者内心所描写的形象完全一致。
即使最普通的日本人也要努力达到这种“圆满”境界。英国研究佛教的权威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在谈到一位女学生时说：“她来到东京一个著名传教士处，说希望成为基督徒。传教士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想乘飞机。于是传教士就让她说说坐飞机与入基督教有什么联系，她说，坐飞机要有一颗非常镇定、遇事不慌乱的心，而这只有经过宗教训练才能获得。她认为基督教可能是最好的宗教，因此前来求教。”①日本人不仅能把基督教和飞机相联系起来，而且他们还能把“镇定、遇事不慌乱”与应考、演讲和政治生涯都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一点”能力对从事任何事业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好处。
许多文明都发展这种训练技巧，但日本人训练的目标与技巧具有完全独特的性质。更加有趣的是，日本的很多修养术都来自印度，在印度它们都被称为瑜伽。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控制感觉的技巧至今仍能显示出与印度修行方法的相近之处。二者都同样重视“空灵（排除杂念）”、“体静（身体静止）”，以及成千上万遍地反复诵念同一句话和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标志。甚至印度的术语在日本也通用。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之外，日本的修养术与印度的修养术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第六部分第60节：自我修养（3）
瑜伽派在印度是一个极端禁欲苦行的教派，它认为这是一种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方法。除了这种解脱（“涅”）外，人别无其他解救之道，而获得解救的障碍则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只有通过忍受饥饿、自取其辱、自我折磨才能消除。人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脱俗入圣，位列仙班，从而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瑜伽是一种摒弃世俗世界，逃脱无边苦海从而得以解脱的修养方法，同时又是一种控制精神力量的方法。越是极端苦行，就越能尽快实现目标。
这种哲学在日本属于异类。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的思想从来没有成为日本人民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教义被少数僧侣所接受，但从未对民间思想习俗产生过影响。在日本，没有把鸟兽鱼虫看作是人的灵魂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葬礼和诞辰庆典也没有受到过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涅思想也不是。一般民众对它一无所知，僧侣们也对它进行加工改造甚至使之绝迹。有僧侣学者断言，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即在此时此地，人在松树和野鸟中都能“涅”。日本人从来都不会对死后的世界有任何空想和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从不讲死人的故事。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人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龛中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没有第二个佛教国家使用这种语言。当一个民族对一般死者用如此大胆的尊称，它当然是不会追求涅之类的困难目标的。如果一个人怎样都能成佛，那就不用使肉体终生受苦去努力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了。
正如该教义在日本是异类一样，肉体与精神也是不相容的。瑜伽是一种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欲望寄于肉体之中。然而日本却没有这种教义，“人情”并非魔鬼，而且感官享受乐趣也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唯一的条件就是感官必须为人生的重大义务做出牺牲。在日本人对待瑜伽的方法方面，这一信条已经在逻辑上扩展到了极端：不仅一切自虐性苦行被排除了，而且这个教派在日本也不是禁欲主义的。他们的“悟者”虽然被称为“隐士”并过着隐遁的生活，但一般仍与妻子同住并过着安逸的生活。娶妻生子与超凡入圣没有一丝半点的矛盾。在佛教的最通俗的教派中，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从未发现接受灵肉不相容的说教是件容易的事情。顿“悟”者是得自于自我冥想和质朴的生活，而不在于衣衫褴褛、禁绝声色犬马之娱。日本的圣人们整天吟诗作对、品茶对饮、观花赏月。现在的禅宗甚至要求其信徒尽量避免衣不足、食不足和眠不足这“三不足”。
瑜伽哲学的最终信条在日本也属于另类：因为这是种认为可以把修行者引入一种忘我的天人合一境界的神秘主义修行。无论是原始部族的民众、伊斯兰教的阿訇、印度的瑜伽修行者还是中世纪的基督徒，虽然其信仰各异，但是推行神秘主义的修行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都体验到“人世所没有的”快乐。日本虽然也有神秘主义修行法，但却没有神秘主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入定，其实他们也能的。但他们不把它称作“超凡入神”，而是把这种境界看作修炼“一点”技能的方法。他国的神秘主义者说，入定时五官会停止活动；禅宗的信众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入定会使“六官”达到极其灵敏状态。通过训练位于心中的第六官，可以使其支配平常的五官，不过，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都要接受特殊的训练才能入定。禅宗修行者的一项练习是要听足音来准确地跟踪其足迹；或者在三味境界中仍能辨别诱人的美味。嗅、视、听、触、尝都是“辅助的第六器官”，人要在这种境界中学会使“各器官都非常灵敏”。
对于任何重视超感经验的教派，这都是非同寻常的现象。即使在入定时，参禅者也不想游荡于自身以外而像尼采（Nietzsche）所描述的古代希腊人那样，“保持原状，保留名分”。在许多日本佛法大师的言论中，有很多对这种见解的生动描写。而这其中讲得最精彩的是在十三世纪创立曹洞宗（Soto cult of Zen）的高僧道元，至今该宗仍是禅宗中最强大和最有势力的教派。谈到自己顿悟（satori）时，他说：“我只知道眼睛是在鼻子之上的……（禅的体验）并不神秘。犹如时间自然流逝，太阳东升西落。”②禅学著作也不认为“入定”体验能够给人以力量而不是能培养自我修养能力。一位日本佛教徒写到：“瑜伽认为通过冥想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但是禅宗不采纳这种荒谬的说法”。③
瑜伽派以印度教派为基础的各种观点，就这样被日本完全抹杀了。日本人极端喜爱对事物限定，这自然让人联想到古希腊人。他们把瑜伽的修行方法理解为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自我修养方法；还理解为为使人与其行为之间毫无空隙可言，从而达到“圆满”境界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很有效果的自我依靠的训练方式。它的回报就在此时此地，因为它能够使人们最有效地应付任何局面，只要付出恰到好处的努力它就能使其控制胆大妄为的心，所以无论外来的身体上的危险还是内心的激情，都不会让他慌乱。
这种训练对僧侣和武士都有相同益处，准确地说，正是日本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在任何其他地方，你都很难发现他们会像日本人这样，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如何格斗，而不是用它来追求神秘的体验。在日本，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时起就一直这样。十二世纪日本禅宗的开山鼻祖荣西（Ei－sai）就写了巨著《扬禅保国论》（The Protection of the State by the Propagation of Zen），而且禅宗还培养了武士、政治家、剑客和学生以实现其非常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所说，在中国，没有任何迹象会使人想到，他日禅宗传到日本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禅宗和茶道、能乐一样，完全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也许想象得到，这种神秘的教义主张从内心进行直接体验，而不是从经典中寻求真理的观念，在十二、十三世纪社会动荡的年代，在逃避尘世的僧院中流行起来，但绝不会想到武士阶级会把它作为生活准则，而实际情况恰恰如此。”④
第六部分第61节：自我修养（4）
日本许多教派，包括佛教和道教（Shintoist）都特别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这类神秘修行方法。其中有些教派把这种训练的成果看成是上帝恩宠的体现，其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助（tariki）”，即靠他人的帮助，亦即仁慈的上帝。有些教派，以禅宗为最，则强调“自助（jiriki）”。他们教导人们，潜力只存在于自身，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潜力。日本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符合他们的性格，无论作为僧侣，或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施教者——他们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即通过禅宗修行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修禅所追求的目的，就是在自己身上可以发现光明，根本容不得半点的阻搁。要铲除路上一切妖孽，……遇佛杀佛，逢酋灭酋，遇圣屠圣，只有照此去做才能得救”。⑤
探索真理的人，不论是佛祖教导、祖宗经典还是神学，都不能接受任何间接的经验。“十二篇佛因缘经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研究它虽不能说毫无益处，却不能使顿悟的灵光一闪。有一本禅语对话的书中记载，一个新人求禅僧讲《莲花经》（Lotus of the Good Law）。禅僧讲得头头是道，弟子却失望地说：“这是为什么？我还以为禅僧您蔑视一切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呢！”禅僧回答说：“禅并不是一无所知，禅只是相信真知在一切经典之外。你并不是来求知的，你只不过是来求解佛经的罢了”。⑥
为了教给弟子如何“求知”，禅师们所传授的是传统的训练方法。训练既有肉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但不论是哪一种，训练者最后都必须在内心意识中取得一定效果。剑客的参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他必须经常练习只属于“能力”范围的基本刺剑动作，但他还必须学会“无我（muga）”。最初，他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撑自己身体的那几平方英寸地板。这块窄小的地板逐渐升高，直到剑客学会了立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就像置身庭院之中一样，那时他就得到“真知”了。他的心不再会因为有晕倒的感觉和摔交的危险而背叛自己了。
日本的这种站柱术只不过把人们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Saint Simeon）派的立柱苦行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修养方法。它已经不再是苦行了。无论是修禅还是农村中的许多风俗习惯，各种身体训练都经过这种改造。潜入冰水和站在山泉瀑布下这类苦行修炼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有的是为了锻炼身体，有的为了祈求上苍的怜悯，有的则是为了入定。日本人最喜欢的苦行是在天亮之前站或坐在冰凉剌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冰水洗澡三次，但其目的是锻炼自我意识，直到觉不出痛苦。求道者的目的是训练自己能够冥想而不受外界干扰。当他意识不到水的冰冷，在寒冷的清晨身体也不颤抖时，他就“圆满”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回报。
精神训练也必须同样恰如其分。你可以请教老师，但老师也不会对你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指导”，因为你从自身以外学到的不可能是有用的东西。老师可以和弟子讨论，却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进入新的知识境界。老师越是粗暴，对弟子的帮助就越大。当老师突然打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把弟子摔倒，或者用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在这种冲击下，弟子就会像触电般地顿悟，因为这打掉了他的自满。在僧侣们的书中，这类故事比比皆是。
“公案”是师父们为使弟子努力开悟而最爱用的一种方法，字面的意思就是“问题”，据说有1700多个。禅僧轶事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竟费时七年之久并不足为奇。“公案”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合理的解决。比如“设想一只巴掌怎么能拍响”，或者“思考自己没有出生时母亲分娩时的情景”，以及“背着尸体迎面向我走来的是谁？”，“向我走来的人是谁？”、“万法归于一宗，那一宗又归于什么地方呢？”。在十二、三世纪以前，此类禅语曾在中国使用过。在引进禅宗的同时，日本也引进了这种参禅方法。但在中国，公案没有生存下来；而在日本却成了达到“圆满”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禅的手册中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含着人生的困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入绝境的老鼠”，“吞烧红的铁球”的人或“想叮铁块的蚊子”。他加倍地努力，横在他的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终于被除去，犹如一道闪电，“公案”与心融为一体，他就顿“悟”了。
第六部分第62节：自我修养（5）
读了这些描写神经紧绷的努力后，如果再在这些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所得到的真理，你会感到失望。例如，南岳（Nangaku）花了八年时间思索“往我来者何人也？”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结论是：“即使此地有物，也随即失去（Even when one affirm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hee； one omits the whole）”。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定的模式，可从以下数句问答中窥见一斑。
徒问：“我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曰：“谁使你受到束缚？（即谁把你绑在轮回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谚语，就是“骑驴找驴”。他们要学的重要的“不是渔网和陷阱，而是那些用工具来捕捉的鱼和兽”。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学的皆与困境无关，这是一个二难推理，其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天目，现有方法即可解决问题。一切皆有可能，无需借助外力，只需自食其力即可。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真理追求者所发现的真理，而在于日本人如何考虑探索真理，因为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一样的。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bricks with which to knock upon the door）”。“门”就装在未顿悟的人性的周围墙上，这种人性不但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而且总是幻想有许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进行褒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有切身体会的“耻感（haji）”。一旦把门敲开，人就进入自由的天地，人就把砖弃之一旁，再也不用去解答什么公案了。功课已经修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解脱了。他们拼命钻牛角尖，“为修行”而变成了“咬铁块的蚊子”。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在“义务”与“情义”，“情义”与“人情”以及“正义”与“情义”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并且获得了自由。他们首次充分“体验”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muga）”的境界。他们的“修炼”成功地实现了“圆满”的目标。
禅宗的权威铃木（Suzuki）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入迷境界”（ecstasy with no sense of I am doing it），“不用力”。⑦“观我”被根除了；人的“失我”，就是指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观察者。铃木说，“随着意识的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事者和观察者。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行事者（真我）要求摆脱（观我者）束缚”。而当“悟”时，弟子发现，既无“观我者”，也无“作为不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no soul entity as 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