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菊与刀-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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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称为日本”，“根本难以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会是什么样子。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谴责。“人们不会觉得天皇应该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人来承担责任，天皇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即使日本战败了，所有的日本国民仍然会继续崇拜天皇。”
第一部分第9节：战争中的日本人（4）
在美国人看来，只要是人就免不了会受别人的怀疑和批判。因而他们对日本国民对天皇的顶礼摩拜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即使在日本战败后，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态度和看法仍然没有改变。经验丰富的审讯官都觉得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记上都写下“拒绝诽谤天皇”的字样，因为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天皇，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和盟军有过合作、并帮助过盟军对日军进行颠覆的人。在所有审讯战俘的口供中，只有三份不同程度上表示过对天皇的反对意见。一份比较露骨的提到：“保留天皇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只不过是个傀儡罢了。”第三份则只是提到：“如果天皇将皇位让给皇太子，而在皇太子执政期间废除了君主制的话，那么日本青年妇女就会像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一样得到解放了。”
因而，当日军将领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时、当他们在天皇生日那天率领部下向东方三拜并高呼“万岁”时，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举国上下对天皇的崇敬。在“部队日夜受到敌军轰炸时”，日本将领们会带领部下一起早晚共吟天皇亲自在“诏书”中向军人颁赐的“圣旨”，“朗朗诵声在树林中徐徐回荡”。军国主义分子极力用尽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之情。他们号召所有官兵要以对天皇的敬爱之情来“实现天皇的愿望”、“消除天皇的困扰”，并愿意“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的尊崇却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只要天皇下令，即使只有一根竹枪，日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日本人就会马上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停止斗争，连最彪勇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不另外。”“只有天皇的诏书才能使日本国民接受战败这一事实，并为了战后家园的重建而继续生活下去。”
日本人对天皇是毫无保留的无限忠诚的，而对其他的人和团队又是无比的吹毛求疵，这两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论是日本的报纸、期刊杂志还是其他战俘的供词中，都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部领导人的批评意见。战俘们公开指责那些前线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对那些自己坐着飞机撤离，而让士兵们自己抵抗到底的指挥官，日本战俘们更是深恶痛绝。一般来说，战俘们对有的军官赞赏有加，而对另一些军官却严厉谴责。这说明日本人并不是缺乏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即使日本本土的报纸、杂志也有时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指责，他们要求更强有力的政府、更高效的组织协调部门。他们甚至抨击政府限制了言论自由。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7月，一些报纸编辑、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政党头目和皇家顾问联盟的相关领导人在一起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东京一家报纸对此次事件进行了相关报道。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认为唤醒国民良知的办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言论自由。这么多年来，日本国民都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害怕讲了些什么后会受到责怪。他们疑心很重，往往只是表面应付，做事缺乏气魄。这样，还有什么人民大众的力量可谈？”另一位发言者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进行座谈，问他们对好多事情的意见，可他们就是唯唯诺诺不肯开口。当人的言论自由都没有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刺激人们战斗的意志呢？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日本国民的言行深受限制。因而他们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唯唯诺诺、胆小如鼠。内在的战斗力也不可能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时，日本人也批评政府、军部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并没有全盘地盲目地接受等级制的一切规则。然而，在对待天皇这个问题上却除外，天皇不会受批判。直到近代，天皇的至高无上性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他会如此受到人们尊重呢？日本人的性格中的什么因素会使天皇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呢？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同样，只要昭令一下，日本人也会老老实实承认战败的事实，接受占领。这种看似滑稽的现象是会将我们的研究引入歧图呢？还是会指引我们寻找真理？
日本人的这些关于战争的看法不仅影响了日本国内人们的态度，而且也影响了前线军人的思想。比如一般的日本人都有反物质主义的倾向，对天皇都虔诚崇拜。其中有些关于战争的看法深深影响了日军的战斗风格，比如只要取得胜利，不会考虑牺牲的人数。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危机总指挥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媒体的宣传口径与美国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国官方认为，之所以授予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勋章并不是因为他使日军开始考虑要不要卷入冲突。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正是在尼米兹公报上所确认的。美国觉得：授予麦肯因将军勋章是因为他成功挽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了基地。这篇报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件真人真事，而不是虚构的。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但是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美国，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被授予勋章。”
第一部分第10节：战争中的日本人（5）
一次次的救援行动，一批批对落难者的救援物资都让美国人深深地感动。对美国人来说，“雪中送炭”不仅仅只是英雄主义的行为。而日本人所理解的英勇是排斥这类救援行动的。他们甚至将美国人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的行为称作“懦夫行为”。日本的报纸、广播不断地谈论着这个话题，只有置生死于不顾的冒险精神才是最高尚的，小心谨慎、提前预防是无价值的。这种指导思想在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医疗用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量都将是一个问题，而要治疗这些伤员简直就是在浪费资源。时间一长，补给上的困难致使本来就很少的医疗服务变成了空谈。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在这里，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起了重大作用。日军士兵往往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我们这样对病者的治疗实际上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这就好比要在轰炸机上安上安全设备一样。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经常去看内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伤病患者的关注和怜悯要远远地超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关于这一点，即使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常常谈论到。这种对弱者的关照对日本人来说是很陌生的。在战争中，日军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伍，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进行最及时的抢救；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对医疗药品补给就更不用说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为了避免麻烦，干脆把伤病员干掉了。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由于欠缺考虑，日军往往在伤病员还没被转移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还有医院的阵地上撤退了。在敌人就要占领这个阵地的时候，日军医院的负责人才开始执行所谓“撤退计划”。其实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临走时先将伤员全部杀掉，或是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可以用处理废品的方式来对待本国的伤病员，那么他们对待美军战俘的态度显然也不会好到哪去。依我们的标准，日本人不仅对美国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Harald W。Glattly）讲述他自己的战俘经历时说，在他被监禁在台湾的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享受的医疗待遇要比日军好。在俘虏营中，盟军的军医经常照顾盟军的战俘，而日军却几乎连一个军医都没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给日军战俘看病的唯一的医务人员只是一个非专业的下士，后来变成了一个巡官。那个巡官说他自己一年也就只见过军医一、两次。
比日本这种不计较伤亡人数思想更极端的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后，发觉自己根本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会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很光荣，而且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名字会很快通报给他的祖国，以便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平民，他都不会觉得有任何愧对家族的地方。然而，日本人却不这么想。荣誉就是战斗至死。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军进行自杀性的冲锋。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投降。如果日本士兵由于受伤或丧失知觉而作了俘虏，那他就“再也没法在日本抬头做人了”。他丧失了名誉，那个以前的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本军规中有上述的规定，但在前线却显然没必要再对此进行特别的教育。日军忠实实践着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一个人独自来或两、三个人结伴来“投降”的情况就更少了。在西方国家里，有个公认的原则是如果阵亡者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这个仗就不值得再打下去了。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比1。日军在霍兰迪亚（Hollandia）第一次大规模投降中，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为1比5，这与北缅的1比120比起来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了。
第一部分第11节：战争中的日本人（6）
所以，在日本人看来，那些美国战俘光是投降这件事就够让人觉得可耻的了。即使没有受伤、或得疟疾、赤痢等病，也已经是个“废物”，没有资格在被称为“完人”了。许多美国战俘都坦言，在俘虏营里大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会极大地刺激看守。在日本人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比做战俘更让人感到可耻了，而美国人居然不懂得这个，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另外，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一些命令，也是日本军官要求俘虏营的日本看守们必须遵守的。在夜间集合或是乘坐拥挤的运输船转移，对日本看守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了。尽管日本哨兵只是要求美国战俘不要公开违抗规定，要他们慢慢学会如何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可美国战俘还是觉得哨兵的管制太严。战俘们白天外出修路或上工厂做工时，按规定是禁止从外边把食物带回来的，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地包起来，不让上头发现就行了。但是，一旦被发现，那就是犯了滔天大罪，就意味着是在向日本哨兵的权威挑战。公然向权威挑战，哪怕只是“顶顶嘴”，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是很讨厌顶嘴的，在军队中对顶嘴的惩罚更加严格。由于文化习惯不同，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在俘虏营中，对于“恶迹”和“叛逆”只能是严惩不怠。
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很多日本士兵深信：一旦被捕，敌军肯定会虐待战俘，甚至会把他们杀死。所以大家更加觉得作战俘是可耻的了。在日本国内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说美军的坦克都是从在瓜岛战役中投降的战俘的尸体上碾过的。也有一些日兵打算投降，但美军很怀疑，为安全起见就把他们都杀了，这种做法却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一个视死如归的日军最大的骄傲就是能与敌人同归于尽。即使在被俘后他们也会这么干。就像一个日本战俘所说的那样：“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临死前不能作出什么壮举那才是奇耻大辱呢。”正是这种思想才使美军倍加警惕，也使日军不愿投降。
投降是可耻的，这一思想已在日本人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这与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战争惯例有所差异，而日本人却视为理所当然。同样，我们的一些行为在他们眼里也不可理解。他们非常吃惊的说，居然会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让自己的家属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至少，日本兵没有想到在巴丹半岛战役中美军会向他们投降，因为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奋战到底呢！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被俘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西方兵和日本兵之间在行为上最戏剧性的差别，是日军在被俘后竟会与盟军合作。日军不知道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应该怎么办。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已没有什么名誉可言，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说：不论战争结果如何，他们都希望能够回国。还有一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他们说：“但是，如果你们规定不许这么做的话，那我就要做一个模范战俘。”事实上，他们比模范战俘表现得还要好：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还为美军写宣传品，甚至还与美国飞行员同乘一辆轰炸机去攻打军事目标，好像他们的生命又开始了崭新的一页。虽然现在生活的内容与过去完全不同，但他们此时的信念却与过去同样坚定。
当然，不可能所有的战俘都是如此。也有少数坚硬不摧的人。而且，对这些顽固不化的人来说，不论最后结果怎样，在一开始就必须先给他们一些好处。因而，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从不接受日本人主动提出的帮助。甚至在某些战俘营，美军根本不打算要利用任何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帮助。在那些接受日军战俘合作的战俘营中，必须首先通过调查消除原本的顾虑，随后慢慢在对日本战俘有好感的基础上建立对他们的信任感。
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