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三国论-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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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空陈群、少府杨阜等上疏曰：尧舜尚茅茨，万国安其居，桀纣作廊台，以丧其社稷。今承丧乱，社稷不安。宜躬行约俭，讲武劝农，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侈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曹睿敬畏之，但不能从。　
　　曹操热中权力，但生活还算简朴，他聚集了众多优秀的人才，不乏公正清廉者，诸如夏侯惇、袁涣、华歆、梁习、郑浑、鲍勋、满宠、胡质、田豫、徐邈等皆不治产业，家无余财。曹睿曾罢黜浮华不务本者，而最后自己却成为最大的浮华不务本者。　
　　曹睿荒亡靡费，且又过于专权，任用非人。杜恕上疏曰：“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三国志·杜恕传》）当初曹操为了代汉，故急需有商韩之术的人，以破儒者。曹操不破儒不得立，是谓逆取。而今魏室得业，当尊儒而抑商韩，以求顺守。　
　　高堂隆上疏曰：“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在封国典兵，构成棋峙，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世代传祚；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三国志·高堂隆传》）曹睿下诏深慰之。鸟育燕巢，是谓魏室将为他姓制御；鹰扬之臣，喻指司马懿。　
　　初，侍中吴质谓曹睿曰：“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三国志·吴质传》注引《质别传》）曹睿忧社稷，问尚书令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三国志·陈矫传》注引《世语》）陈矫是说司马懿可用，但难托。曹睿犹豫不决。　
　　司马懿出兵辽东前，乃谏曰：“昔周公营洛邑，萧何造未央，今宫室未备，臣之责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穷，外内有役，势不并兴，宜假绝内务，以救时急。”（《晋书·宣帝纪》）曹睿已余日无几。　
　　景初二年（238）冬，曹睿寝疾，以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嗣主曹芳。曹宇，曹操环氏夫人生，少与曹睿同住，二人亲密。太和六年（232）封燕王，深受曹睿宠赐。青龙三年（235）征入朝，景初元年（237）还邺，二年（238）夏，复征入朝。夏侯献，夏侯氏族子。曹爽，曹真子，少与曹睿亲，曹睿即位，待之甚厚。曹肇，曹休子。秦朗，秦宜禄子。曹操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吕布使秦宜禄诣袁术求救，袁术留之。关羽屡请曹操，欲得秦宜禄妻。曹操疑其有色，及城陷，曹操见之，乃自纳之，待秦朗如子。后秦宜禄为张飞所杀。曹睿与秦朗亲。时司马懿自辽东返，曹宇劝曹睿，以关中事重，使其径还长安，勿进洛阳。曹睿从之。夏侯献、曹肇和秦朗素恨刘放、孙资专权。曹操曾以刘放、孙资为秘书郎。曹丕更名中书，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皆掌机密。曹睿尤加崇信，每有大事，常听其主张。刘放、孙资惧有后害，乘隙入见曹睿，进行离间。刘放曰：“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陛下忘耶？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侍女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许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与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内外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曹睿听后，怒曰：“谁可任者？”刘放、孙资乃举曹爽，并又建议宜速召回司马懿。曹睿听之，遂更拜曹爽为大将军，又担心其能力有限，任尚书孙礼为大将军长史，以佐之。曹肇闻之，向曹睿固谏，曹睿欲停。刘放、孙资复劝阻，曹睿复听之，终免曹宇、曹肇、夏侯献及秦朗辅政之任。（《三国志·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三国志·刘放传》及注引《世语》）司马懿在汲县，数日内得二诏，前后相违，疑京师有变，遂疾驱入朝。　
　　陈寿记述曰：曹宇性恭良，陈诚固辞。曹睿遂以曹爽代之。陈寿之说可能有误。曹宇同曹睿甚亲，早就应召入朝。受命辅政后，便积极出策，阻止司马懿回朝，不大可能提出辞职。实际上，这是一场辅政权力的争夺。不仅宗族与异姓之间有矛盾，而且宗族内部亦不和睦。曹丕、曹睿排除曹彰、曹植等嫡枝后，是靠启用曹真、曹休等旁杈来卫护的。曹真、曹休两人资历相当。曹丕初以曹真为镇西将军，以对蜀，曹休为镇南将军，以对吴；后以曹真为中军大将军（实际为全军主帅），曹休为征东大将军；临终又以曹真为首席辅政大臣。曹真排前，曹休不满居下。曹睿即位后，以曹真为大将军，曹休为比大将军地位略高的大司马，想以此达到平衡。但是这样的安排收效不大，大将军多实权，大司马多荣誉，裂痕依在，并延及到下一代曹真子曹爽和曹休子曹肇之间。曹睿病危之际，最初把辅政权力基本都托付给了亲族，然而他们之间却分为两派。曹宇、曹肇、夏侯献等为一派，曹爽单独为一派。这使刘放、孙资有机可乘。他俩迅速连结曹爽，最终使曹爽、司马懿赢得辅政大权，而把曹宇等排挤出局。这一结果导致后来司马氏代魏。刘放、孙资保得身家性命，从此便受到司马氏的厚待。吃司马氏俸禄的陈寿大概在这件事上得为刘放、孙资曲笔掩饰一下，把他们构陷曹宇说成其自愿引退。　
　　景初三年（239）正月，曹睿将八岁的曹芳托付于曹爽和司马懿后死去，时年三十四岁，葬高平陵。后司马氏诛曹爽，废曹芳，遂起而代魏。　
　　曹魏政权迅速衰落，除上所述，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就是命运，曹丕、曹睿等皆短寿，而司马懿刚好完成专权而终老。　　　　　　　　　　　　
第21章　诸葛亮辅政　　　　　
　　蜀章武三年（223）春，刘备病笃，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并受遗诏辅刘禅。诸葛亮为首席辅政，主政务，李严为副，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镇永安。刘备死，刘禅即位，诸葛亮封为武乡侯，开府治事，寻领益州牧；李严封都乡侯，加光禄勋，后转前将军。　
　　刘备临终谓诸葛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诸葛亮传》）一般人把刘备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话理解为：如果刘禅不才，诸葛亮可废之自立，即刘备有将基业转给诸葛亮之意（又有人认为刘备这样说是在行欲擒故纵之计）。但是也有人把其理解为：如果刘禅不才，诸葛亮可废之，再从宗子中择立，即刘备授诸葛亮有霍光那样的自行废立的权力。《三国志·孙翊传》注引《典略》及《三国志·张昭传》注引《吴历》曰：孙策临卒，张昭以孙翊（孙权弟）有孙策之风欲之接继。孙策定孙权，但谓张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似有让张昭可废孙权以立孙翊之意。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是能说得通的。我们至少应在刘备说的上下两句话里找到连贯的意思。刘备说诸葛亮之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意为诸葛亮有使汉室再兴的才能，故刘备续说的若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应该意为诸葛亮可行废立。这两句连贯的意思应是：刘备欲能臣诸葛亮辅其能子复汉大业。我们这样来理解，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就清晰了，无谓猜想的那般复杂。刘备上句要诸葛亮定汉业，下句则要以基业相让，这是矛盾的。转刘室为诸葛之业，诸葛亮至少没有了以行统一的名义。　
　　此时，魏吴蜀三家集团各拥一批优秀人才，鼎足之势已成，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已基本结束。成败难以一役而定，将最终取决于治道。我想在此就诸葛亮治蜀的内政和外交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讨论，以明其何得何失。　
　　东汉顺帝时，全国约有户口一千万，人口五千万。益州约有户口一百五十万，人口七百万。东汉末年的杀戮、掠夺、饥荒、疫病及亡匿等，使人口剧减，十裁一二在。《晋书·地理志》曰：刘备称帝，约有户口二十万，人口九十万。《三国志·刘禅传》注引王隐《蜀记》曰：蜀灭时，约有户口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曰：魏并蜀前，约有户口六十六万，人口四百四十万。《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曰：吴亡时，约有户口五十二万，人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兵二十三万。如此计算，三国总人口约计八百万，约东汉五千万的六分之一。这是汉晋间人口最少的时期。晋代魏后，人口开始增长。《晋书·地理志》曰：吴亡，晋约有户口二百四十万，人口一千六百万。约东汉三分之一。尽管这些统计数字不会很准确，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兴衰的情况。　
　　时，南中诸郡反叛，东吴有觊觎之心，北魏随时会犯境。在刘备舍弃荆州、携众南奔那存亡之时，诸葛亮奉命于败军之际，连和孙权打败曹操；这时在益州疲弊、四境危急之刻，他复受任于危难之间，以保家卫国。诸葛亮于建兴元年（223）通好东吴，消解一方外忧；二年（224）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年（225）领兵南征，平定叛乱。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治理初见成效，长此经营下去，蜀汉会日益强盛起来。可他于四年（226）开始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227）率众北驻汉中；六年（228）出军北伐，掀起连年战火。我们又不能不对其治理产生疑问。　
　　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说刘备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蜀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他在上刘禅的《出师表》中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几十年间，益州由富庶而衰穷。　
　　诸葛亮《隆中对》的计策是：刘备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荆益两路向中原，汉室可兴。但因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诸葛亮设计的双刃，成了单刀。诸葛亮需要调整战略。诸葛亮辅政，书杜微曰：“今因曹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三国志·杜微传》）这在总的思路上仍与《隆中对》相符合，先自强，以待敌疲。魏吴中许多大臣都劝谏其主，宜专心于治国，使国富民安，然后可以强兼弱。汉末战乱，国破家亡，三强势均而鼎立，面临的都是相同的情况，宜先固己，而后图彼。　
　　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联合孙权北伐，自率二十万大军准备出征（二十万兵很可能是蜀国的总兵力，他率十万兵较可信）。这是《三国志·刘禅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刘禅三月下诏书中说的，其实，这个诏是诸葛亮写的，刘禅照着宣告而已。蜀汉有二十万兵，以最大限额十人出一兵计算，这时蜀汉当有人口二百万。这二百万人口比刘备时的九十万增加了一倍。数字难免有水分，但人口得以恢复是事实，至少，诸葛亮有能力使大量亡匿漏脱者重新登录著籍的。但自诸葛亮北伐后，人口又开始减少，至蜀亡，人口与蜀立时相差无几。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建兴三年（225）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策得以施行。但因诸葛亮把北伐当成迫切的头等大事去做，故对南中只能施以权宜了。后邓艾兵临成都，刘禅欲南走，谯周曰：“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率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三国志·谯周传》）可见，治夷失偏，蜀汉政权实际上只控制着益州的北部，并未在南方获得有效的支持。　
　　诸葛亮辅政伊始，曹丕遣使入蜀，劝蜀向魏称藩。魏数位大臣亦致书诸葛亮，欲蜀归顺。曹丕这时与孙权断交，故欲结蜀讨吴。诸葛亮作《正议》篇曰：“昔在项羽，起兵无德，虽处华夏，秉帝王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军戒》曰：‘万人敢死，横行天下。’况我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臣僭拟者哉！”（《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时诸葛亮正与吴修盟。如前面所言，蜀采取连吴抗魏之计没有错误，只是应当机智灵活一些，不该一陈不变。曹丕正恨为孙权捉弄，欲加报复。诸葛亮若审时度势，与魏往来，探其意图，仍有两家取吴的可能性。而他却摈弃此策，只认准与吴结交，与魏相抗。　
　　建兴七年（229），孙权称帝，遣使告蜀与刘禅并尊。蜀汉官吏多谓孙权亦是伪立，交之无益，宜显明正义，以绝同盟。诸葛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吾所以不与之计较，求掎角之援也。今若绝交，必为仇敌，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睦，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汉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皆以权意在鼎足，不愿与我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权智力不及北，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沔，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我大军北伐，权上当与我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掠民拓土，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与我和睦，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魏军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乃遣使往吴祝贺孙权正号。孙权与蜀订盟，中分魏土，以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归蜀，司州以函谷关为界一分为二。孙权分魏不过是为自己称尊讨好于蜀的假分，奈何不了魏什么，若刘备、诸葛亮抓住时机与魏签约分吴，那很可能会是真分，吴多半凶多吉少。　
　　诸葛亮既然知道孙吴尚多贤能，将相和睦，不会速战取胜，故对孙权僭越，要行以权宜，如此，那就更该晓得曹魏更多人才，更难攻克，更应施用变策。他可能担心，蜀连魏灭吴后，将因孤弱而难以久存。这种担心一般人都见得到。连弱敌强虽为常计，但却并非定律。既然三国的最高战略目标都是要统一天下，那么结盟便不过是为各自利益而暂行的权变之计，而相互兼并，一决高下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看清楚实质，蜀汉起码应制定两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一为连吴抗魏（正策），二应为结魏灭吴（奇策）。选择前者时，宜采取持久的均势策略，以固鼎足；待强弱消长，再寻衅而动。选择后者时，就应考虑到积极开发治理南中地区（其实对蜀汉来说，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忽略对南中的治理），以备并吴时从此出兵交州，与顺长江东下荆州之兵呼应，夺取荆交利益；亡吴后，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