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三国论-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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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孙盛为东晋学者，东晋偏据江东，类于蜀汉，志欲收复中原，故其学者的观点不免偏颇。其实蜀吴皆由不治相继灭亡，蜀因甚巨，先走一步，吴后来居上，随尘而去。吴得暂存若干年，是幸遇邓艾、钟会之变及司马昭死。
司马昭受诏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十郡，加九锡；闻蜀平，乃表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并为万户侯。邓艾擅专蜀政，司马昭不满，使监军卫瓘喻其须以事相报。邓艾据《春秋》之义，认为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钟会、卫瓘奏其悖逆。咸熙元年（2**）春，诏书槛车征邓艾。钟会遣卫瓘先行收之，随即入成都，独统大军，威震西土。
钟会自谓功高盖世，不欲复为人下，遂与姜维谋反。他欲使姜维将蜀兵出斜谷，自率大众随后，既至长安，便水陆并进，五日可抵洛阳，天下可定。司马昭料到钟会不会是善者，借防邓艾为名，乃使贾充将万人先入汉中，而自统兵十万向长安。钟会得闻大惊，知是冲自己而来，遂呼亲信起事。
伐蜀时，邓艾、钟会二将无隶属关系，并受司马昭节度。邓艾为征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军阶最高，因对伐蜀持过异议，故为偏师；钟会因赞伐蜀，故为主力，但又为司马昭所疑，而出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军阶次邓艾一级。司马昭既然作此制衡，也就不会不在诸军中安插亲信。
时郭太后死，钟会悉请诸军将校为质，矫太后使其起兵废司马昭遗诏示之，胁以服从。卫瓘及钟会帐下督丘建泄露风声，诸军士兵蜂拥而至，杀死钟会、姜维。邓艾兵追邓艾出槛车，卫瓘遣将斩邓艾。
第30章 司马炎代魏，并吴
蜀亡，曹奂进司马昭为晋王，再封十郡，并前共二十郡。司马昭奏复五等爵。咸熙二年（265）夏，曹奂命晋王司马昭戴天子冕冠；设天子旌旗；乘天子车舆；出入如天子，有人警戒清道；享用天子舞乐；司马炎为晋太子。曹奂给晋王司马昭的待遇跟献帝给魏王曹操的待遇几乎一模一样。曹操距驾一步之遥而仙逝，曹丕继而亲御；司马昭仅剩一陛登顶而归西，司马炎从容入殿。秋，司马昭薨，司马炎袭王位。冬，曹奂知天禄永终，禅位于司马炎。司马炎改元泰始，国号晋。司马氏籍贯河内温县，属晋地，其祖世典周史，春秋入晋。故司马昭封晋公，封邑大致为晋地。昔三家分晋，今晋将一统三国。改封曹奂为陈留王。除汉魏禁锢，宗室王公自治封国，并预朝事。异姓功臣上封至公爵，这是为了拉拢。
晋泰始年间，司马炎先后下诏为王凌、王经、邓艾等恢复一些名誉。曹芳终因昏淫失位，故王凌谋废立不足为过，赦免其后；王经坐曹髦死，然守志可嘉，以其孙为郎中；邓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以其孙为郎中。这也是在学曹丕为孔融恢复一些名誉的做法。
泰始五年（269），司马炎有灭吴之志，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出镇荆州，绥怀远近，垦田积谷，甚得江汉人心。羊祜建议可密使益州刺史王浚造舟舰，以备顺流伐吴。司马炎从之。咸宁二年（276），羊祜上疏请求伐吴，谓吴已呈亡形，大晋全线出击，三月之内，必克之。司马炎深纳之，中书令张华、尚书杜预亦赞成，然太尉贾充、中书监荀勖等多谓不可。四年（278），羊祜因病回京，向司马炎面陈其计，宜趁孙皓暴虐之时伐之，一旦其死，更立贤主，则难图之。司马炎善之。羊祜病故，临终举杜预自代。司马炎遂以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五年（279）秋，王浚上疏伐吴。贾充、荀勖仍谓不可。又杜预表请，张华固劝，司马炎终许之。冬十一月，司马炎下诏大举伐吴：镇东大将军司马伷督徐州诸军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督扬州诸军向横江，建威将军王戎督豫州诸军向武昌，镇南大将军杜预、平南将军胡奋督荆州诸军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浚督梁、益二州诸军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总统众军，东西凡二十余万。贾充不得已受命，南屯襄阳。
太康元年（280）正月，司马伷夺涂中，王浑取江西。二月，王浚连克秭归、西陵、夷道、乐乡，杜预占江陵，胡奋拔公安，王戎破蕲春、邾县。吴军守将非死即降。司马炎下诏：王浚东下，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直捣建业；杜预南征衡阳、零陵、桂阳等郡。王浚等遂进破诸城，乘风破浪。杜预扫平荆州南境，分兵向东。贾充等认为可见好收兵，不宜轻进。司马炎不从，他已看到胜利在望。孙皓遣张悌、沈莹等率众三万渡江作战。军至牛渚，沈莹曰：“晋水军浮江而下，必至于此。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流可顺势收取。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张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晋水兵至此，众心必骇，不可复整。今宜渡江，以决战力争。若败，则同死社稷。若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西寇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两人的说法看似都有理，只要获胜一方，有望扭转全局。其实吴军已经丧胆，放在哪里都不会顶事，张悌心知肚明，只求死节。吴军渡江，王浑大败之，张悌、沈莹战死。张悌以身殉国，自谓慷慨壮烈，无所复恨，实际没有什么意义。王浚至三山，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师万人迎战，张象望旗而降。
三月，孙皓穷蹙请降，王浚先行受之。司马炎遂完成一统。
晋臣对是否大举伐吴主要有两派意见：以羊祜、张华、杜预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吴已呈亡形，晋兵资足用，征伐时机成熟；以贾充、荀勖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晋尚未全安，吴纠众负险，为深根之寇，未可尽克。三国战事频仍，历次战事都会出现战与不战的争论。孙子兵法云：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主战者往往认为已兵强马壮，占有优势，对手不足为虑；止战者则常常感到尚民贫国虚，不宜劳费，敌寇未有衅隙。判断正确可获利，推算错误则不免有失。
从晋伐吴来看，显然，主战派提议充分，止战派见地不足。除此二论外，还有一个代表人数极少但却不乏洞识的观点。尚书左仆射山涛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资治通鉴·晋武帝咸宁五年》）山涛不欲战，不是像贾充那样觉得不到时机，而是认为时机到了也不去攻取，存之为警惕，不失为一种避免外宁而生内忧的谋略。山涛是私下说的这番话，司马炎可能没有听到。他即使听到，恐怕也不会听之。
司马炎承祖父及伯、父之遗风，如愿以偿，平定天下。但是，天下太平后，他遂疏于政术，耽于游宴，除曹魏宗室之锢后，又解外戚之禁，开始宠爱后党。逮至末年，传位有偏，死后遂至外戚擅杀，宗王作乱，四世天下分裂。望帝王改变私天下是不可想象的，但说其在老小中择个像模像样的应该不很难，那样，大概会避免一些乱子，会把香火传的远些。
结束语
冗冗叙议完治乱之事，最后，我想说四个问题，既有集中也有补充，为全篇收尾。一，分权与集权；二，王业与霸业；三，统一与分治；四，思想与功名。
一， 封建与集权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二千年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后一段落二千年为秦以后的郡县政治，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是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
我同意钱先生的看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特色，二千年封建分权，二千年郡县集权，新的二千年朝民主方向发展了。
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共主，封建诸侯为藩属。秦惩诸侯尾大不掉，遂行郡县集权。项羽、刘邦反秦，为笼络人卖命而又开封。刘邦坐天下，把功高行傲的诸侯王一个个收拾掉，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规矩，异姓臣爵侯而止。汉武帝颁推恩令，把宗室滋生非分之想的基础基本给瓦解了。皇权大大得到了加强，封建基本就是个形式。
曹操官至丞相，实际就是僭主，但爵为县侯，同于诸臣，这为他即真带来名分的不便。当然，他立马起身把献帝拍倒，是不用费力气的。但这种办法不管你怎么说，它都叫革命，而且很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麻烦。曹操在想万安之策，最好搞一次和平演变。
曹操想出的办法就是恢复五等爵。他以霸王之身进爵为魏公，再进为魏王，位在宗室诸侯王上。刘氏诸侯王一般只据一郡地，且只食租税，不掌治权，仅过一种富家翁的生活，没有什么政治待遇。魏王曹操辖冀州十郡（这时已复古九州制，冀州已扩大，有的郡也扩大了），他在自己的封国里说了算，领丞相冀州牧如故，进能攻，退可守。曹操为自己建此基业是相当重要的。曹操百年后，丞相及冀州牧职是不能一相情愿授给子嗣的，法律没这项规定。但封国可传，法律有这项规定。曹操认为不定基，子嗣的日子不会稳的。
曹操垂暮，交代了半句话，他要为周文王，下半句没说，但意思已十分清楚了，就是让嫡子做周武王。曹丕即位，很快就向献帝摊开了牌，献帝是个聪明人（与其说他恨曹氏，不如说他恨其父亲爷爷），他马上起身把宝座让给了曹丕。和平演变就这样完成了。
曹丕目睹了国中国、王中王的始终，深知其威力。他遂对其弟兄大行禁锢（当然也是因为有露出贪心的），但吴蜀未灭，还要用人打仗，功高者遂一步步又成了权臣（历史很快绕了一圈）。后面的事情不用多说了，司马昭效魏武，称晋王，告诉曹奂禅位给司马炎。司马炎记住了曹魏的教训，大封宗亲，让其占地大，握权实，以为这回好了。但王爷们终不能安分老实，很快又开始调皮捣蛋，撞得头破血流。魏跑了个小圈，晋跑了个稍大的圈，都没能跑出去。
二， 王业与霸业
我认为中国的封建分权制度并不一定必然要过度到郡县集权专制制度。在封建分权制度和郡县集权专制制度之间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霸权形态应值得我们留意。春秋时期，王权旁落，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打着勤王的旗号起而称霸，他们数次会盟诸侯，自为盟主，立下戮力周室、以讨不臣的盟约，周王自感权轻，也正视了这一现状，赐盟主王命以号令天下。齐桓、晋文几乎可以把这种诸侯削弱王权的形态立成制度了，但却让它遗憾地擦肩而过。东汉末年，霸权形态再次出现，曹操挟天子而为霸主。曹操数次谈及桓文以大事小的事情，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以大替小。我们常为我们先人作出的领先于世界的贡献感到骄傲自豪，但又深为其停滞落伍惋惜不已。我们最早发明了火药，但为他人做成船坚炮利。我们最早出现了贵族胜君的状况，但君主立宪不由我们。宪法似乎早早就存在了，只是不见宪政的影子。
日本三世纪兴起的大和王朝，后在豪族苏我氏的专控下逐渐衰落下去。七世纪，中臣镰足（后赐姓藤原）等推翻苏我氏，仿效中国隋唐制度进行大化革新，削弱贵族势力，确立以孝德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但自九世纪藤原氏专权行使摄关制度起，后经源赖朝将军建立幕府制度延至明治维新止，在这千余年时间里，世袭豪族相继称霸总政，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而天皇则大权旁落，在贵族的保护下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传宗接代，承袭皇位，作为国家政权的傀儡。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发动“尊王倒幕”政变，迫使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还政天皇睦仁。睦仁遂改元明治，发动维新运动，建立天皇制专制政权，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同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二十世纪，军国主义失败后，天皇再次留下袭位，交出重权，以首相为首的内阁正式领有国政。
五世纪，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及朱特人陆续自欧洲大陆侵入不列颠岛，在相互交战及征服土著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七个王国。九世纪，西撒克斯国王爱格伯扫灭六国，首次统一英国。十三世纪安茹王朝时，贵族为限制王权、保障自身利益，迫使国王建立等级君主制。十五世纪，贵族间为争夺王位爆发“玫瑰战争”。战争结束，贵族实力耗尽，亨利·都铎夺得王位，建立都铎王朝，加强专制统治。到十七世纪，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受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建立起新政府，实行军事独裁，他死后，查理一世的儿子乘机复辟，不久被“光荣革命”推翻，最后国王威廉三世同土地贵族资产阶级联盟达成妥协，建立君主立宪政权。议会政府从此掌管国家政权，国王则只具袭号，保有统而不治的象征性权力。
早在东周和东汉末两个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这种后来英日两国贵族削弱王权的政治局面。假设东周霸主召集一次会盟，让周王永作天下有名无实的共主，这样的盟约或许有望达成；假设曹操等英雄豪杰在苦思冥想僭王时，豁然一下通达，他们亦有可能达成共识，把汉帝供奉在世代传袭王冠的虚位上面。短暂的个体生命欲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不朽的足迹是困难的。提出假设，已无裨于历史，不过是希望继承历史遗产的今人有所鉴戒，遇见类似的冲突与对立时，最好克制一些英雄主义的激进行为，尽量去寻找可以折中和妥协的办法，以达成有利诸方、不失传统而又具新意的共识。辉煌的胜利常常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的；隐忍退让并非是胆怯懦弱，可能是一种局度和容物的表现，亦能在杂乱中找到和谐。
三， 统一与分治
《三国演义》开篇言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不太喜欢《三国演义》的故事，因其真假不辨，但有些话我还是大致背的下来，因其一语中的。封建是散权治理式的，郡县是统权治理式的，这不过是统治者规定的不同的统治方式而已。我接着要说的统一和分治的问题与前面的封建和郡县不同，它们不是规定的，而是由实力决定的。
三国鼎立的局面，我觉得东周时就有出现的可能。周平王东迁，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为诸侯四强。秦与晋战事不断，后晋衰，终为韩、魏、赵三家所分。在东周一片大鱼吃小鱼的声浪中，一晋三分就显得有些反常。晋若不分，秦之东扩是有困难的，格局很可能是另样。或三足鼎立，或四方并存。三晋凑上七雄数，否则，燕基本就是公孙渊，齐晋必有好戏看。西部崇山峻岭，南方大江长水，天险为自治提供了便利。今天这些都是小菜一碟，飞机火箭轻松进去，在冷兵器时代是可抵挡千军万马的。
面对楚河汉界，蒯彻向韩信献计：秦失之鹿，群雄逐之。韩信及时中立，三分天下可以形成。刘邦占西，项羽据东，韩信盘中原。可韩信犯愚，不忍一餐之遇，终助刘邦灭掉项羽。狡兔死，最后韩信也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