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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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一次休假是在1961年春天，他又来到了巴黎。他们俩沿街漫步时，他穿着制服，她也穿了她最漂亮的衣裳。她认为他是全市最健壮、肩膀最宽、最漂亮的男子。同她一块儿工作的一个姑娘看到了他们俩。第二天，美容院里便传遍了关于杰奎琳与漂亮的“伞兵”的议论。她不在那里，她休假去了，成天和他在一起。
　　　　弗朗索瓦很激动。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同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已经众所周知。
　　　　他肯定，军队，真正的军队，忍耐不了多久了。对于他们俩来说，对于经过战火锻炼的这位27岁的军官和崇拜他的23岁的未来的母亲来说，阿尔及利亚继续归属法国，就是忠诚的标志。
　　　　弗朗索瓦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他于1　％l　年3　月回到阿尔及利亚。当年4　月21日，又有部分法国军队背叛了政府。第一殖民地伞兵部队几乎全部参加了叛兵行列，只有少数新兵急急忙忙跑出营房，集合在军官办公室，也没有人去管他们。叛军和仍然忠于政府的部队之间，在一个星期内接连地发生了接触。5　月初，弗朗索瓦在与政府军队的一次冲突中阵亡。
　　　　杰奎琳从4　月开始就等着弗朗索瓦的信。在没有能接到信的时候，她并没有什么怀疑。一直到了6　月，她才得知了不幸的消息。她悄悄地在巴黎郊区租了一间便宜的房间，企图用煤气熏死自己，因为房间里漏气的地方大多，自杀没有成功。但是她怀的胎儿却夭折了。后来她父母带着她出门去休养了一个时期。等她恢复了健康以后，他们回到巴黎。12月她加入了“秘密军队组织”，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活跃的地下工作者。
　　　　她参加“秘密军队组织”的动机是很单纯的。弗朗索瓦和她的亲兄弟让·克劳德都牺牲了。她一定要为他们报仇。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是她或者任何人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报仇。除此以外，她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心愿了。最初参加“秘密军队组织”时，只交给她一些送送信跑跑腿的任务，她感到很苦恼。后来偶尔在她的手提包里让她带一个塑料炸弹，但她深信她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在一次咖啡馆或电影院发生爆炸事件以后，接着当局就突然要搜查行人。此时给她的任务是站在街角的人行道上，要她眨眨眼睛噘噘嘴来传递消息。她也不耐烦干这些小事。
　　　　在小克拉玛事件发生以后，一个在逃的刺客在她的布列特依广场寓所里住了三天。这对她来说实在是个重要的时刻，不过后来他转移了。一个月以后，他被逮捕了。但是，他对曾在她的寓所住过一事只字未提，也许他忘记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基层组织的领导指示她在几个月之内不要为“秘密军队组织”做任何工作，直到形势缓和下来再说。
　　　　1963年1　月，她又开始传递信件。
　　　　她就这样继续工作下去，直到7　月里一个男子来找她。基层组织领导人陪同这个人一起来见她，并对这个人非常敬重。这个人无名无姓。问她是否愿意为“秘密军队组织”干一件特殊的工作？当然，这件工作也许是危险的，肯定是令人厌恶的。
　　　　杰奎琳表示没有关系，愿意干。
　　　　三天以后，小组领导人指给她看了一个刚从公寓里走出来的男子。当时他们坐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那位领导人还告诉了她那个人是谁和他的职位，还告诉了她应该怎么做。
　　　　7　月中旬，她和那个男子又见面了，但在安排上似乎是偶然的。她当时在一家餐厅里坐在那个男子的旁边，向他羞答答地微笑，请他把他桌上的盐瓶递给她。那个人说了几句话，她表现得含蓄而端庄。她的这种反应是恰如其分的。她的妇静使他发生了兴趣。看上去在无意中，两人谈起了话来。那个男子说话主动，她柔顺地应答着。不到两星期，他们之间便发生了暧昧关系。
　　　　她对男人颇为了解，使她能够判断几种不同的基本类型以及他们的口味。她扮演得不是那种习惯于轻易把男人征服的经验丰富的女人，而是装得羞羞答答、体贴人微而又贞洁娴淑，表面上拘谨冷淡，只是不时地暗示一下她那美妙的肉体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诱惑起了作用。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最后的征服终于成了一件压倒一切的紧急任务。
　　　　7　月下旬，基层组织的领导人告诉她，应当很快开始同居。障碍是那个男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同他住在一起。7　月四日，他们到庐瓦尔流域的乡村别墅去了，由于工作，丈夫必须留在巴黎。他的全家离开后不到几分钟，他就打电话到美容院，坚持要杰奎琳在翌日晚上到他家里同他共进晚餐。
　　　　杰奎琳·仲马一回到自己的寓所里便着了看表。她有三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尽管她打算把自己打扮得尽善尽美，但是两个小时也就足够了。
　　　　她洗完澡后就无精打采地想着就要来临的这个夜晚，由于厌恶，她的腹部紧缩起来。她发誓，不管他要求用哪种方式寻欢，她都会完全满足他的心愿。
　　　　她从柜橱后面的一个格子里拿出来一张弗朗索瓦的照片，镜框里他那冷淡的、似笑非笑的神态，同昔日他见到她在月台上向他飞跑时的神态一模一样。照片上他那柔软的棕色头发，凉爽的浅黄色制服遮盖着的结实的胸肌，很久以前她曾经多么喜欢把脸靠在上面啊！钢制的伞兵翼状徽章使她烧灼的面颊感到多么凉爽。如今徽章依然存在，用纸小心地包着呢。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上，低语道：“弗朗索瓦，帮助我吧，今晚一定帮助我吧！”
　　　　就在7　月的最后一天，豺狼是忙碌的。
　　　　那天上午，他在跳蚤市场，从一个小摊走到另一个小摊，手里提着一只廉价的手提袋。他买了一顶油腻的黑色贝雷帽。一双磨损得很厉害的鞋子和一条不太干净的裤子。最后，经过一番寻找，还买了一件一度曾是军用的厚大衣。他本想买一件薄些的大衣，但是，军用厚大衣很少是为了在仲夏穿的，而且在法国军队里，这类大衣是用又粗又厚的毛呢料做的。他买的这件大衣即使穿在他的身上，也够长的了，可以一直远远盖过膝盖，这是最重要的。
　　　　当他快要离开市场的时候，看到有一家铺子摆满了各种旧的勋章，他买了一些。
　　　　他还买了一本介绍各种法国军队勋章的小册子和一些褪了色的缓带，上面说明了哪一种勋章是为了纪念哪一次战役，以及由于哪一类英勇的功绩才能获得这些勋早。
　　　　在皇后饭店吃过午饭后，他转了个弯回到了旅馆，付清账单并整理行装。那些新买来的东西，放在他那高级提包的最下面。又根据说明书，把买来的许多勋章列成一横排，从普通军事勋章开始，其次是解放勋章，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自由法国英勇作战，而在五个战役中立功的奖章。其余的勋章连同那本说明书，他就分别扔进林荫大道路灯电杆旁的垃圾箱里。
　　　　旅馆服务员告诉他，有一列北极星号特别快车，将于下午5　点15分从巴黎北站始发开往布鲁塞尔，他正好赶上这班火车。他在车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时，正好是7　月份的最后一小时。
　　　　六
　　　　8　月1　日这天上午，维克托·科瓦尔斯基从邮局取信件回来，经过旅馆前厅时，旅馆的服务员招呼他说：“先生，请你留步……”
　　　　他和往常一样大模大样地转过身来。他并不认识招呼他的那个意大利人，但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每天当他经过前厅要上楼梯时，总是大摇大摆地走自己的路，从来不去注意他们。这个意大利青年走到科瓦尔斯基面前时，手里拿着一封信。他用意大利语说：“有一封信，先生，是给科瓦尔斯基先生的……我们这儿没有这位先生……说他是一个法国人。”
　　　　这一通哇哩哇啦的意大利语，科瓦尔斯基一个字也没听懂，但是他理解大致的意思，并且听出了他自己的名字，尽管音发得很难听。他从那个人手里夺过了那封信，凝视着那字迹潦草的姓名和地址。他在旅馆是用另一个名字登记的。由于很少读书看报，因此他不知道五天以前巴黎的一家报纸抢着独家发表了一条新闻，说“秘密军队组织”的三名最高领导人现在藏匿在旅馆的最高一层楼上。
　　　　就他本人而言，不应当有人知道他的行踪。这封信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不经常收到信件，因此，同一般生活简单的人一样，一旦收到一封信就成为一个重大的事件。他明白了：柜台上没有人听说过有叫这个名字的住客，因此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封信。他从那个站在那里带着一副讨好的神色抬头望着他的意大利人眼里看出来，似乎他——科瓦尔斯基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只有他才能解决这个难题。
　　　　科瓦尔斯基低下头，看了看，高傲地说：“好，我去问一问。”但是，那个意大利人的双眉并没有舒展开来。
　　　　“问一问，问一问。”科瓦尔斯基重复说着，并且朝天花板做了个手势。
　　　　意大利人终于明白了。“啊，对，问一问。十分感激，先生。”
　　　　科瓦尔斯基大踏步走开去，那个意大利人还做了个表示感激的手势。他乘电梯到了8　楼，一出电梯门就在楼道里碰上了值班的保缥，手里拿着上了膛的自动手枪。
　　　　两个人相互注视了一下，然后值班人员推上了保险，把枪放进口袋里去了。他看到只有科瓦尔斯基一个人，电梯里没有别人。这完全是例行公事，每次电梯越过7　楼朝8　楼开来时，值班人员都要这样。
　　　　除了值班保镖以外，在楼道尽头的太平梯门口也有一个人守卫着，在楼梯口还有一个人。楼梯和太平梯都藏着炸弹，旅馆负责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只有拉开楼道服务台下面的电闸，才能关闭引爆装置的电流，炸弹才起不了作用。
　　　　白天值班的保镖还有第四个人，他守卫在头头们住的房间的屋顶上。此外还有其他三个人，刚值过夜班，这时正在睡觉。如果发生任何情况，他们就会在几秒钟内醒过来，立即开始行动。第八层楼的电梯门是从外面焊住的，但如果8　楼的电梯门灯亮了，就表示这是一种警告信号。这样的事只发生过一次。一个服务员，拿了饮料要送上顶层去，他却误按了电梯的电钮。自从这次事件发生后，他就再也不敢去碰它了。
　　　　这时走廊上的值班员打电话给楼上，报告送信人要上楼了，然后他指示科瓦尔斯基可以上楼。科瓦尔斯基已经把给他自己的信塞进衣服的里面口袋里，给头头们的信件则还是放在带链的铁盒里，夹在左胸前。铁盒用的弹簧锁只有罗丹一个人有钥匙可以打开。科瓦尔斯基把铁盒交给罗丹后，因为下午还要接替值班员值班，在这以前，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休息了。
　　　　他在自己的卧室里读了他的信。一开始他就看发信人的名字，他很惊奇，这封信是柯瓦契寄给他的。这个人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他和科瓦尔斯基一样，不知道怎样写信，他连读信也是感到困难的。但是对这封信，科瓦尔斯基借助字典，勉强能够看懂，这封信并不太长。
　　　　柯瓦契开始说，他在写信的那天，看到报上登着消息说罗丹、蒙克雷和卡松躲在罗马的那家旅馆里，那也是一个朋友读给他听的。他猜想他的老朋友科瓦尔斯基可能同他们在一起，因此写这封信，希望侥幸能到达他的手里。
　　　　后面几段主要说的是，近来法国形势越来越严峻，警察到处搜查证件，然而，他们还是奉命到珠宝店去搞闪电式抢劫。柯瓦契说，他本人就参加了四次，的确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还要交出抢到的东西。过去在布达佩斯的那些值得留恋的日子里，他干得好多了，尽管才干了半个月。
　　　　最后一段说，柯瓦契在几个星期前见到了米歇尔。米歇尔说他见到了若若，而若若说小西尔维得了一种白什么病。总而言之，她的血出了毛病，但是柯瓦契希望她不久会好起来，维克托不必担忧。
　　　　但是，维克托不能不为此而担忧。小西尔维生病，使他十分焦虑。在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出生后的36个激荡的岁月里，没有几件事真正打动过他的心。12岁时，德国人侵占了波兰，一年后他的双亲被装进一辆黑色的篷车带走了。他当时已经懂事了，知道他的姐姐在教堂后面的一家被德国人接管了的大旅馆里干着什么事。许多德国军官经常到那里去。他的父母难过极了，向军事长官办公室提出了抗议。他当时的年纪使他能够参加游击队了。15岁时，他第一次杀死了一个德国人。17岁时，俄国人来了。但是，他的父母一向仇恨和惧怕俄国人，并且向他讲过俄国人对波兰人干的可怕勾当。因此，他离开了游击队，而其他游击队员后来在政委的命令下都被枪决了。
　　　　他像一只被追猎的动物一样向西、向着捷克斯洛伐克奔去。后来又到了奥地利，进了一所难民收容营。这个身材高大、瘦骨磷峋、行若病夫、只会讲波兰语的年轻人，已经饿得虚弱不堪了，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无害的废物。随后，他吃着美国提供的食品，逐渐恢复了体力。
　　　　194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他逃离了收容营，沿途设法搭车朝南走到了意大利，然后又到了法国。一路上同行的是一个他在收容营里相遇的会讲法语的波兰人，他们经过意大利，结伴去法国。在马赛，他钻进一家商店去偷吃的，把一个店主杀了，接着他又亡命逃走。他的同伴要离开他另谋生路，临别时告诉他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这就是去投奔外籍军团。第二天早晨他就去报了名。等到警察们在被战争破坏还未恢复秩序的马赛市内查访时，他已经出海了。当时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仍然是美国供应食品的进口基地，为了食物而杀人的事是很平常的。这件案子由于找不到可疑的人，就销案了。这时，科瓦尔斯基已是个外籍军团的士兵了。
　　　　那时他19岁，老兵们最初时都叫他“小好人”，后来他说他会杀人，因此人家就称呼他科瓦尔斯基。
　　　　六年的印度支那战斗生活，使他不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了。然后科瓦尔斯基又被送到阿尔及利亚。在此期间，他有六个月的时间在马赛郊外一个训练营里受训。他在马赛船坞旁边的酒吧间里遇到了尤莉，她是一个倔强的擦洗女工。她正好同她的头儿在吵架，科瓦尔斯基一下子就把这个男人摔出了酒吧间，摔出去6　米多远，这一下使这个人昏迷过去10个小时。几年之后这个人还留下难看的怪模样，因为他的下巴被打碎了。
　　　　尤莉喜欢这个硕大无朋的军团战士。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每晚他都成了她的“保护者”，在她下工以后陪伴她回到她那在旧港的东倒西歪的阁楼。两人的淫欲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尤莉，但是，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爱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就更谈不上爱情了。她告诉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为他愿意要个孩子。但她告诉他，她不想要这个孩子，有个老太婆可以替她把孩子搞掉。科瓦尔斯基揍了她一顿，并且告诉她说，如果她那样干，他就宰了她。
　　　　三个月以后他要回阿尔及利亚去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名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的波兰籍退役外籍军团士兵，别人都管他叫“波兰人若若”。这个人因病退役离开了印度支那，同一个快乐的寡妇一起安了家。这个女人经营一个小吃车，沿着主要车站的各个月台往来兜揽生意。他们俩在1953年结婚以后，就一起经营，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