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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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馆把遗失护照一事登记下来，报告了华盛顿的国务院，以后两个机构也把这件事淡忘了。
　　　　来到伦敦机场那两幢接待海外来客的大楼里的外来旅客，他们在步出飞机走下舷梯时，究竟有多少个曾受到瞭望平台上望远镜的观察，那将永远是个秘密了。这两个丢失护照的人虽然年龄差别很大，却有些共同性。两人都身高6　英尺左右，宽肩膀，细身材，他们都是蓝眼珠，并且在长相上跟那个跟踪并偷盗他们的、不引人注目的英国人相当近似。不相同的是：詹森牧师的年龄是48岁，灰色头发，阅读时戴金丝眼镜；马蒂·舒尔勃格只有25岁，栗色头发，一天到晚总戴着一副宽边眼镜。
　　　　豺狼最后在南奥特莱街公寓里的写字台上对这两个人的面型仔细地进行了研究。
　　　　他花了一天时间，然后做了一系列的采购。他到了戏剧服装店、眼镜店、伦敦西区特别制造美国式衣服的成衣店。他定制了一副纽约制造的蓝色隐形眼镜，两副平光眼镜，一副是金丝边的，另一副是黑色宽边的。买了一整套旅行装备，其中有一双黑色皮鞋，短袖汗衫和短裤，一条白色运动裤，以及一件装有拉链的天蓝色尼龙内衣，领口和袖口是红色和白色的毛织品，全部是纽约制造的。还有一件传教士穿的白衬衫以及黑色上衣。他把最后三件的商标都细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后一次出去，是到切尔萨的一家男用专卖假发商店。他在那里买了染成灰色发和栗色发的两种染发剂，卖主还悄声地教他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使染发剂达到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还买了几把蘸染发水的小刷子。除了那一整套美国服装以外，他不在同一家店里买两件东西。
　　　　第二天，7　月18日，在《费加罗报》第二版的右下角，登了一小段消息，说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伊波利特·迪皮专员在巴黎凯德索菲弗街的办公室里中风，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接任此职的是凶杀处处长克劳德·勒伯尔，鉴于刑警大队各部门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工作繁重，他将立即到任云云。豺狼每天都看伦敦出售的各种法国报，由于标上的“刑警”字样而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这段消息，但却未加重视。
　　　　他开始在伦敦机场瞭望以前，就决定在整个行刺过程中使用假名。搞一张伪造的英国护照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豺狼采用了大多数雇佣兵、走私贩和其他化名越过国界的人的办法。首先他开车走遍了泰晤士河谷与伦敦相近的各个郡，专找小村子。几乎每个英国小村子都有一座漂亮的小教堂，在教堂的后院则都有一块坟地。
　　　　豺狼在他走访的第三处坟地里发现了一个墓地雕刻的内容很符合他的要求。碑上写明：死者是亚历山大·杜根，他于1931年两岁半时死去。如果杜根这孩子现在还活着，他就比1963年7　月这时候的豺狼大几个月。在教区办公室里，豺狼对老牧师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业余的家系学者，希望对社根家系的支系进行研究。老牧师很有礼貌，热心地接待他，告诉他有一个社根家族，几年前住在这个村庄里。他表现出很吃惊而有点感动的样子。似乎牧师提供的材料对他的研究工作有些用处。
　　　　牧师很仁慈，在陪他一路去教堂时，豺狼夸奖这座小小的诺尔曼时代建筑物的美丽，并答应赠送一笔修缮费，这大大地改善了双方交谈的气氛。
　　　　教堂的记载注明，杜根夫妇在过去七年里相继死去，很可怜，他们的独生子亚历山大在三十年前就葬在这块坟地里了。豺狼随手翻阅了教区记载的1929年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在4　月份里，用字迹难认的教士手笔登记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
　　　　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于1929年4　月3　日生于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
　　　　他记下了所了解的细节，对教区牧师大谢而特谢，然后离去。他回到伦敦后，来到出生、结婚、死亡中心登记处，拿出一张名片，证明他是希罗普郡德雷顿市场某律师事务所的助手。他解释说他们事务所的一位主顾最近死了，把她的房产留给孙子们。他的任务是寻找这些孙子们的行踪，其中有一个叫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于1929年4　月3　日生于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登记处的助人为乐的年轻办事员毫无怀疑地相信了这一切。
　　　　英国的职员遇到有礼貌的询问时，大多数都是以最热忱的态度予以接待。这次这位办事员对这样的情况，也是毫无例外。他根据询问者的要求，仔细地寻找那个要找的孩子的登记簿，指出这个孩子是在1931年11月8　日一次车祸中不幸死去。豺狼只花了几个先令就得到了两张分别有生死记录的证件。在他回家途中，先到劳工部的一个办事处索取了一张空白的护照申请单，又在玩具店里花了15先令买了一套玩具印字机，到邮局去买了一英镑邮汇。
　　　　回到公寓，他用杜根的名字填了一张护照申请单，其中年龄和出生日期等都全部正确，而在身材和容貌等方面，则用他自己的。他写上了他自己的身材高度，和头发、眼珠的颜色。他在职业一栏里只填上了“商人”。他还填上了这个孩子的父母的全名，这是他在这孩子的出生登记上抄下来的。在证明人一栏里他填上了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牧师詹姆士·埃尔德利。他那天早晨还和这位牧师说过话，在教堂大门外面一块牌子上，这位牧师还助人为乐地写上了他的全名和法学博士头衔。豺狼用一个钢笔尖蘸了淡淡的墨水，用细细的笔划伪造了这位牧师的签字。
　　　　他用印字机伪造了一个印章，印文为“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教堂”，端端正正地盖在牧师的姓名的旁边。他把出生登记证明、申请表和汇票寄到了小法兰西区的护照办公室，又把死亡证明毁掉。四天以后，当他正在看当天早晨的《费加罗报》时，崭新的护照寄到了他的专用地址。午饭后他去拿了回来。当天傍晚，他锁上了套间，开车到伦敦机场，用现款购买了去哥本哈根的机票，登上了飞机。在他的箱子的底层，有一个比一般杂志厚不了多少的夹层，除了极为彻底的搜查，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在这夹层里，他放了2000英镑，这是他那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保险库里他租的私人文件箱里取出来的。
　　　　他到哥本哈根旅行，是来去匆匆好像是做一桩买卖似的。他在离开卡斯特鲁普机场以前，就预订了第二天下午飞往布鲁塞尔的比利时航空公司班机的机票。在丹麦首都，买东西已经太晚了，因此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兰饭店住下，在七国饭店吃了一顿十分豪华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园散步时和两个丹麦金发女郎略为调情一番，到半夜一点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他到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家最有名的专营男子服装的商店里，买了一套灰色轻质的牧师服装，一双黑色皮鞋，一双袜子和一身内衣，三件带领的白衬衫。
　　　　他所买的每样东西里面都有一小块丹麦制造商的标记。他并不需要三件白衬衫，买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要衬衫里面的标记，可以换到他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衫和圆领上去。
　　　　当时他假称自己是一个即将授任圣职的神学院学生。
　　　　他最后的一项是购买一本书，内容是用丹麦文写的法国有名的礼拜堂和天主堂的书。他在狄沃丽公园湖畔的饭店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冷食，然后搭乘3　点15分的飞机去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
　　　　四
　　　　谁也不知道像保尔·古桑这样一个才艺出众的人，为什么在他中年的时候会误人歧途。这对他的朋友或者大多数顾客以及比利时警察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他在列日的国家军械厂工作已有三十年历史，已经成为厂里有精湛技术的、可以信赖的技术人员。对于军械制造来说，精确性是绝对必要的。古桑在这三十年里，在制造武器方面，是厂里第一流的专家。
　　　　这是一家远近驰名的工厂，专门生产最精确的武器，从妇女用的小巧的自动手枪直到最重的机关枪。此外，古桑的诚实的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简历记录，也是很光荣的。虽然在被德军占领时期，他留在厂里为纳粹继续工作。但是事后证明，他毫无疑问是在暗暗地为抗战而工作。
　　　　他暗地里参加帮助被迫降的盟军空军逃走或者提供安全庇护的工作。他在工厂里，领导一个破坏小组，使得由列日制造的武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或者打不准，或者打到五十发子弹后，枪膛就自身爆炸，把德国士兵们炸死。这个人十分谦逊，从不自夸，这一切都是他的辩护律师们从他嘴里一点一点地探听出来，然后得意洋洋地在法庭上为他辩护时说出来的。这对于他的减刑大有好处。他自己在法庭上吞吞吐吐地承认，他从未暴露过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活动，因为解放后的荣誉和奖章等会使他感到尴尬。这给陪审团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在他刚过50岁的时候，在一宗同一位外国顾客做的油水很大的军火买卖里，发现有人贪污了一大笔款项。怀疑落到保尔·古桑头上，这时他已是一个部门的领导。
　　　　他的上级断然对警方说，他们对可以信赖的古桑先生的怀疑是荒谬可笑的。
　　　　他的总经理甚至在法庭上为他辩护。但是首席法官认为，由于他以这种方式辜负了人们对他的信任，所以更应从严处理，判了他十年徒刑。通过上诉改成五年徒刑。他由于表现好，三年半就获释了。
　　　　出狱以后，所有过去美好的生活都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并把孩子也带走了。在列日郊外那幢在当地也是为数不多的有花园的住宅也没有了。同样，一他在国家军械局的职位也被停职了。他独自住到布鲁塞尔的一幢很小的公寓里，私自经营武器。大部分武器供应给西欧各大城市的黑社会，这使他的生意兴隆起来。
　　　　于是他搬到远离市区的一所住宅里去。
　　　　到了m　岁以后，他在布鲁塞尔是个著名的制造武器的专家。在比利时这个国家里，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在国内任何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或专营枪支的商店买到左轮手枪、自动步枪或来福枪，只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并在每次购买枪支或子弹时，在记录本上写上购买人的姓名就可以了。古桑从不使用他自己的身份证，因为枪支制造商每卖出一支武器和子弹，都要在登记本上记下购买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古桑总是用别人的身份证，有时是偷的，有时是伪造的。
　　　　他和城里的一个扒手关系密切，这个扒手除了作为国家的客人闲住在监狱的时期以外，能轻而易举地从任何人的口袋里偷任何钱包。古桑用现金把所有这些钱包全都从扒手那里买过来。他还雇用了一个伪造证件的能手，这人在40年代后期，由于在伪造一大批法国法郎时一时疏忽，在“Bmp　deFraud　”（法国银行）里漏了一个“n　”而倒过霉（他那时还年轻）。以后，此人终于从事伪造护照行业，而且颇为成功。最后一条是当古桑需要为一位顾客购买武器时，他从不亲自拿着伪造得很出色的身份证去找制枪商，而总是让一个刚出狱没活干的小偷，或者一位一时无戏可演的演员去出面。
　　　　在和古桑打交道的人中间，只有那个扒手和伪造证件的人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此外，就是少数几个顾客，都是较为有名的比利时黑社会的头面人物。他们不去干预他的买卖，而且还要想方设法保护他。当某些人被捕时，他们拒绝招供枪支的来源，原因很简单，因为古桑对他们是十分有用的。
　　　　他的这些活动比利时警方已经发觉，但是经过对他的住宅的搜查，他们仍找不到足够的证据逮捕他或者在法律上起诉判他的罪。他们完全知道并深深地怀疑他家里用汽车间改造的小工场在干什么，但是经过反复搜查，还是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只找到一些为制作精巧的纪念章和布鲁塞尔纪念品用的工具和机床。在他们最近的一次搜查时，他非常严肃地把他精制的一座比利时名人的小型雕刻像送给警长，以表示他对法律和秩序的尊敬。
　　　　1963年7　月21日早晨，古桑悠闲地等着一个英国人来找他。他是古桑的一位最好的主顾通过电话推荐的。这位老主顾于1960年至1962年期间曾在加丹加当雇佣兵，后来在比利时首都搞了一项专门为各妓院提供保护的生意。
　　　　客人在中午时分根据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了，古桑先生把他领到走廊尽头的小办公室里。
　　　　“请取下你的眼镜，行吗？”等客人坐下来以后，他说道。高个子的英国人迟疑了一下，古桑补充道：“你知道，我认为，在我们做买卖期间，我们最好互相信任。愿意喝一杯吗？”
　　　　当这位枪匠斟出两杯啤酒的时候，这位持亚历山大·杜根护照的人取下了黑眼镜，探询地凝视着他。
　　　　古桑先生在他的写字桌后面坐下，呷了一口啤酒，平静地问道：“先生，我能为你干些什么呢？”
　　　　“我想路易斯已经打电话告诉你我要来吧？”
　　　　“当然，”古桑先生点点头，“否则你不会坐在这里。”
　　　　“他告诉你我是来干什么的吗？”
　　　　“没有。他只说他在加丹加认识你，他说他对你的一切可以提供担保。他说你需要一件武器，你准备付现金——英镑。”
　　　　英国人慢慢地点点头。“好！由于我知道你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就没有理由不让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的武器是一支特殊的枪，要装备某些不寻常的附件。我是专门替人扫除某些有财有势的敌人的，当然，这些人本来也是有财有势的。他们都有专门的保卫人员，因此这些多半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精心的策划，更需要一件合用的武器。我最近接受了这样一项工作，因此我需要一支特制的枪。”
　　　　古桑继续喝他的啤酒，静静地听着并向客人点点头，表示领会他的意思。他说：“很好，我是这一行的一个专家，我现在感觉遇到对手了。你心里想得到的是怎样一支枪？”
　　　　“重要的不在于哪一类型的步枪。问题在于这项工作带有一些限制，我要找到一支能在这些受限制的条件下达到满意效果的步枪。”
　　　　古桑先生的眼里闪出喜悦的光芒。
　　　　“一支空前绝后的枪，”他以愉快的声调说道，“一支专门为某一个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干某种特殊的活用的枪，不能再干第二次。你找对人了，我亲爱的先生，我感觉我自己遇上了一位向我挑战的人。我很高兴你来找我。”
　　　　英国人对这个比利时人的职业热情报以微笑。“我也很高兴，先生。”
　　　　“现在告诉我，这些限制是什么呢？”
　　　　“主要的限制在于枪的尺寸，不是长度而是主要部件的实际体。枪筒和枪栓不能大于这个——”他举起右手，用中指和拇指形成一个“O　”形，其直径不到2　英寸半。
　　　　“看来似乎不可能是一支连发步枪，否则它的枪膛就必须超过这个尺寸，并且因而也不能装有体积较大的弹簧机械部分。”英国人说。“我看必须是一支打一发上一次膛的步枪。”
　　　　古桑先生面对天花板点着头，在脑子里记下客人所提出的细节，并在内心里形成了一支主要部件都极为细长的步枪。
　　　　“往下说，往下说。”他咕哝着。
　　　　“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像毛瑟792　式步枪或利·恩菲尔德303　式步枪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