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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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一直相信当时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时说的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益的格言”，当形势急转直下时，我的思想转不过弯跟不上，曾经在反右报道组成立会上谈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是要我们“放”的，现在又是要我们“收”，“一放一收，失大信于天下”。在这样的会上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这不是其用心昭然若揭了吗？
　　第二，我觉得党员之间，尤其是同一个小组和支部的党员之间，可以坦率交换看法。故批评党小组长只鼓动别人“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而自己却一句意见也不谈（多年以后才知道他已奉命每日暗中记下我的言行，已经知道要“引蛇出洞”，岂肯说什么），还在和支部书记谈心时说过“不要忘记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这类大不敬的话。
　　第四，我在报社内部刊物上发表了《编委会引导我们往何处去？》一文，主张以能否胜任编辑记者业务，而不以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如何为选拔十部的主要依据，要根据报纸工作的特点来培养干部（当时我并非主动要写此文，而是内部刊物编辑再三动员我写的。后来才恍然大悟这也是“引蛇出洞”）。
　　把这些集中起来，我便稳稳当当地戴上那顶“右派”荆冠了。
　　从1957年8月5日被“揪”出来，到1958年下半年，我到底挨了多少次批判，早已记不清了。最后结论是“从极端个人主义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四级，撤销编辑职务，“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不久，便下放到东西湖蔬菜一场，在那里度过了四个夏天三个冬季，直到1961年才摘掉帽子回到报社工作。
　　1978年10月，中央对错划右派分子进行改正的文件下达（文件名称我说不准），1979年3月，我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当时报社党办副主任找我谈话，把改正结论草稿给我看，大意为三点：（1）对肃反斗争（反胡风斗争后来发展为全国全面的肃反）中个别粗暴做法发表了意见，合乎客观实际，不是右派言论；（2）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某些做法有所议论，不是右派言论；（3）对报社内部个别干部调迁发表了看法，属于正常民主生活范围，不是右派言论。这样，当年给我加上的三大罪状（恶毒攻击肃反斗争、恶毒攻击知识分子运动、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便给否定了。令人不解的是，在否定了三大罪状后，却在最后一段加上了一个“但是”，大意这样写道：“但是，贺捷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等反动言论进行了称道。”好家伙，这条尾巴留得实在可怕，它将如武林人物所谓的“罩门”，一旦被对手一碰，轻则浑身酸麻不能动弹，重则终生残废或当场毙命。我看到这一段话，顿觉血气上涌，耳热心跳，当即严肃指出这完全不合事实。1957年指控我称道或者附和了这些话，我百口难辩，今天我要说清楚。所谓称道或者附和“党天下”一说，只是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某大学某系有个医务室，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有多年经验的老医生，不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刚出护校的年轻护士，共产党员。在这个医务室里，应该是老医生领导，而不应该由这个年轻护士来领导。这就是所谓附和储安平“党天下”的真相。至于所谓称道或附和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更是无中生有的事，我和我妻子、我哥哥、我姐夫和舅弟都是共产党员，我干嘛要附和什么“要杀共产党”的言论呢？（后来葛佩琦冤案也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下得到改正）
　　党办副主任见我面红耳赤，连声说：“老贺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说：“你知道当了二十二年右派和摘帽右派是什么意思吗？二十二年，这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革命胜利所经历的时间，多么漫长啊！留下这么一段话，是不是准备将来随时可抓尾巴呢？”
　　党办副主任说：好，等我们研究一下再找你谈。半小时后，她把我又叫到她的办公室，把结论草稿给我看，最后那要命的一段话并未删去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没有”两个字。这就是说没有称道“党天下”和“要杀共产党”。既然没有称道或者附和，一笔抹去不就完了吗，可是他们不。我没有再申辩，提笔在结论草稿上签了名。可是党中央觉察到各地在右派改正工作中普遍存在留下一条尾巴的情况，转发了扬州地区右派改正工作的经验，发下统一的结论模式，即：只写明本人简历及何时何地被划为右派，再写一段为根据中央某某文件精神予以改正，完全不写当年的所谓“右派言论”的具体内容，这样统一写法，即使有些人存心要给留下一条尾巴，也无法可施了。
　　从中央文件下发之日到我改正之时，给我补发了一百零五元钱。我将一百元给了我的儿子，自己留下了五块钱。二十二年间扣去了多少钱的工资我始终没计算，但是二十二年损失的宝贵时间，却是想计算也无法计算的。我被划右派之时正当而立之年，到了改正之时，已是头发花白，过了知天命之年了！

　　“党天下”与“莫非王土”
　　——储安平1957年蒙难记
　　作者：姚杉尔

　　“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古人对古代中国专制社会王权无边状况的形象描述。
　　但是，20世纪50年代有人竟敢对当时的中国也作了类似的描述。
　　此人就是1957年鼎鼎大名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
　　储安平，1906年生于江苏宜兴，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他的文笔犀利，敢说敢言。
　　1936年储安平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大学。
　　1938年回国后，历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中央文化协会秘书，观察社社长，《观察》主编。
　　《观察》是一个周刊，1946年9月1日创刊，凡出四卷又八期，于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观察》的时代，是新中国曙光在望的时代。它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风格而知名于世。
　　《观察》从创刊时的一万份到第四期已突破五万份。为此，储安平“洋洋得意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1949年9月，储安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1年，他先后加人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4月底5月初，中国共产党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发起了全国范围内以清除“三害”为目的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积极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别宣称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储安平积极加人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鸣放行列。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会。
　　储安平在会上作了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放了重重的一记“响炮”，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震惊。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储安平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他认为，“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甘情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失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
　　“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我现在想举一件例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与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他说，“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他认为，“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
　　“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以期对国事有所贡献。”
　　“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今后党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储安平的话语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震动，发言赞成者有之，尖锐批评者有之，极大愤慨者有之，默不作声者也有之。
　　6月6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他批评储安平的发言“‘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
　　他说，“这是对于历史和现时的事实的重大歪曲。”
　　6月10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继续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对“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的意见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
　　他说，储安平“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
　　国务院参事李促公不同意万枚子的意见。
　　他说：“万枚子对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所作的分析，冲淡了这些反动言论的严重性，减轻了对党、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
　　斗争越来越深入　
　　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提出“党天下”论，就犹如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它震撼了光明日报社全体员工的心，震撼了民主党派，震撼了北京，震撼了全中国。震撼之下必然是反响，进一步就是反击。
　　随着局势的突变，整风运动由“鸣放”转入了“收”的阶段。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拉开了反击右派的序幕。
　　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使他首先成为“众矢之的”。
　　自6月8日始，就有人批判他。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功绩”都变成了批判的材料。
　　6月10日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一致反对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对他所谓“党天下”的错误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坚决表示“决不容许把《光明日报》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
　　在大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
　　发言的人都指出“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说法，不仅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并且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6月13日晚，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在会上作了“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的发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史良还指责章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民盟中央委员千家驹在会上“批判了少数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他说，“为什么要批判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呢？因为他有代表性，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而且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他希望“民盟中和储安平的思想有共鸣的人要向全盟同志有所交代”。
　　6月14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的职工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储安平以本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粉碎储安平将报纸拉向右转的任何企图”。
　　在会上发言的，有排字工人、轮转机工人、汽车司机、锅炉房工人、炊事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等二十多人。
　　6月14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
　　会上，二十四个人的发言中，一致对“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党谬论作了批判，一致要求要和这些反动的言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
　　中央常委茅以升首先在发言中表示“对这几天报上严厉批评储安平的谬论，非常拥护”。
　　另一常务委员袁翰青“尖锐地揭露了储安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事实”。
　　严济慈说：“储安平认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这是储安平不满意党的力量强大，想取消党的领导，消灭党。”
　　还有人建议九三学社召开中常会“处理储安平的问题”。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最后在发言中指出：“这几天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虽然有所驳斥，对他们的阴谋有所揭发，但这股逆流和反人民的歪风还未得到彻底纠正。”
　　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