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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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是彻底的诬蔑，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
6月15日的《文汇报》登载了姚文元《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的文章，文章说：“当储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态站起来向社会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顶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倒了大霉了，社会主义的铁墙坚不可动，他们却在工人阶级和全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愤怒反击下头破血流”，“他们原来不是巨人——甚至连纸糊的巨人也不是，只不过是一小撮在众目怒视众口怒叱下缩在墙角落里发抖挣扎的渺小而又渺小的侏儒，只不过是几只想阻挡历史车轮而已经被车轮轧断臂膀的奄奄一息的螳螂而已。”
6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的文章，说：“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6月21日晚，九三学社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会议由该社主席许德珩主持。
会议首先听取了九三学社副秘书长关于《光明日报》最近召开社务委员会讨论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问题的情况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对于《光明日报》被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责任问题”，以及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
最后，储安平作了简短发言。
他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特别是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在为他的发言喝彩的时候，他感到很沉重。
他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6月29日的《文汇报》登载了《储安平长子储望英反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的一封信。
编者按：储安平的长子储望英写信给本报，表示反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来信原文如下：文汇报编辑部负责同志：
我是储安平的长子，最近才从部队复员返家。
储安平反社会主义言论发表以后，已受到全国人民的严词驳斥。我身为革命军人、社会主义青年，坚决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他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人民领袖的谬论。
在报纸上已揭发了他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充分证明他这种恶毒思想是长期存在的、有政治野心的，企图借用《光明日报》做基地，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使我更认清了他反党面貌。
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信中的最后落款为：储望英。时间：6月26日。
7月3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李兵的《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的文章。文章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表现。
对储安平的揭露和批判逐渐深入，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天下究竟应属于谁？”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在强大的压力下，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储安平受不了了。他不得不开始一点一点地交代他的“反动”言论的来由和跟“章罗联盟”的关系。
7月7日晚，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扩大座谈会，由储安平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
关于储安平与章、罗的关系问题，储安平强调“他和章伯钧、罗隆基是由于《光明日报》才有业务上的联系，说章伯钧对他‘很冷淡'”。
他说，由于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的做法刚刚符合于章罗联盟的要求，不用指点，已经为他们做得很好了。
储安平还想继续讲下去，会议主席某某某指出：“储安平应该争取主动，老实交代，不要总讲这些别人都熟悉的东西。”
九三河北分社的某某愤慨地说：“我们没有时间来听你这样的交代，你要再讲这些已经谈过的问题，我立刻就走”，“毛主席、周总理是六亿人民爱戴的领袖，‘老和尚'、‘小和尚'不是随便说出口的。”
7月间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他不得不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7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全文。
他在文章的最后表示：
“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
“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
“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储安平虽然“向人民投降”了，但对他的斗争并未结束，要直到他被“撞”得“头破血流”、被驳得体无完肤才算罢休。
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敏的《编辑“能手”》的文章。
文章最后感慨地说：“储安平的‘左鞭右打'的标题的政治性之强，手法之巧妙、毒辣，可谓深明编辑政治性之味矣。”
7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光明日报》编辑部对《〈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的文章。
文章最后说：“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对编辑工作进行了检查以后，认为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这一严重罪行，是属于章罗联盟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对于前面所述一系列的反动宣传，从我们编辑部工作同志来说，也犯了不同性质的、不同程度的错误。”
8月6日的《四川日报》发表了唐小丁的《“党天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说法为什么是反动的》的文章。
9月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署名理夫、林歧瑞的《天下究竟应属于谁？》的文章。文章指出，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谬论”，是章罗联盟“用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一”。
文章最后正告“右派分于储安平之流，你想要共产党下台和让右派分子上台，完全是痴人说梦！”
11月28日的《光明日报》刊载了魏建功、黄子卿等人的《批判储安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几个荒谬论点》的文章。
11月24日、25日、28日三天，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联合举行大会，系统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
参加大会的有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社职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都高等学校代表等一千余人，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会议最后宣布：“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及其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自6月8日开始受到批判以来，其反动本质早已昭然若揭，经过这一次的连续集会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予以系统批判，党天下谬论，已彻底破产。”（《光明日报》1957年11月30日）
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经过马拉松式的揭发、批判与控诉，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储安平的头上。
1958年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决定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
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
至于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则早已换人。
储安平及其“党天下”的谬论，渐渐地变成了历史陈迹而被人们淡忘。
“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他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下去”，这或许是时代的一种特征吧。
铁帽压顶
作者：舒展
《辣椒》出土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邓拓同志主持下改版。那篇改版的社论，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改革宣言，一是要扩大报道范围，不仅报喜，也要报忧，也就是要在报纸上开展公开的批评；二是要开展自由讨论，一张报纸不可能全知全能，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气，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即令是编辑部的意见，也不是不可以讨论；三是改掉生硬、枯燥、冗长、空洞、武断的党八股，力求做到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可让读者看了只想打瞌睡。
《人民日报》言行一致，报道了有六百多位科学家踊跃参加的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报纸评论员还针对当时“左”的模糊认识，指出：“争鸣正是为了实现党的领导，不可能是齐唱、合唱或只有大人物独唱。”巴金说：即令乱鸣，也比不鸣好。尚銊说：既不要以人废言，也不要以言废人。茅盾讲得更生动，他说：井蛙、应声虫和驿马是不能独立思考的；独立思考有两大敌人，即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7月5日，副刊还发表了赞扬敢于报忧的报告文学的文章。《人民日报》那段时期，真有看头！
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这一态势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的震动，于7月8日来到海运仓中国青年报社给全体编辑记者作报告，号召大家进行报纸改革。他说：“《人民日报》的这一进步，各报都有点恐慌，你们也沉不住气了，自我压迫，这是好现象！你们一定要急起直追！”耀邦同志既善于务虚，保持永不衰竭的理论兴趣，同时又善于务实，是一位极富鼓动才能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对于当时中国青年报社内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的编辑记者的改革热情来说，起了催化、助燃的作用。
当时任总编辑的张黎群同志，发动全社同志提合理化建议。有人提出要办科普副刊，这就是《长知识》的起因；有人提出要引导青年在生活方式上有一个健美的情趣，这就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周末》版的起因。
文艺部有个二十一岁的青年编辑孙秉富提出办一个《辣椒》副刊。他的建议，主要是受苏联《鳄鱼》杂志的启发，主张办一个漫画与讽刺文学图文并茂的副刊。
孙秉富一鸣惊人，共鸣响应者大有人在。那么由谁来办呢？孙秉富是当然的人选（可惜，1957年他也未能幸免被“扩大”。“大跃进”中返回顺义老家务农时，夫妻二人皆死于癌症）。找谁来干这个副刊的主编呢？
不知是领导看错了人，还是上帝发了昏。我像辛亥革命时硬从床底下被拽了出来的黎元洪，委以《辣椒》副刊主编之职。我这个人不大识抬举，对这芝麻官不仅不感到荣耀，反而觉得沉重。我当时就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职务！
既然办这个副刊危险，拒不受命又不行，那么可否走一条保险的办刊之路呢？这路是有的。那就是批评消极现象只搞虚的，不碰具体单位具体人。即：漫画加不指名道姓的小品文和讽刺诗，再配点杂感，一期凑个四五千字，并不费劲，也不招惹谁，在总编辑那里也好通过，何乐而不为哉！
鄙人当时二十五岁，血气方刚，颇有初生之犊的气概，坚决主张在副刊里以真人真事的批评为主，在文风笔调中含讥刺或调侃，这样才能闯出一种与苏联《鳄鱼》和中国《漫画》不同风格的讽刺性的副刊。
批评讽刺的主要锋芒何所指呢？这就牵涉到办刊的宗旨、方针了。
在没有先例、经验的情况下，当时《中国青年报》的编委会不可能为《辣椒》副刊制定一个办刊方针。当时只能是办着看，探着走。但是大体总得有个谱儿，不能碰上什么就讽刺什么逮着啥就批评啥。
我当时的思路是：中国的官僚主义相当普遍，相当严重，老百姓已经深恶痛绝，批评讽刺的对象如果绕开官僚主义，那就是躲着重要矛盾走，就不可能有读者的喜爱。然而批评团小组长团支部书记的“官僚主义”，能使人信服吗？他们连僚（属）都不够，算什么官？官之不存，主义焉附？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官都有官僚主义。
因此，我提出两条干法：一是《辣椒》一定要拿官僚主义祭旗，因为反官僚主义是党中央倡导的一贯方针；二是要“捉大虫”（即今日所谓的打老虎与拍苍蝇之说的前者）。
于是《辣椒》创刊号上就批评了河南一个县发生的屠宰耕牛事件，以后我又采写了湖北省孝感医院发生的医生因手术事故制造的溺婴，法院判得奇轻的事件（题为《被谋害的新生命》，收到读者反应的信件三千多封），又采写了地质部人事司白司长在河北正定地质干部学校进行大规模迫害青年学生的事件（题为《白司长来了之后……》）。当时《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钟沛璋和理论部马玫丽合作，还为《辣椒》副刊上这篇长文配了社论《白司长错在哪里》，二文皆曾送当时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同志审阅同意才发表。
《辣椒》的刊头，最早是个植物形状，以后又画成拟人形状（将辣椒画成人头）。读者对这两种刊头，都不太满意。我从孙悟空的形象得到启示，找画家画了一幅尖下巴孙猴儿，其形如辣椒的悟空式人物，一手持金箍棒，一手反搭凉棚，从云中跃下，好像发现了妖怪前那种惊喜的模样。对这个刊头，报社内外反应都很好。谁料想，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传话下来：有问题！
当时康生的一句话，对于共青团报的分量，可想而知。
我们副刊组的同志立即给康生的秘书打电话，问：“康生同志对《辣椒》副刊刊头有什么具体指示？”不一会儿，电话回答道：“不要搞那个张牙舞爪的样子，孙悟空闹谁的天宫呀？”
立即照办，请裘沙画了一个身穿西服，手持红十字医疗箱的辣椒人像，一直沿用下来，直到1981年《辣椒》再度出土，仍是裘沙勾画的那个出诊的大夫。
出了十几期，《辣椒》在读者之中和新闻界同行之中，反响是好的。河北正定地质干校有四名教师投书《辣椒》，反映白司长到该校对青年学生搞残酷斗争逼供信的情况，迫切要求我们派人去采访调查（1957年这几名教师也都被打成右派），充分说明了读者的信任。
我1956年夏天在青岛采访时，发现大街上卖鸡蛋不是论个儿论斤，而是打开了蛋壳装在大盆里用勺子舀着卖。询问之下，得知是副食品仓库里管理存放有问题。经过采访才弄清楚，原因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于是写了一篇《在鸡蛋问题的后面》，文中引了一句工人骂娘的话：“在公私合营之前，资本主义的管理时，没坏过一个鲜蛋（坏一个，资本家也心疼）；如今官僚主义的管理，就是铁蛋也变臭啦！”
应当承认，《辣椒》副刊在我主编的二十多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官僚主义的锋芒是较为明显的。然而读者仍然普遍反应：“不够辣！还得再辣点！”我当时虽然幼稚莽撞，但还没有达到忘乎所以失去分寸的地步，所以总是跟孙秉富说：“又是推着咱们往火上烤哩。小火小烤，辣椒更香；火一大，就自我毁灭了。”
从上边又传来了话。说是有人感到《辣椒》有问题，把已出的几期副刊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诙谐地回答道：“辣椒有什么不好？四川人湖南人就喜欢吃辣子嘛！”当总编辑张黎群从耀邦同志处得知并向我们传达这段话时，我们像小学生受到老师的表扬一样，那个天真得意劲儿就甭提多美了。
采写批评性的稿件，使我对社会弊病有了较深一层的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