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进入6月以后，形势果然像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6月1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首次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出现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5日，初夏的北京落了一场雨。在国务院礼堂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父亲的言论提出指责。据民建的黄某某老先生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黄老从睡梦中被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的陈某某老先生也同时被召见（此前不久，两老曾联名上书，请求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同两位大老谈了“鸣放中发现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黄老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又于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但黄老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至十二时二十分方结束谈话。这场谈话给父亲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而两老平日与父亲又有龃龉，他们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父亲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来，要他同意将其在工商界座谈会上的讨论提前印出。6月7日，这篇文章在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攻击的靶子。
6月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父亲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四、为革命利益不怕戴右派帽子
当其他人在冥思苦想如何从这场斗争中逃脱劫难的时候，父亲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9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在会上下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受到批判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惟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务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各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下面摘录的一小段会议记录，可略见一斑：
章乃器：否定运动的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王某某：你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陈某某：你就是这样巧妙地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某老，你是年高德助的人，不要这样急，最好冷静一点。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示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陈某某：你违反宪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章乃器：那是你的宪法。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父亲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口号声和帽子堆中。这真像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有了这种“一切放下”的悟性，父亲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他经常持着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黄某某是社务委员，过去常常主动出席，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推给了父亲。父亲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分内之事，他明知是个陷阱，但还是坦然与会。
一进会场，他就对章伯钧说：“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因为同样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称。但两人除了开会见面之外，并无私交。至于储安平，父亲只是在一些场合与他握过手而已。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惟恐不远，批之惟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父亲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的”，“并不是说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又有如下的对话：
章伯钧望着坐在他对面的章乃器，说：“我的宗兄是不是谈谈，给我提提意见？”
王昆仑笑着说：“是同宗嘛，把你们的家务事摊开来谈谈吧！”
章乃器笑望着章伯钧，说：“你到我家只去过一次，钱还没有到你家去过哩！”
章伯钧半笑着说：“我们人没有联系，思想有联系吧！”0
章乃器于是向章伯钧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你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父亲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
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1）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工商业者；（3）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
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病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他，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五、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
父亲虽然呼唤和风细雨，但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先是千家驹指责他在座谈会上“放毒”，报上还刊出了一幅他与章伯钧互相涂脂抹粉的漫画，题目“宗兄宗弟”。民建中常会随即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6月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父亲谈话，要他作检讨。父亲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的文章，即指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6月19日，这篇讲话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人们发现增加了“六条标准”，并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大段话，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6月25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总理即将向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在谈到当前的反右时，有一段批判父亲的文字。父亲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其他人见势头不好，群起而攻之。父亲力持己见，并且声明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
周公当时一直被毛泽东指为“右倾保守”，被迫作检讨才勉强过关，刚好又赶上整风反右，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他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父亲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是两位相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惟一伤了感情的一次争论。父亲的话分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他俩后来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父亲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公则温语有加，往往做出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
由于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历史也变成了任人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当父亲“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父亲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有不少更是歪曲父亲原意的批判：如父亲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吴某某教授年轻时曾受到父亲的帮助和提携，当时却积极地斗争他。父亲曾指出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此教授则加以演绎，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此话上达天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更有甚者，父亲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铅笔大王”吴某某，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父亲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反咬一口，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父亲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50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父亲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谅某些伤害他最重的朋友。其实这些朋友，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样品尝了苦果，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忏悔。
六、从民主人士到极右分子
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是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陷入网中的右派们，不得不放下学者名流的身份，在各小组内接受无休止的斗争乃至谩骂，违心地作屈辱的检讨。父亲仍拒绝强加的罪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做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他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逐条辩驳了强加的种种罪名。他说：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做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
7月7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就右派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父亲是民主党派中被停止职务的第一人，黄炎培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总理：请问国务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