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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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右派性质已确定无疑，党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整迹诚恳地谈了我内心的痛苦。垄群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但我知道垄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进行威胁。望联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做不了主。我清楚，望湖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俄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注释。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没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该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最后为我澄清一切。”雪峰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也哭了。我的党籍早两年已宣布被开除，当时我的心情与雪峰完全一样。
　　以上雪峰的自述以及当时的谈话情景，我永远不会淡忘。
　　我相信林默涵了解全部内幕情况，他不该提出这个疑问，他本应该是说明事实真相的知情人。
　　记得我在会上讲完以后，林默涵没有反驳，～直保持沉默；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没有料到有人会揭露出事情的真相。散会以后，听说雪峰的女儿雪明在场，听了我的发言后说，牛汉讲的是真实的。
　　让我失望的是，不论周扬，还是林默涵，对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和反省。
　　袭战同志在“文革”结束前已去世，他如果现在还健在，我相信他会把全过程谈得清清楚楚。
　　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历史的真相不应当湮没。
　　（见《读书人报》，第72期，ZOO年1月18日）　

　　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
　　作者：史索、万家骥

　　1957年8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在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告捷”的情况下，已将矛头转向了冯雪峰等人。7日，《人民日报》用赫然醒目的大字标题，在第一版的版面上，以“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正副标题，通报了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情况。该文侧重揭露和批判的是丁玲、陈企霞，也点了冯雪峰、艾青、江丰等人的名，把他们包括在“丁玲、陈企霞等人反党小集团”的“等”字之中。就在《人民日报》报道“攻破丁、陈反党集团”的当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奉命：“对冯雪峰的斗争，主要在作家协会进行，在本社则配合作战”。“配合作战”于当日就揭开了序幕：该社整风领导小组召集全社大会，宣布撤销冯雪峰的整风小组组长职务，号召大家揭发冯雪峰的“反党罪行”。
　　冯雪峰感到突然，但并不惊恐。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人家不是老在说什么“胡风是雪峰派”或“雪峰是胡风派”吗？硬想把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扯在一起，株连定罪。虽然他不得不在党内作过一次检查，但组织终未据传言和流言定案。现在又把他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扯在一起，他想，既是“小集团”，总得有组织联系，而这点，他自信是经得起反复调查的。至于要批他的“反党罪行”，他的某些言行是否“反党”，是否为“罪行”，在当时情况下，却看不清，说不准。从1957年6月6日开始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前三次会议本是为1955年作快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平反的，说明丁、陈不反党；7月29日第四次会议，周扬忽然重申过去对丁、陈的批判没错，丁、陈忽又“反党”了，要继续批判。7月30日的会议即开始把冯雪峰扯在一起，但所扯的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8月4日第十一次会议，他作了一次没有准备发言稿的即席检查，在当时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承认：“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其实就是反党……今后要接受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摘自1968年8月6日冯雪峰的交代材料，下引未注明出处者，均据此。）他检讨到此，有人说，“团结在周扬周围”这说法不对，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可另有人又认为他的检讨还不深刻，实际上还是“只承认反周扬，不承认反党”。“但周扬当天是表示满意的，邵荃麟也表示满意。在散会时，周扬在会场出口处同我握手，说：‘你的检讨发言，我倒认为还好的，肯承认错误就好，过去有些问题以后是可以搞清楚的。'”
　　如果说反周扬就是“反党”，他就只好认错了。
　　冯雪峰有着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清高”，对下谦和，待上却有时相当傲慢。只要与自己意见不合，特别是当他感到对方有居高临下的官架子时，不管对方职位多高，资历多深，他那浙东人的倔脾气就会发作起来。1937年他与博古吵架并拂袖而去，就是一例。1951年，他受周总理的任命，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时，就毫不掩饰地向当时国家出版总署领导胡愈之说：“我不想搞文学出版社，更不想当社长，但是总理要我搞，我也没有办法。看看中宣部那几个人，叫我怎么工作？！”（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他主要是对周扬不满。30年代，他就在文章中讥笑过周扬，有些措词近乎训斥。在他看来，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创作中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文艺领导上的随意干涉，违背创作规律的瞎指挥，对待作家的宗派主义，周扬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当人家提到他“反对周扬，就是反党”时，他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从30年代起，他就与周扬形成了对立面；40年代，虽然不是公开论战，但也是明里暗里的对峙。
　　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这种对峙和对立就更为频繁了。1953年7月，他为第二次全国文代会起草的工作报告（后题为《关于创作和批评》收入《雪峰文集》中），对文艺界的现状和领导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不讳言，批评的矛头没有放过周扬。而对立或对峙的情况更多表现在工作关系上。
　　1951年他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是违背他的意愿的。他把自己的意愿告诉过他的朋友：他不愿住在北京，一心想定居上海，在解放后的安定环境中，专心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以及各种文体的创作。他一生最大的希望是踏踏实实地做些实际工作，“做铺路的碎石子”，而“不愿在客厅里去应对宾客，只愿当个烧火做饭的灶下婢”。在文学事业上，他充满了自信。他曾经说过：“如果组织把我安排在这样的岗位上，是可以为后人留下一点东西的，不至于像鲁迅所批评的那种白蚁，一路吃过去，只留下一些粪便。”因此当党组织要他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他曾推荐巴金代他出任。有人认为他出任一个“区区的社长”，是嫌官小，可能是一种以己度人的猜测。
　　他上任之时，曾向组织明确提出：“要我于，就得按我的意见办。”的确，他的见地不凡，作风泼辣，一切都出自自己的心裁，不搞“等因奉此”那一套。在干部问题上，他看重的是那些既有写作、翻译经验，又不厌烦琐的学者、专家。为此，他从全国各地物色了一批这样的人才，作为出版编辑队伍的骨干。
　　他上任之后，就狠抓了出版方针。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国内的地位，他大胆提出其出书方针是“中外古今，提高为主”。他认为，普及读物的出版，各地方出版社可以多做一些工作。当时，在如何对待“名洋古”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囿于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褊狭理解，认为这些东西有碍无产阶级新兴事业和民族自尊心的发扬，而中国的文学遗产中又充满了封建的毒素。凡是封建时期的文学古籍，要出版就得加以删改重编，以配合当前的政治斗争。1951年在“推陈出新”的口号下，戏曲界就曾经出现了反历史主义、公式主义的倾向，出台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新白兔记》、《新天河配》、《新大名府》等剧本。冯雪峰坚决反对这样做。他告诫整理文学古籍的编辑，要有“朴学家的精神”，整理的目的，只在于“给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不得随意删改。至于如何正确引导读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可以在前言中对作品进行分析。为此，他具体指导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整理工作。他主持的这一工作，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1952年整理本《水浒传》面世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各大学、中学、报社、图书馆、研究所，甚至演剧队，都纷至沓来邀请出版社去作报告，北京旧书摊上一直在廉价抛售的古典小说，顿时身价陡涨。为此，他还在报刊上写过几篇有关《水浒传》的长文，大大地纠正了时弊。
　　据当时主管他的工作的胡愈之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搞得很不错，雪峰有眼光，有魄力，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书籍，也拒绝了不少‘有来头'的不够出版水平的书稿。”（《我所知道的冯雪峰》）的确，他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既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也得到了领导的赞扬。
　　但是，由于他在用人和采用选题方面有自己的主张，因此人家就说他“不听周扬的指挥”，搞“独立王国”。他承认，自己对周扬有偏见，也时有不敬之处，但他并不是盲目反对周扬。1954年文化部批准了社内出书的六个侧重面，冯雪峰感到很高兴，曾向人说过：“现在方针明确了，好办了。”他巴不得周扬来管，可是周扬并不怎么管，并到处说“管不了”，怎能说他“搞独立王国”？再说，他也并未把出版社当做自家的宅基地，在这里营造自己的建筑，有关出版方面的重大问题，都是向当时中宣部其他领导请示汇报的。
　　其次，说他主持制订的出版方针，只强调“提高”，反对“普及”；只出版现代文学作品，不出版解放区和当代作家的作品。这是反对以周扬为代表的正确的文艺路线。对此，他颇感委屈。诚然，在如何看待“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他与周扬是存在分歧的，但他并未将两者看成是对立的东西。他既抓了“提高”读物的出版，“普及”读物也未被忽视。在“普及”方面，他抓了两套丛书的出版，一是《文学初步读物》，计九十多种；一是《文学小丛书》，计一百五十余种。1953年起，还出版了《中国民间文学丛书》。至于所指责的后一点，也不合乎事实。他一上任，就抓了选编解放区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优秀作品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专收建国后重要著作的《文艺建设丛书》和专收描写战争题材的《解放军文艺丛书》。
　　冯雪峰还承认，在日常言谈举止中，他对周扬是不敬的，有时态度近乎粗暴。但他不是傲视一切，轻视所有地位在他之上的人，对其他的“顶头上司”，还是严守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的。
　　当人家提到他“反对周扬”时，他承认这一事实，而且也想今后改变这种状况。他深深感到，他与周扬的紧张关系，也影响了他与社领导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社领导成员之间，被划成了“周扬派”和“雪峰派”。他常常与一位副社长闹矛盾，也许这是工作方面的矛盾，但人家却看成是“周扬派”和“雪峰派”的矛盾。1954年，王任叔（巴人）调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开始，他与王关系融洽，配合默契，有人出来反对王任叔，他还出来做工作，说这些同志对王任叔缺乏了解，但慢慢两人也疏远了。王来社不久，就将靠近冯雪峰的聂绀弩等人打成小集团，这使冯闷闷不乐。1954年冯雪峰在《文艺报》受批判，其时中宣部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指示各出版社年终总结“个人崇拜与个人作用”问题，而王任叔却布置检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问题。冯雪峰认为这是在他后院放火。王还亲自去文化部要求明确部对社的领导关系。冯认为这是利用他与周扬的矛盾，偏袒或是投靠周扬。
　　他与周扬的矛盾，不仅影响了社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在群众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社内一些信服和尊敬冯雪峰的人，曾公开在黑板报上对王任叔进行过讽喻和挖苦。此事惊动了文化部，不得不派一位副部长前来批评教育，为王任叔的工作撑腰。
　　对所有这些情况，冯雪峰认为自己要负一些责任。这种状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不仅在文艺界会使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更为深化、复杂化，也会对党的出版事业造成损失。他在会上承认了反对周扬的事实，不仅是追于形势，也出自一番真情，即希望与周扬搞好关系，从而做好工作。至于他所承认的“反对周扬实际上就是反对党”，那是迫于形势的违心之谈。
　　《人民日报》在1957年8月7日的报道中点了他的名，而社内又马上撤销了他的整风组长的职务，开全社大会对他进行揭发，搞“配合作战”。他预感到凶多吉少，这自然使他想起了震撼全国的《文艺报》事件。
　　1952年2月，冯雪峰接替丁玲兼任《文艺报》主编，他确定其宗旨是：“《文艺报》是一个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积极开展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的原则，就是组织和发表一切有利于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艺事业的发展的评论”（分别见《雪峰文集》第3卷第575页、第2卷第814页）。他深感该报作为党在文艺上的喉舌的重要地位，兢兢业业地为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该刊上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不计其数。刊物是办得活泼而又有内容的，当然在当时正风行政治化的文艺批判的大背景下，在讲求学理的批评中也夹有过“左”的色彩和杂音，以致一直被某些人认为是“雪峰派”的胡风，也暗暗地将他划入了“左的宗派主义”。胡风的书信称冯为“二马”，甚多微词。附带说一下，冯雪峰在解放初期，也许是受当时大气候的影响，在文艺批评中，也时有简单化的倾向。1951年萧也牧发表过一篇有争议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文艺界的批判本来已经很失分寸，冯雪峰还跟随其后，说作者的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文艺报》第4卷第5期），挥起了他历来厌恶的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的棍子。
　　尽管这样，冯雪峰在以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取代文艺批评的大潮中，仍然是落伍者。
　　《文艺报》1954年18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评论工作者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转载时，主编冯雪峰执笔写厂一则“编者按”，以示郑重。按语说：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