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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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这则按语很简短，无非是两个意见：一、充分肯定两位青年作者文章的意义和价值“值得引起大家注意”，“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这两句话，是从观点和方法论上作出肯定的；二、指出作者的研究并不是“红学”研究的终结，这是一句大实话，也符合作者文章的实际。大家认为，作者在批评俞平伯时，忽略了俞在“红学”研究上的进步，评价不够中肯；而曹雪芹的世界观，特别是其“色”、“空”观念对其创作的影响也被忽略了。冯雪峰看到了这些问题，但他说的是如此委婉。这说明他着意肯定的是文章的大方向，即“科学的观点”，没有求全责备。
　　冯雪峰的态度是积极的，意见是中肯的，对两位作者也特别热情。据当时在《文艺报》的两位目击其事的编辑说：“冯雪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希凡、蓝翎这两位青年文艺工作者，而且送到大门外，替他们叫三轮车，还付了车钱……”（转引自丁玲：《悼雪峰》）
　　真是“大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是为这么一件事，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批判，文艺界批，学术界也批，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批。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指责《文艺报》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和编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紧接着，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连续召开联席会议，冯雪峰不得不写出《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载《文艺报》1954年第20期）。根据上面下达的口径，承认自己“是立场上的错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免去了冯雪峰的主编职务。
　　这事闹到如此严重地步，是冯雪峰始料未及的，事后也仍然想不通。虽然他根据组织的需要，公开作过检讨，但一直认为这是“有苦说不出，低头挨闷棍”。
　　对这一问棍，开始，他怎么也猜不透。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9月刚发表，10月就在中央报刊上转载，一转载就掀起了一个运动。这到底是为什么？待到毛泽东同志抓住这个问题，并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来部署战斗时，冯雪峰才稍有觉悟。他知道，对他的批判，只是为更大的战斗打开一个缺口。紧接着就在哲学界、历史学界以及整个学术界，开展了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冯雪峰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战略部署是理解的，但也难免有点牢骚，1957年揭发他的右派言行录中就有一条：“对批判《文艺报》不满，说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尽管批判《文艺报》的主要目的不是整冯雪峰，但因有毛泽东同志的过问，于是冯雪峰便成了一个可疑人物，而对他有成见并想整治他一下的人就心实胆壮了，他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了，几乎每次运动都把他当做异己力量捎带上，即使找不到证据把他打下去，也得把他当做嫌疑犯挂起来，火烧一番。这次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也许是“在劫难逃”了，他不时这样想。
　　未出冯雪峰所料，这次他的确是“在劫难逃”了。
　　尽管冯雪峰的检查是有相当诚意的，“周扬当天是表示满意的，邵荃麟也表示满意”，但一场大规模的揭发、批判冯雪峰的斗争，正在紧锣密鼓声中酝酿着。就在冯雪峰这次检查前后，“周扬召集了一次小会，有林默涵、刘白羽等参加。周扬提出揭发冯雪峰历史上的叛党等问题不是主要的，‘主要关键在1936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量的发言。'他提出要夏衍来讲。夏衍发言之前，又开过一次小会，讨论夏衍发言，为夏衍发言定了基调。当周扬讲到鲁迅答徐徐庸信时，周肯定地说：‘这封信的原稿就是冯雪峰的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见邵荃麟在“文革”中写的一份交代材料）看来，部署的内容还不只这一些，斗争冯雪峰的决战之前，就有了一些周密安排的行动。就在“丁、陈反党集团”通报全国的当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就在奉命“配合作战”了吗？
　　作为“主战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在8月9日之后却忽然体会了。大家感到这是大雷雨前的沉闷，冯雪峰的感觉更甚。
　　8月11日或12日下午，周扬叫冯雪峰去文联大楼会议室，接受“帮助”。当时谈话的情况，冯雪峰事后有回忆：
　　我到文联会议室时，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四人已等在那里，当时我觉得空气是很严肃的。周扬先说话，他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这开头的几句话，虽然不能说是原话，但意思我记得是这样。接着，我记得他主要说了这两点：一、他说这一次必须把我许多问题搞个彻底，包括清查我的政治历史；他说这是阶级斗争，大是大非的斗争。二、他说，我的包袱太重了，总以为自己“正确”。就在说第二点中间，他很愤激地提到三六年的事情，说他和夏衍等人在坚持地下斗争，而我却和胡风勾结，给他们以打击。他说，这段历史也必须在这次批判中搞清楚。记得周扬当时还特别愤激地说，我三六年在上海还曾经说他和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要我当面回答他（这点我当时就回答了，说请调查）。
　　这次谈话主要是周扬讲，其他三人只是提到胡风问题、丁陈问题；有的只是说：“我一向敬重你，但必须对你斗争，这是为了党的利益。”有的却说：“不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有意见。”
　　周扬的谈话，已明确告诉了他，1936年的问题将是这次批判和斗争他的重点。也许是其他人说到了别的问题，也许是当时反右的重点是现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在这次谈话后，他仍然猜不透自己到底在那些地方出了问题。冯雪峰认为，他1936年在上海的工作，不说他有功，至少也不能说有大错；胡风问题，虽然一些人揪着他不放，组织上没认为他与胡风是“反革命同伙”；至于丁、陈问题，报纸上也只是捎带提及，没有把他正式列入“反党集团”。有人已揭发他在“大鸣大放”中有“现行问题”，主要是说他“号召向党进攻”，“煽动大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可这话是在社内团员请他吃烧饼的晚餐上，当做笑话说的。说时他笑了，团员们也笑了，难道人人都失去了幽默感？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他为此问过与他同去开会的人：“这次到底要批判我什么问题？”回答是：“你有什么问题就检查什么问题。”这样更让他摸不着头脑。
　　8月13日，作协党组第十六次会议，一面继续批判丁玲、陈企霞，一面将斗争重点转向冯雪峰，但关键的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还没有提到。虽然周扬已向他交过底，他仍无思想准备。
　　其实，他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的。周扬等人对1936年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1956年9月，鲁迅博物馆筹备就绪，进行内部预展，在陈列的后一部分中，展出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原稿。9月30日，周扬去审查陈列。当他看到这文稿时，立刻对陪同他的同志下令：“这篇文章不能陈列，说不清楚，撤掉它！”过一会儿又补充说，“文艺界内部的斗争暂不表现，等将来有了充分的材料，经过仔细的研究以后再说。”其实，这一问题他早就通过别人在说了，而且‘说得很离谱。1955年第14、15期《文艺报》连载的《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周扬亲自校阅过。该文借反胡风为名，说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抗拒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制造进步文艺界的分裂和纠纷”，“破坏当时已经走向开展的文艺界的抗日大团结”，是“与国民党奸细、托洛茨基分于里应外合”，是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猛烈的、超‘左'的攻击”。也许是周扬在看到了鲁迅手稿时感到过去这套言论太离谱了，还须“经过仔细研究”。可是，他们“仔细研究”的结果，仍然没有离开这个谱。
　　8月14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进行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从此，对冯雪峰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并通过对他的打击，来“改写文学史”。关于这情况，冯雪峰的回忆是这样的：
　　会议是从8月14日（第十七次）夏衍的发言开始，立即转为以揭发我在三六年怎样进行“分裂活动”以及“打击”、“陷害”和“摧毁”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等等为中心了。也就是，以揭发我为幌子，从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到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间，形成了一个进攻鲁迅、为“国防文学”翻案的“高潮”了。我记得在8月14日、8月16日和8月20日这三天会议上，发言的人都非常多，都集中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会场空气很紧张，参加的人也比过去多次会议多得多。这三天会上许多人发言，作协在五七年9月间铅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中都没有收入；但收有夏衍、陈荒煤、周立波、郭小川等人的发言，可以说这四人的发言也可以概括所有人的发言的。所有人的发言内容，这里都不必详细叙述，查看夏衍等人的发言就可以了。
　　周扬等人如何策划布置这几天会议，我当时当然不知道……当时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过他们如何策划布置的事情。8月14日会议之后，15日休会一天；16日会议到20日会议之间又休会三天，这也显然都为了策划和布置起见的……当时周扬等人布置所有发言都集中于三六年上海问题，这分明是为了要打破我这个缺口，使我承认三六年我怎样“欺骗和利用鲁迅以打击和陷害周扬等人”，同时“进行分裂活动”，等等，以达到他们攻击鲁迅，篡改历史，为“国防文学”翻案的目的……
　　说到8月14日会场的空气，使我很震动……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上夏衍发言对三六年两个口号问题的所谓“揭发”，不但在我当时是感到十分“突然”的，对于大部分到会人我觉得也很意外，加以楼适夷忽然号啕大哭，许广平愤怒地站起来痛斥我，使整个会场非常紧张。我确实很震动。（许广平在夏衍发言中间站起来痛斥我，说我欺骗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后来她开始识破周扬等人的阴谋，她就从别的角度来批判我了。）
　　这里所谓“别的角度”的“批判”，据当时的记录，是指许广平针对发言者所说鲁迅“受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勾结胡风，假用鲁迅名义所写一事而说的一些话：
　　……找了一个死无对证，死了二十多年的人，今天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安到鲁迅的头上。
　　有一天鲁迅写了一封信给胡风，我就说：周起应和胡风不对，是他们的事，与你有什么相干？鲁迅跳起来说：“你知道什么，他们是对我！”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你（按指冯雪峰）说是你写的，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你真是了不起！这要是鲁迅不革命、鲁迅不同意——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声明说这篇文章是雪峰写的，不是我写的？……
　　许广平的这些话，打在冯雪峰身上，却落在周扬、夏衍等人的心上。所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打印稿没有收，不得不将记录转录于此。
　　尽管许广平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戳穿了这场演得轰轰烈烈的假戏的真相，但轰轰烈烈的程度一丝不减。冯雪峰说：
　　在夏衍的发言中间，周扬也站起来，愤怒地质问我，说鲁迅《答徐懋庸》一文中“……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的一段话，底稿上留有我的笔迹，这不是对他们的“政治陷害”又是什么？又说，左翼内部争论公开发表，这也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这也使会场更紧张，我也更震动。
　　还有其他好几个人接连站起来质问我种种问题。
　　邵荃麟当时也站起来说过这样的话：二十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了。
　　由于我远离党的原则，不能正确地、坚决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认识所发生的现象的实际，事前又没有思想准备，当天我确实感到震动和意外。
　　于是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要求同周扬见一次面。经过是这样的：周扬让我到文化部他当时的住处去见他。我要求见他，是想问一问清楚，我的问题究竟是出在过去，还是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也想问一问他，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事实进行说明和解释。我到他那里后，他先说：“今天会场的激动情况，我也没有预料到……夏衍的发言，事前没有商量。他昨天电话上是告诉过我的，要提出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以及你脱离组织回家乡的事情，我同意他提。”（事实上，夏衍的发言显然是他们事前经过策划的。）我于是向他提出我的问题究竟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他说：“什么问题都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我说，有些事实，我可不可以申辩。他说：“可以，你可以在会议上发言。”我记得当晚他对我只说了这几句话……他说话时态度很平静，同白天在会场上的态度不同。我感到很茫然，很快就走了。
　　这一天白天的会议，我感到震动和很大压力，心里很沉重；主要的是我竟然“欺骗了鲁迅”，又“陷害了周扬”，这像两块石头压在心上。晚上我去听了周扬谈话，当时觉得茫然，回来后也还是很茫然，心里只觉得沉重。但同时我也还这样想：错误我应该承认，事实也应该辩正，弄清楚……
　　第三天——8月16日第十八次会议上，何其芳、陈荒煤等人发言之后，会场上有人要求主席团叫我发言，交代一些问题，特别是夏衍那天提的问题，我一则没有准备，谈话次序很乱，二则只说到一些事实的经过，有的则加以否认（如说周扬、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和摧毁上海地下党组织等），有的则加以解释（如关于两个青年问题），给自己进行辩解，中途被轰了下来。
　　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上周立波、郭小川的发言，完全不合事实的问题更多，在会后我向邵荃麟提出。他说，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重要的问题是“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同时叫我准备好作检讨，彻底交代。
　　“勾结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