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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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冯雪峰“震动”、“茫然”，甚至想自杀的夏衍的“爆炸性发言”的主要问题。当时就这些问题所作的结论是：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从这条注中可以看出，这四条结论全部被推翻了。
　　冯雪峰作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鲁迅的学生和战友，杰出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党的优秀干部，却遭到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这虽然有些个人的人为因素，但主要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个历史的悲剧。在这一悲剧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人，都应该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免今后重犯，而不应该去纠缠历史的旧账。
　　冯雪峰是这样做的，本书中已多次说及。就是对夏衍，他也不念旧恶。据夏衍说：“五七年以后，他和我还常有往来，并不因我作了那次‘爆炸性发言'而疏远。六○年，他曾到文化部找我，承认过去有错误，并诚恳地希望重新回到党的队伍……六三年，他为了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在我的办公室里，从下午二时同我一直谈到天黑后公务员来收拾屋子，我帮他出了些点子，他的情绪很欢畅。”（《一些早该忘却未能忘却的事》）唐彛�，还有许多与冯雪峰晚年有过接触的人都说到，“文革”中有些青年教育工作者和鲁迅研究者向冯雪峰了解情况时，无不先行数落一番周扬、夏衍，说些冯如何正确的好话。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很不高兴，总是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周扬他们犯了错误，我也犯了错误！”有人还为他抱不平，说1957年把他打成右派，是周扬、夏衍他们一手干的，他却说：“他们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不能全怪他们。”
　　冯雪峰如此坦荡、纯真的胸怀，周扬也感受到了。周扬向楼适夷说过，冯雪峰在他受“四人帮”迫害时，没有落井下石；唐彛�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同志》中也曾提及，周扬向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听我的儿子讲，雪峰同志没有把30年代左联时期许多问题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他也承担了责任。”
　　周扬、林默涵等也没有纠缠旧账，都各自在总结经验教训。
　　1975年10月，在冯雪峰重病期间，周扬去冯家看望了冯。他说：“冯雪峰同志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1979年5月1日周扬致楼适夷信，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据冯雪峰事后向友人说，周扬当时拥抱着他，握着他的手哭了。冯雪峰很受感动，并很高兴，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参看郑育之：《无私无畏的冯雪峰同志》）
　　林默涵是1957年参与批判冯雪峰的决策人之一。1956年《鲁迅全集》第六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题头注的主要定稿人，当他后来得知了事情真相后，就坦诚地对待过去所发生的事。1977年11月，中央指定胡乔木和他主持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他在第一次与编辑室工作人员见面时，就对1957年特别是对《答徐》信的题头注，勇敢地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使编辑室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1986年3月，他在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再次对冯雪峰的遭遇表示“内疚”，并谈了自己对他总其一生的认识：“我觉得，雪峰同志确确实实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诚的革命战士，这是一；第二，他确实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第三，他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从他一生的行动中表现了出来。”（据听会人记录，未经本人审阅。）前面所引1981年版《鲁迅全集》那条题头注，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各方征求意见，向上汇报请示的情况下定稿的，其中也反映了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邵荃麟过早去世，没有来得及谈论这个问题，但他的家属葛琴，为1979年11月冯雪峰的追悼会送去了“曾由患难感知己岂以得失论英雄”的挽联。邵小琴还参加了护送冯雪峰骨灰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送葬行列。
　　而造成“爆炸性”事件的夏衍，却至今还在写文章，重复着他在1957年8月14日作协党组扩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爆炸性发言”，事实上仍认为冯雪峰在30年代犯了“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错误。为此，不少老同志写文章进行规劝，一些学者则进行辩正，本来“安定团结”局面可望的文坛，又不得安宁了。
　　为冯雪峰恢复名誉，夏衍是很有保留的。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国家出版局两级党委通过的《冯雪峰悼词》，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见到《悼词》，就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跳了起来，激动地说：“人死了，说几句好话是可以的。”接着他着重就《悼词》中的两句话发了一通牢骚，“说他‘沟通了鲁迅同党的关系'，恰恰是他破坏了党问鲁迅的夫系！”还说，“说他‘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我也不能同意。”去听意见的人，抖抖索索退出了病房。本来这次追悼会是这年4月就准备开的，主要由于夏衍的态度，拖到11月才开成。
　　也许是对《悼词》有意见，夏衍在5月间就写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5月，正是向他征求《悼词》意见之后不久。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他那“爆炸性发言”的观点，并且声明说：“那次讲话（指爆炸性发言），现在想来，除了有点感情激动之外，讲的全是事实。”1991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又发表了《夏衍谈“左联”后期》，涉及到冯雪峰时，虽然火气少了些，但仍然在重复着过去说过的一些话。
　　我们没有必要与夏衍苦苦争辩这些文章中的观点，那是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任务——这些学者实际上也在这样做，一直在与夏衍争论。但由于夏衍文章中涉及到冯雪峰传记材料中的一些问题，而且他又反复声明“我对各派文艺团体没有偏见，掌握情况较全面，而且我的记忆力一直不错，我相信自己不会记错”（《夏衍谈“左联”后期》），所以有必要鉴别一下他的记忆力的可靠程度。别人已经鉴别过写有专文的不赘。
　　“爆炸性发言”曾经说到中央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要他在离陕北途中寻找一支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游击队，而雪峰不找，这支游击队终于因失去与中央的联系而被国民党全部消灭。因冯雪峰而丢失了一支部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夏衍同志是不能信口说的；但他说了，当时听会的可以作证。可是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夏衍发言的打印稿却见不到了。是不是他当时就已对自己“不错”的“记忆力”产生了怀疑？
　　“爆炸性发言”最能煽动人的话，还有一段：“章乃器等本来是向我们联系的，见了你（指冯雪峰）之后，他向外公开说，我已经和‘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我还听人说，这位‘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这件事，到了1991年，“记忆力一直不错”的夏衍，却把它描述成这样了：“冯雪峰来了以后，带着毛主席给章乃器几个人的信找他。我去找他的时候，章乃器讲：你们中央有人来了，跟我联系了，今后不要来找我了。章乃器又讲道，冯雪峰说了，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1957年，“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这两句话是夏衍从他们“领导的外围人士”那里听来的，不是章乃器直接向夏衍讲的；可是到了1991年，却变成了章乃器面对面地向夏衍讲的了。是不是因为1957年章乃器还健在，不好瞎说，而到了1991年，章乃器早作古了，已死无对证了？！
　　在《夏衍谈“左联”后期》中，又冒出了一桩不大不小的公案。夏衍在该文中说，1943年6月初，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出来到了重庆见周总理时，“总理批评他几点……第三件事情是他（指冯雪峰）删改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这是多么胆大妄为的事啊。夏衍说，总理批评冯雪峰时，“还有徐冰、冯乃超也在”，意谓有“人证”；还说，“我有笔记”，意谓有“物证”。人证物证俱在，是不好怀疑的了。可是这事还是很玄乎。证人已成古人，死无对证，只能取信于“笔记”那物证了，可这物证尚未公布。读者不免要产生疑窦：
　　一、冯雪峰对烈士的遗文，历来是抱着极其神圣的感情来对待的。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说过，他对待溜秋白、方志敏、应修人、潘漠华等的遗文莫不如此，并为它们的刊布传世做了严肃认真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与鲁迅有着共同的感情和心态：“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常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白莽作（孩儿塔）序》）他对待《可爱的中国》，当不致那样草率地“删改”吧。
　　二、有关《可爱的中国》原稿的保存情况，冯雪峰在1951年9月为这书影印本所写的《说明》中已作了详细交代。原稿原由鲁迅妥善保存，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时，鲁迅就将它交给了冯雪峰。冯雪峰即向中央汇报，很快就奉中央指示“在上海设法保存”，便把它“交给已经替我们保存着瞿秋白同志一部分遗稿的朋友谢澹如先生一起保存”。从这时起，直到1951年，冯雪峰无缘再见到这原稿，即使他想“删改”也无从下手。而且原稿尚在，有无“删改”，不妨去调阅一下。
　　三、《可爱的中国》和《清贫》原稿两篇，在上海孤岛时期，曾经由谢澹如抄出，以《方志敏自传》为书名在上海铅印过一次。当时，谢澹如担心兵燹毁灭烈士遗文，为了使它留传后世，就擅自将它付印了，同时还印了由他保存的瞿秋白的《乱弹》。这次付印，是否有技术上的改动，不得而知，但即使有改动，当时冯雪峰在白区身陷囹圄，不可能与闻其事。
　　四、1951年10月，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了《可爱的中国》，冯雪峰主持其事。这个影印本以及后来的排印本，的确作了删节。前面删了两千来字，是叙述祥松在囚室中如何为友人写信，后面删去了照应前面开篇的几百字。被删的文字小说成分居多，烈士很可能是为了迷惑敌人而这样写的。据王士菁所引冯雪峰1951年10月15日写给他的信说，作这样的删节，当时完全是按组织程序办的，是“经中央同志看过，商量之后才如此决定的”，不是擅作主张。夏衍所指的很可能是这一件事。很显然，如果指的是这件事，在时间上就大有出人。1943年怎能预见到1951年发生的这件具体事？再说这件事是按组织程序办的，周总理怎能投夏衍之所好来横加指责呢？
　　夏衍的记忆力也许是不错的，他的确为现代文学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如果我们不是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他提供的一些资料，特别是有关冯雪峰的资料，其中不少的可靠程度是颇令人怀疑的，所以他的有关文章一发表，辩正的文章就会接踵而来。这是否像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有点感情激动”了的缘故？
　　有这种感情色彩的，也还有人在。以致冯雪峰的传记很难写，不断地横生枝节。
　　冯乃超生前向楼适夷说了一个故事：
　　80年代初，北京大学召开关于30年代文艺问题座谈会。与会的不少是“左联”成员、久负盛名的老作家。冯乃超也在座。
　　一位老作家忽然记起了夏衍1957年的“爆炸性发言”，引经据典地说：“冯雪峰在重庆，一直住在叛徒姚蓬子家里，光凭这一点，就说明冯雪峰不是个好东西！”
　　冯乃超应声质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位老作家傻了眼，不得不语塞地承认：“不——知——道。”
　　冯乃超近乎训斥地说：“告诉你，我知道！这是董必武同志的主意，叫我负责的，我亲自陪他去的，是组织为了保护他。你不知道就不要瞎说！不知道还要瞎说，我就要出来说话了！”
　　冯乃超是创造社的元老，与冯雪峰不同宗，不同派。他之所以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说明他对纠缠文艺界几十年的宗派主义已极端厌恶。看来，文艺界绝大多数人，包括受害者和曾经加害于人者，都能正确地对待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同志1960年春节向文艺界同志说的“忘掉过去，咸与更新”，是值得永远铭记在心的。
　　四　
　　在批判冯雪峰的运动中，根据上面的安排，冯雪峰所工作生活过的、群众对他最了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只能“配合作战”，“主战场”安排在中国作协。有关对他的斗争部署，批判的内容，如何定性，如何办理手续等等，当时该社整风领导小组（除王任叔未及核实情况外）都不得而知。是人文社没有批判冯雪峰的力量吗？显然不是。当时，该社的职工中，有好几个是20年代的老党员，有活跃于“左联”时期的“左联”成员，有鲁迅生前的友好，有冯雪峰的老同事。这些干部，有的来自革命根据地，有的曾斗争在白区。在编辑队伍中，有全国著名的作家、理论家、诗人、学者和翻译家，当然还有工作在基层的办事员、公务员。这些人对冯雪峰的一生情况，可以充当活证人，可以说这个队伍的力量相当雄厚。然而他们却只能“配合作战”，只能奉命行事。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通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情况时，只是附带提到了冯雪峰的名字，并未给他扣任何帽子。这日早晨，社内有人听到了广播，来社上班时，就传开了。全社为之哗然，痛哭流涕者有之，捶胸顿足者有之，呆若木鸡者有之，痛斥传播消息为造谣惑众者有之。可是，当日《人民日报》证实了这并非谣言，而当日上午举行的社内大会还需大家对冯雪峰进行揭发批判。这样的会在社内共举行了八次。大多数会议是该社领导小组奉命安排的，有些会议则由文化部派出副部长级干部前来督阵。冯雪峰有时到会，大部分是缺席“审判”。
　　为了要给“主战场”的作协党组会议提供炮弹，该社奉命每次会都得给上级写出“情况反映”。从这些“情况反映”中，我们倒可看出冯雪峰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不妨摘录在此（摘录时，已将人名略去）。当然这些材料有一部分是为了迎合上级的需要而写的，读者自可鉴别。
　　一、大吃一惊以后：
　　8月7日上午大会后，普遍的反映是大吃一惊。有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呆立不语，少数人在早上听到广播，但以为听错。某某到社曾提起此事，同志们斥她造谣。而在大吃一惊之后，就各有各的反映。
　　1．恍然大悟，不足为奇
　　2．伤心落泪，感叹惋惜
　　有不少同志听到此事后，整个上午安不下心来。有些人甚至伤心落泪，有人感到冯平日在文艺界威望甚高，如何今日落到这般地步，实在为他惋惜。但伤心之人虽不少，却也有几种情况：
　　（1）与冯长期相识的人，如某某（群众）便哭了，某某某（党员）说：“……雪峰同志，我一贯很尊敬他。”讲到这里就哭了。而还有一些人像某某某（老编辑）等说，听到此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