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网 > 其他电子书 > 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 >

第27章

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27章

小说: 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 字数: 每页35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与冯长期相识的人,如某某(群众)便哭了,某某某(党员)说:“……雪峰同志,我一贯很尊敬他。”讲到这里就哭了。而还有一些人像某某某(老编辑)等说,听到此事后的心情,宛若听到莫洛托夫小集团一事一样沉重伤心,久久不能凝神工作……
  (2)另一些同志,如一编室的同志,还有一些青年也感到伤心,情感上一时扭不过来,追究起原因来是个人崇拜。某某某(群众)说,平日觉得鲁迅死后,就是雪峰,想不到如此;有些是由于雪峰平日的作风,貌似忠厚长者,朴实艰苦,但不认识他的本质;有些青年是盲目崇拜,如某某(团员)认为全中国只崇拜冯……
  3.沉默不语
  有一部分人在听到此事后一直不表示态度,还有些人,问他们,他们也不说,有些人只表示要看看事情发展。他们的态度是将信将疑:看看再说。
  4.想不到,也想不通
  某某某(团员)、某某、某某某等明确表示想不通。X说,如果真是如此,情感上也还斩不断。冯一向是为青年所热爱的,想不通。
  这一“反映”材料是呈交上级整风(即反右)领导小组看的,他们需要侦察火力和自己队伍的实力,撰稿人理当投其所好,多反映一些能表现诸如此举深得民心,群众斗志如何旺盛之类的“正面”材料。但令人极为扫兴:这哪里像是在批斗冯雪峰,完全是在为他辩护、申冤,为他评功摆好,而且居然犯上点了周扬的名,而且又从材料上反映出了这些群众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持如上态度的,既有党团员,又有一般群众;既有学者、编辑,也有行政人员和勤杂人员;既有老年人,也有青年人,而且他们的人数都“不少”。
  上面也许感到这种“配合作战”的不力,8月12日,文化部特派来了一位副部长,来社作了动员报告,“宣告对冯雪峰进行斗争”。但斗争形势并不见好转,据《对冯的问题之反映》披露:
  但仍有一些同志在态度上有保留,如某某某(团员)说:很痛心,冯在任何地方都叫人同情0某某某说,冯在生活作风上不像某某一样腐化堕落,这点可贵……某某某(团员)说:冯对革命贡献是大的,比周扬对人民有功,所以对周扬不服,并反对周在文艺界的领导,他犯错误原因在此,同时也不能因为他犯错误,就认为他的文艺思想全部错了;有些小青年仍觉得想不通,他生活作风很好,怎能如此?某某某(团员)认为冯是错了,但某部长说得好,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某某某(党员)说,冯在整风中贯彻了大鸣大放的方针,说的话至少是符合了我的思想情况……
  这些同志的发言,在当时反右的背景下,有点“肆无忌惮”。但他们都属于“左派”或“中左”,上级似不好追究言贡。至于“右派”和“冲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是不便录入的。原出版社副总编辑、“右派分子”聂绀弩,在向党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时,就说过这样的话:
  把我划为“右派”,开始想不通,现在通了。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雪峰愿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里,我跟他到哪里。
  至于冯雪峰被定为“右派骨干分子”在全国的反映,可以说是造成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声势,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大都在版面上获得了“双头条”的显要位置,然而不少是凑热闹的应景文章,“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巴金:《纪念雪峰》)。不少作家却忧愤交加,杜鹏程在《回忆雪峰同志》中曾追忆了他和柳青当时的心情:
  记得反右派斗争的后期,我和柳青同志奉命去北京开会……大会上宣布了冯雪峰等同志的“反党罪行”……我集中全力听他们宣读的雪峰同志的“反党罪行”,其荒谬可笑,使人难以想像……会后,我和柳青问志回到和平饭店。我一声不吭,躺在床上。柳青同志气得脸色发青,他嘴唇抖动着说道:“怎么能这样毁灭自己的同志!中国参加过长征的作家,一共有几个嘛!全国解放后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时,雪峰同志是我们的团长。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深受我们大家尊敬。”
  具有柳青、杜鹏程同样心情和情绪的作家,为数不少,当冯雪峰的冤案平反昭雪后,都记录在他们的有关文章中。特别是那些对冯雪峰有深知和深交的老作家、诗人、理论家、美术家,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到了与他同样的命运。后来他们的回忆文章,无一不是搀和着泪水写成的。中国文史出版社曾于1986年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雪峰》。
  作为“主战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的目的,除了要“揭上海这个底”(邵荃麟语),“戳穿”冯雪峰“以中央名义,以鲁迅名义”给周扬、夏衍的“打击”、“陷害”,从而解除他们的“‘冤狱'之感”之外(周扬语),还想对他进行全面清算,诸如历史问题、现行问题、人品问题,特别是要卸下冯雪峰以为自己“正确”的这个“太重的包袱”(周扬语),要打掉他这个“权威”,消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正如周扬向冯雪峰“交底”那样,这一次必须把他的所有问题“搞个彻底”。夏衍的“爆炸性发言”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冯雪峰是个“大骗子”,是历史上的“大奸”。其他一些中心发言人也和着这个调子唱:冯雪峰“毫无心肝”,他怀的是“黑色的心肠”,“思想相当阴暗”。
  冯雪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人品是否如此之坏,上面所引材料大致可以作出否定的回答。
  的确,冯雪峰并非完人,在性格、气质方面有许多缺点,如前面所述,他对周扬的态度就是如此。对此,与冯雪峰相交甚多的唐彛泄枋觯骸啊┟衿试谘┓宓男愿窭镆擦粝履承┤醯悖貉细穸幻庵崔郑铀囟е奂薄N以退⑸复握邸U庵质焙颍┓迳っ抛撸锲薄闼邓照话⒁舶眨邓铈癫谎币舶眨苤料铝常诔鲎急覆返墓σ谎淖颂钊送贰2还某鲜等匀皇鼓阆嘈牛赫飧鋈司霾换崤樽骷伲导巳耍醵劣谥灰嗉猿希煳谠疲娣缦牛垂椿够嵘枭泶Φ氐亟邮鼙鹑说囊饧!保ā蹲芬溲┓濉罚┯胙┓骞彩露嗄甑穆ナ室模灿懈隼嗨频钠兰郏骸把┓逋菊飧鋈耍娜啡狈ρ魅逖诺纳鹗科宜哉庵制斗浅Q岫瘢账┟竦木笃⑵米锏耐臼遣簧俚摹!庇泄厮愿衿史矫娴挠湃钡悖爬邓穆逞福缇椭赋龉邓恰罢愣说钠⑵保拔颂鲜担钥鞯摹薄G懊嫖颐撬倒词乖诼逞该媲埃膊唤渤び鬃鸨爸颍龅郊笔率保苁墙趺钍降匾逞刚庋觯茄觥K约欧妥鹁吹啮那锇滓彩侨绱恕T谏虾J逼冢奈恼驴梢越桓那锇赘模那锇椎奈恼拢部梢跃吨毙薷模蝗缍氛枰膊环钍刈魑录兜谋痉郑那锇追峙淙挝瘛6运纳霞墩盼盘欤渤鱿止嗨频那榭觥
  由于他厌恶俗套,缺乏恂谨儒雅之风,在解放之后,也碰过不少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据姜椿芳回忆:1949年冬天,潘汉年的夫人董慧为叶以群的婚事张罗,想搞得热热闹闹的,发了许多请柬,冯雪峰也接到了请柬。他一见请柬就生气,批评董慧说:“共产党人结婚闹成这个样!为什么要大请客!”弄得董慧不敢见他。上海文化系统开会,冯雪峰被邀到会。一次被门卫纠缠着不让进,他火了,一进入会场,就冲着主持会议的人劈头盖脑一顿大骂。骂他们“是官僚主义!搞文化的人也高高在上!我都进不来,老百姓怎能进来,怎么走向他们做宣传工作!”在北京,去文化部开会时,他当着部长、副部长的面,指名道姓提意见,有些意见极端尖锐,以至弄得会都开不下去。(见姜椿芳在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稿)第一次文代会他与赵树理初次见面时,就尖锐地批评了其作品描写落后面太多,使对方接受不了。本来他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作品,是十分肯定的,对赵树理本人也是依赖和倚重的,稍后,他就曾与人商量,拟将赵树理调来社内,主管通俗读物的出版。丁玲多次说过,他有几次把她批评得哭了。老舍刚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时,他就狠狠地批评过《春华秋实》,说这部作品是失败的,没有艺术构思,是奉命写作的东西——尽管他十分看重和尊重老舍的才华。1956年他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就考虑要求老舍来担任社长。对权势高贵如江青者,他也发过“浙东人的脾气”。1954年,江青去过问过《文艺报》,对他指手画脚,要他这样,要他那样。他却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懂的事,别多管!”
  像他这样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果对他不是很了解,就会结怨结仇。但从这种性格和气质中,另一些人却看到了他的耿直和光明磊落的一面,觉得这样的人,至少是可信赖的。
  作为“配合作战”战场的人,之所以那样想不通,或为他哭泣,或沉默不语和直言抗辩,与作协党组对抗,正是这样去看待冯雪峰的性格和气质的。当然,他们也并非完全着眼于这一点。他们从冯雪峰的经历、事业和这样不平常的遭遇中,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这不仅是冯雪峰个人的悲剧,也是现代史上的悲剧。有人竭力要打倒冯雪峰这个权威,清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结果是适得其反,群众对冯雪峰更为同情、更为尊敬了。
  群众之所以对冯雪峰抱有这样的深情和同情,是把他当做党的化身来看的。他虽然享受高干的待遇,但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尊重人、理解人、同情人。见到一般的勤杂工,新来的大学生,都是他先打招呼。在社内,不分工种、职别,都处于同等地位。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此感到特别亲切。他一生扑在党的工作上,“是一个没有个人娱乐”,不谋个人享受的人。多余的钱,他不知如何花费,在农村的兄弟姐妹,没有因为他“当官”进过一次城,他的儿女上学,只是抠着数字给他们公共汽车票钱,多一个零花钱也不给。但对那些工资低廉的公务员,家中有病人或出现了变故而缺钱用的职工,却极其大方。他往往背着人,将自己剩余的工资和挣来的稿费,一把一把地硬往人家兜里塞。在社内,至今还留传着一些有关他的美谈。他虽然有专车,有专配司机,但他几乎不用车,除非要去远处办理公务。上下班,去文化部开会,都是以步代车。一次,他坐车去远处开会,碰上滂沦大雨,回来时,他住宅所在地的苏州胡同泥泞不堪。车到胡同口,他就跳下车来,叫司机绕道回社。他冒着大雨,脚穿一双白底新布鞋,溅了满身的泥,步行到家。家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白白糟蹋了鞋子,他解释说:“车子进来,司机得花半天工夫冲洗车子;车子一过,路人还不挨溅!”他就是这样,关心别人甚过关心自己。对为他服务的公务员,他教育儿女,要以叔叔相称,吃饭要同桌共席。
  他不仅对社内职工如此,对作者也是如此关怀备至。有一位作家,原是延安鲁艺学生,后到东北解放区工作,曾写过《大裤裆的故事》出版。解放后这位作家来到北京,热心创作,脱离组织单干,在一个中学代课,曾向出版社寄来稿子和书信,要求冯雪峰帮助出版。冯雪峰叫牛汉去看看他。牛汉去看了,人不在,只在窗外看到他室内的情况,很清贫,初冬尚未安火炉。冯雪峰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拿出一把钱,要牛汉送去。怕他不要,说是“预支稿费”,并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指出寄来的稿子缺乏基础,劝他搞创作不要脱离组织,不然,一事无成。(据牛汉1980年1月13日谈话记录综述)冯雪峰这样关心体贴别人,一贯如此。在他处于逆境、工资连降三级的1963年,于初夏某天在公共汽车上见到迎面步行的吕荧,脸色苍白,像生病的样子,衣服也未换季,还戴着冬天的皮帽子,裹着风衣。看到此情此景,他感到心酸,但由于他与吕荧都“有问题”,不便直接联系,就辗转托牛汉到吕荧家去拜访,“问问他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点钱,过几天我可以送一点给他。你最好能到他住房里面,瞧瞧他生活的实际情况。他的自尊心很强,决不向谁诉苦的……”(牛汉:《以心灵关怀心灵》,载1986年2月8日《文艺报》)
  冯雪峰扎在人民群众中的根须,是拔不出、斩不断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在解放后的顺境中是如此,在反右的一片杀伐声中是如此,在反右之后的逆境中也是如此。
  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党支部奉命开除他的党籍付诸表决时的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家开了家庭会议,要他的家属不要因他的遭遇而动摇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要他们振作起来,好好做人、待人,好好学习和工作。
  从此,他没有怨艾,也毫不卑怯地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他主动让出了居住多年的苏州胡同小院和公家配给他的全部家具,搬入梯子胡同一个狭窄而拥挤的集体宿舍中,与大家比邻而住。在社内,则作为一名普通编辑,自1958年至“文革”前的几年中,先后从事《文艺辞典》《叶紫选集》《郁达夫选集》《郁达夫文集》《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卷)等的选编和校订工作。在编辑工作中,他那种敢于坚持真理、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至今仍被传颂着。在如何看待郁达夫的问题上,他与当时的舆论界和社领导是存在分歧的。他认为,郁达夫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统观其一生及整个创作,表现的是真诚,而并非颓废。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出版他一册薄薄的选集,是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的。他坚持应将《郁达夫文集》列入社的十年规划中,并自告奋勇地承担它的编订任务。1959年底,他即全力以赴地从事这一工作。他认真地阅读原作,反复比较,决定取舍;几乎不参考别人的选本,以免干扰了自己的编辑思路。为了准备发稿,他将自己的藏书拆开粘贴,无可粘贴或舍不得拆书的就亲自抄写,如日记部分就是他亲自抄写的。本来,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书稿已全部编好,出版说明及所附资料也都写就,“文革”中却散失了,至今未能问世。另一项工程更为浩大的工作是编选《新文学三十年集》的短篇小说集。为此,他阅读了1919…1949年的全部短篇小说,基本上编就了三四百万字的选本。在这一工作中,同样表现了他那敢于坚持真理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冯雪峰虽是“戴罪”之人,但周围的人都没有这种感觉。他的工作是最积极的,劳动是最卖力的,照样关心时事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发言最为踊跃,不担心别人抓他的辫子。他照样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做人,处处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业余时间,他虽然已“不宜”写评论文章、从事学术研究了,但却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就看过两遍,以便从更高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去思考一些政治和文艺理论问题。本来,他想完成反映红军长征的《卢代之死》,1961年奉命不能写,便将原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1 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