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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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冯长期相识的人，如某某（群众）便哭了，某某某（党员）说：“……雪峰同志，我一贯很尊敬他。”讲到这里就哭了。而还有一些人像某某某（老编辑）等说，听到此事后的心情，宛若听到莫洛托夫小集团一事一样沉重伤心，久久不能凝神工作……
（2）另一些同志，如一编室的同志，还有一些青年也感到伤心，情感上一时扭不过来，追究起原因来是个人崇拜。某某某（群众）说，平日觉得鲁迅死后，就是雪峰，想不到如此；有些是由于雪峰平日的作风，貌似忠厚长者，朴实艰苦，但不认识他的本质；有些青年是盲目崇拜，如某某（团员）认为全中国只崇拜冯……
3．沉默不语
有一部分人在听到此事后一直不表示态度，还有些人，问他们，他们也不说，有些人只表示要看看事情发展。他们的态度是将信将疑：看看再说。
4．想不到，也想不通
某某某（团员）、某某、某某某等明确表示想不通。X说，如果真是如此，情感上也还斩不断。冯一向是为青年所热爱的，想不通。
这一“反映”材料是呈交上级整风（即反右）领导小组看的，他们需要侦察火力和自己队伍的实力，撰稿人理当投其所好，多反映一些能表现诸如此举深得民心，群众斗志如何旺盛之类的“正面”材料。但令人极为扫兴：这哪里像是在批斗冯雪峰，完全是在为他辩护、申冤，为他评功摆好，而且居然犯上点了周扬的名，而且又从材料上反映出了这些群众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持如上态度的，既有党团员，又有一般群众；既有学者、编辑，也有行政人员和勤杂人员；既有老年人，也有青年人，而且他们的人数都“不少”。
上面也许感到这种“配合作战”的不力，8月12日，文化部特派来了一位副部长，来社作了动员报告，“宣告对冯雪峰进行斗争”。但斗争形势并不见好转，据《对冯的问题之反映》披露：
但仍有一些同志在态度上有保留，如某某某（团员）说：很痛心，冯在任何地方都叫人同情0某某某说，冯在生活作风上不像某某一样腐化堕落，这点可贵……某某某（团员）说：冯对革命贡献是大的，比周扬对人民有功，所以对周扬不服，并反对周在文艺界的领导，他犯错误原因在此，同时也不能因为他犯错误，就认为他的文艺思想全部错了；有些小青年仍觉得想不通，他生活作风很好，怎能如此？某某某（团员）认为冯是错了，但某部长说得好，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某某某（党员）说，冯在整风中贯彻了大鸣大放的方针，说的话至少是符合了我的思想情况……
这些同志的发言，在当时反右的背景下，有点“肆无忌惮”。但他们都属于“左派”或“中左”，上级似不好追究言贡。至于“右派”和“冲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是不便录入的。原出版社副总编辑、“右派分子”聂绀弩，在向党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时，就说过这样的话：
把我划为“右派”，开始想不通，现在通了。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雪峰愿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里，我跟他到哪里。
至于冯雪峰被定为“右派骨干分子”在全国的反映，可以说是造成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声势，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大都在版面上获得了“双头条”的显要位置，然而不少是凑热闹的应景文章，“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巴金：《纪念雪峰》）。不少作家却忧愤交加，杜鹏程在《回忆雪峰同志》中曾追忆了他和柳青当时的心情：
记得反右派斗争的后期，我和柳青同志奉命去北京开会……大会上宣布了冯雪峰等同志的“反党罪行”……我集中全力听他们宣读的雪峰同志的“反党罪行”，其荒谬可笑，使人难以想像……会后，我和柳青问志回到和平饭店。我一声不吭，躺在床上。柳青同志气得脸色发青，他嘴唇抖动着说道：“怎么能这样毁灭自己的同志！中国参加过长征的作家，一共有几个嘛！全国解放后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时，雪峰同志是我们的团长。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深受我们大家尊敬。”
具有柳青、杜鹏程同样心情和情绪的作家，为数不少，当冯雪峰的冤案平反昭雪后，都记录在他们的有关文章中。特别是那些对冯雪峰有深知和深交的老作家、诗人、理论家、美术家，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到了与他同样的命运。后来他们的回忆文章，无一不是搀和着泪水写成的。中国文史出版社曾于1986年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雪峰》。
作为“主战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的目的，除了要“揭上海这个底”（邵荃麟语），“戳穿”冯雪峰“以中央名义，以鲁迅名义”给周扬、夏衍的“打击”、“陷害”，从而解除他们的“‘冤狱'之感”之外（周扬语），还想对他进行全面清算，诸如历史问题、现行问题、人品问题，特别是要卸下冯雪峰以为自己“正确”的这个“太重的包袱”（周扬语），要打掉他这个“权威”，消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正如周扬向冯雪峰“交底”那样，这一次必须把他的所有问题“搞个彻底”。夏衍的“爆炸性发言”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冯雪峰是个“大骗子”，是历史上的“大奸”。其他一些中心发言人也和着这个调子唱：冯雪峰“毫无心肝”，他怀的是“黑色的心肠”，“思想相当阴暗”。
冯雪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人品是否如此之坏，上面所引材料大致可以作出否定的回答。
的确，冯雪峰并非完人，在性格、气质方面有许多缺点，如前面所述，他对周扬的态度就是如此。对此，与冯雪峰相交甚多的唐彛泄枋觯骸啊┟衿试谘┓宓男愿窭镆擦粝履承┤醯悖貉细穸幻庵崔郑铀囟е奂薄Ｎ以退⑸复握邸Ｕ庵质焙颍┓迳っ抛撸锲薄闼邓照话⒁舶眨邓铈癫谎币舶眨苤料铝常诔鲎急覆返墓σ谎淖颂钊送贰２还某鲜等匀皇鼓阆嘈牛赫飧鋈司霾换崤樽骷伲导巳耍醵劣谥灰嗉猿希煳谠疲娣缦牛垂椿够嵘枭泶Φ氐亟邮鼙鹑说囊饧！保ā蹲芬溲┓濉罚┯胙┓骞彩露嗄甑穆ナ室模灿懈隼嗨频钠兰郏骸把┓逋菊飧鋈耍娜啡狈ρ魅逖诺纳鹗科宜哉庵制斗浅Ｑ岫瘢账┟竦木笃⑵米锏耐臼遣簧俚摹！庇泄厮愿衿史矫娴挠湃钡悖爬邓穆逞福缇椭赋龉邓恰罢愣说钠⑵保拔颂鲜担钥鞯摹薄Ｇ懊嫖颐撬倒词乖诼逞该媲埃膊唤渤び鬃鸨爸颍龅郊笔率保苁墙趺钍降匾逞刚庋觯茄觥Ｋ约欧妥鹁吹啮那锇滓彩侨绱恕Ｔ谏虾Ｊ逼冢奈恼驴梢越桓那锇赘模那锇椎奈恼拢部梢跃吨毙薷模蝗缍氛枰膊环钍刈魑录兜谋痉郑那锇追峙淙挝瘛６运纳霞墩盼盘欤渤鱿止嗨频那榭觥�
由于他厌恶俗套，缺乏恂谨儒雅之风，在解放之后，也碰过不少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据姜椿芳回忆：1949年冬天，潘汉年的夫人董慧为叶以群的婚事张罗，想搞得热热闹闹的，发了许多请柬，冯雪峰也接到了请柬。他一见请柬就生气，批评董慧说：“共产党人结婚闹成这个样！为什么要大请客！”弄得董慧不敢见他。上海文化系统开会，冯雪峰被邀到会。一次被门卫纠缠着不让进，他火了，一进入会场，就冲着主持会议的人劈头盖脑一顿大骂。骂他们“是官僚主义！搞文化的人也高高在上！我都进不来，老百姓怎能进来，怎么走向他们做宣传工作！”在北京，去文化部开会时，他当着部长、副部长的面，指名道姓提意见，有些意见极端尖锐，以至弄得会都开不下去。（见姜椿芳在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稿）第一次文代会他与赵树理初次见面时，就尖锐地批评了其作品描写落后面太多，使对方接受不了。本来他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作品，是十分肯定的，对赵树理本人也是依赖和倚重的，稍后，他就曾与人商量，拟将赵树理调来社内，主管通俗读物的出版。丁玲多次说过，他有几次把她批评得哭了。老舍刚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时，他就狠狠地批评过《春华秋实》，说这部作品是失败的，没有艺术构思，是奉命写作的东西——尽管他十分看重和尊重老舍的才华。1956年他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就考虑要求老舍来担任社长。对权势高贵如江青者，他也发过“浙东人的脾气”。1954年，江青去过问过《文艺报》，对他指手画脚，要他这样，要他那样。他却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懂的事，别多管！”
像他这样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果对他不是很了解，就会结怨结仇。但从这种性格和气质中，另一些人却看到了他的耿直和光明磊落的一面，觉得这样的人，至少是可信赖的。
作为“配合作战”战场的人，之所以那样想不通，或为他哭泣，或沉默不语和直言抗辩，与作协党组对抗，正是这样去看待冯雪峰的性格和气质的。当然，他们也并非完全着眼于这一点。他们从冯雪峰的经历、事业和这样不平常的遭遇中，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这不仅是冯雪峰个人的悲剧，也是现代史上的悲剧。有人竭力要打倒冯雪峰这个权威，清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结果是适得其反，群众对冯雪峰更为同情、更为尊敬了。
群众之所以对冯雪峰抱有这样的深情和同情，是把他当做党的化身来看的。他虽然享受高干的待遇，但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尊重人、理解人、同情人。见到一般的勤杂工，新来的大学生，都是他先打招呼。在社内，不分工种、职别，都处于同等地位。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此感到特别亲切。他一生扑在党的工作上，“是一个没有个人娱乐”，不谋个人享受的人。多余的钱，他不知如何花费，在农村的兄弟姐妹，没有因为他“当官”进过一次城，他的儿女上学，只是抠着数字给他们公共汽车票钱，多一个零花钱也不给。但对那些工资低廉的公务员，家中有病人或出现了变故而缺钱用的职工，却极其大方。他往往背着人，将自己剩余的工资和挣来的稿费，一把一把地硬往人家兜里塞。在社内，至今还留传着一些有关他的美谈。他虽然有专车，有专配司机，但他几乎不用车，除非要去远处办理公务。上下班，去文化部开会，都是以步代车。一次，他坐车去远处开会，碰上滂沦大雨，回来时，他住宅所在地的苏州胡同泥泞不堪。车到胡同口，他就跳下车来，叫司机绕道回社。他冒着大雨，脚穿一双白底新布鞋，溅了满身的泥，步行到家。家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白白糟蹋了鞋子，他解释说：“车子进来，司机得花半天工夫冲洗车子；车子一过，路人还不挨溅！”他就是这样，关心别人甚过关心自己。对为他服务的公务员，他教育儿女，要以叔叔相称，吃饭要同桌共席。
他不仅对社内职工如此，对作者也是如此关怀备至。有一位作家，原是延安鲁艺学生，后到东北解放区工作，曾写过《大裤裆的故事》出版。解放后这位作家来到北京，热心创作，脱离组织单干，在一个中学代课，曾向出版社寄来稿子和书信，要求冯雪峰帮助出版。冯雪峰叫牛汉去看看他。牛汉去看了，人不在，只在窗外看到他室内的情况，很清贫，初冬尚未安火炉。冯雪峰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拿出一把钱，要牛汉送去。怕他不要，说是“预支稿费”，并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指出寄来的稿子缺乏基础，劝他搞创作不要脱离组织，不然，一事无成。（据牛汉1980年1月13日谈话记录综述）冯雪峰这样关心体贴别人，一贯如此。在他处于逆境、工资连降三级的1963年，于初夏某天在公共汽车上见到迎面步行的吕荧，脸色苍白，像生病的样子，衣服也未换季，还戴着冬天的皮帽子，裹着风衣。看到此情此景，他感到心酸，但由于他与吕荧都“有问题”，不便直接联系，就辗转托牛汉到吕荧家去拜访，“问问他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点钱，过几天我可以送一点给他。你最好能到他住房里面，瞧瞧他生活的实际情况。他的自尊心很强，决不向谁诉苦的……”（牛汉：《以心灵关怀心灵》，载1986年2月8日《文艺报》）
冯雪峰扎在人民群众中的根须，是拔不出、斩不断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在解放后的顺境中是如此，在反右的一片杀伐声中是如此，在反右之后的逆境中也是如此。
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党支部奉命开除他的党籍付诸表决时的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家开了家庭会议，要他的家属不要因他的遭遇而动摇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要他们振作起来，好好做人、待人，好好学习和工作。
从此，他没有怨艾，也毫不卑怯地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他主动让出了居住多年的苏州胡同小院和公家配给他的全部家具，搬入梯子胡同一个狭窄而拥挤的集体宿舍中，与大家比邻而住。在社内，则作为一名普通编辑，自1958年至“文革”前的几年中，先后从事《文艺辞典》《叶紫选集》《郁达夫选集》《郁达夫文集》《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卷）等的选编和校订工作。在编辑工作中，他那种敢于坚持真理、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至今仍被传颂着。在如何看待郁达夫的问题上，他与当时的舆论界和社领导是存在分歧的。他认为，郁达夫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统观其一生及整个创作，表现的是真诚，而并非颓废。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出版他一册薄薄的选集，是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的。他坚持应将《郁达夫文集》列入社的十年规划中，并自告奋勇地承担它的编订任务。1959年底，他即全力以赴地从事这一工作。他认真地阅读原作，反复比较，决定取舍；几乎不参考别人的选本，以免干扰了自己的编辑思路。为了准备发稿，他将自己的藏书拆开粘贴，无可粘贴或舍不得拆书的就亲自抄写，如日记部分就是他亲自抄写的。本来，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书稿已全部编好，出版说明及所附资料也都写就，“文革”中却散失了，至今未能问世。另一项工程更为浩大的工作是编选《新文学三十年集》的短篇小说集。为此，他阅读了1919…1949年的全部短篇小说，基本上编就了三四百万字的选本。在这一工作中，同样表现了他那敢于坚持真理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冯雪峰虽是“戴罪”之人，但周围的人都没有这种感觉。他的工作是最积极的，劳动是最卖力的，照样关心时事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发言最为踊跃，不担心别人抓他的辫子。他照样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做人，处处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业余时间，他虽然已“不宜”写评论文章、从事学术研究了，但却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就看过两遍，以便从更高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去思考一些政治和文艺理论问题。本来，他想完成反映红军长征的《卢代之死》，1961年奉命不能写，便将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