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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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死》，1961年奉命不能写，便将原稿毁了。经请示领导批准，便着手从事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长篇小说《小天堂》。为此搜集阅读了大量资料，并经周扬同意，去广西等地作了实地调查。为了写作的需要，他还练习写旧诗。
　　由于他各方面的表现不错，社内同志不仅没有把他看做“敌人”，反而十分尊敬他，爱护他。1961年春，出版社党组织为他上报了有关材料，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他右派分子帽子。
　　他高兴，社内群众也高兴，个别对他曾保持距离的人也亲近了。他第一件事是去找组织要求重新入党，这为领导出了一道难题，大家傻了眼，但为了不伤害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再等一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韦君宜：《纪念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同志也许是太单纯了，没有想到他虽然摘了右派帽子，可在某些人那里，仍属于“另册”中的人，这事没少为难基层领导。他不断地提出重新人党的要求，却不断地使受理人伤心。
　　1965年，他又使基层领导为难了一次。这年，社里派干部去河南安阳“四清”。冯雪峰已是六十二岁的人了，而且有胃病，做过胃大部切除手术，是不应去的，但他一定坚持要去，带队的韦君宜无奈，只好让他化名冯诚之跟着大家去了。由于他的工作表现特别好，地方干部一定要评选他为“四清工作团模范干部”。韦君直反复做工作，但又不能告诉他们底细，不管怎么说，还是将他选上了。为此，韦君宜在“文革”中被加了一条“招降纳叛”的罪名。
　　1976年贝月30日，冯雪峰由于肺癌晚期，又患肺炎并发症，导致心力衰竭，经抢救无效，于31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一）上午十一点逝世。弥留之际，他的家属代他又一次表示了要回到党内来的愿望。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十人的生前友好，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楼适夷偷偷地在他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在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情况下，草草地、默默地开了一个追悼会。好在上面没派人来监督，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参加追悼仪式的超过二百人，其中有茅盾、叶圣陶、胡愈之、沈兹九、楚图南、杨东药、曹靖华、冯乃超、李一氓、陈其通等。出版社的同志，由于受上级控制“规模”的限制，要去的不少人都被劝阻了。
　　1979年2月，在冯雪峰逝世后三年，由于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国家出版局党委联合上报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上报之前，社内召开过会议，会上念了1957年划他为右派的结论，以及为改正所作的调查核实报告。与冯雪峰共事过的人，其高兴心情自不要说了，都说这个错案早就应该平反。一些不曾与冯雪峰共事过的新来的年轻人，当听到原右派定案材料时，不少人哈哈大笑，笑当时作协那些笔杆子的拙劣，“怎么编造得那样漏洞百出！”
　　这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他生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的错案得到了改正。特别是他回到了党内，尽管这时他已作古，只能欣慰于九泉了。
　　由于社内同志和社会各界的要求，1979年门月17日为他补开了正式的追悼会，因为第一次不准有声音、又限制规模的追悼会，实在不像样，人们无法寄托哀思，这次补开的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操办。追悼会原定1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开，因为第四次文代会的不少外地代表提出，他们必须在会议结束时参加这个会；至于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开，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时间、这一地点，都被中国作协占住了，他们要为周立波等补开追悼会，冯雪峰的追悼会不得不让路，改在文代会散会后第三天开，在一个不能开追悼会的西苑饭店礼堂开。为此，主持人和社内的职工都很担心，一是怕会议代表走光了，冷清；一是怕饭店礼堂起坐出进，弄得椅了乱响，影响了气氛。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地好。外地的不少代表留下了，有的说：“他们想赶我们走，我们就是不走！”还有不少外地人也自费赶来，北京文艺界、教育界。科研单位、政界、军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都来了，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过厅里也站满了人。据新华社记者统计，到会的有党政领导和知名人士一千多人。这是很少有过的。挽联。挽诗、唁电（有长达千多宇的）在大过厅里挂满了二层。会前，不少人含泪在看，还有不少人泪流满面在写。这时，萧三打来电话，叫追悼会一定要给他代书一副挽联，字好坏不管。他以老年颤抖的声音口授这副挽联：“尊敬一个忠诚正直的人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据不完全统计，追悼会收到来自全国的挽联、挽诗四十副（首），唁电七十七封，唁函二十一封。中央领导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宋庆龄、邓颖超、周建人、王震、胡耀邦、宋任穷、王首道、茅盾、胡愈之等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委、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总政文化部以及浙江省、上海市等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也送来了花圈。王震、胡耀邦、宋任穷、周扬。邓力群、巴金、叶圣陶、丁玲、欧阳山、谢冰心、艾青、贺敬之等出席了追悼会。大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愈之主持，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会开得肃穆庄严，全体离座肃立时，除了有人呜咽之外，没有一点磕碰椅子的杂音。
　　从大家步人会场到走出会场，不少人在呜咽、流泪，特别是他那些上饶集中营的难友们，悲痛更甚。这些人的悲痛和眼泪，有的是因死者的遗爱、遗德而发，有的却由于悲愤而发。冯雪峰的为人，诚如《悼词》所说，他“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他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对党的事业，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忘我。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至于他的事迹，《悼词》虽然由于个别人的反对，在某些提法上，作了让步和妥协，但仍然洗刷掉了某些人泼在他身上的污秽，肯定了他是“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20年代，就“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30年代，“他作为‘左联'的负责人之一，团结大批进步作家和革命作家，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既是鲁迅的忠诚学生，又是他的战友”，由于他的工作，“使鲁迅加深了对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和依赖”，“在维护并捍卫……鲁迅的光辉旗帜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区和长征中，“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白区工作中，“在党的路线斗争和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他在敌人的监狱中，“坚贞不屈，团结难友，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质”……至于他一生如何正确坚持马列主义原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英勇地反对机械论、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概念化，以维护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创作健康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那时是不便提的。
　　这一《悼词》是并非完全的盖棺论定，并非像夏衍所说，是“人死了，说几句好话可以”的例行套话或溢美之词。当时远处外地、尚未完全获得自由的胡风，花了三天时间，站在文学史的高度，以理论家深途的眼光，在拍来的唁电中，对冯雪峰的一生作出了类似《悼词》的评价。他称“冯雪峰是20年代初报春的、纯真的人民诗人；20年代末鲁迅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实践道路的学习者和力所能及的保卫者，并继李大创、陈独秀之后成为党和鲁迅之间多年的诚实的联系者；左联时期鲁迅战斗实践的协力者——与群众和战友同艰共险的无私的组织者、启蒙的诚实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批评者、苏联文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努力介绍者、对敌友我界限慎重区别的共产党员战斗者，鲁迅和霍秋白的战斗友谊的结合者及其联合斗争的参加者；在艰险卓绝的红军长征路上党内路线斗争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景仰者、学习者，确立毛泽东思想领导优势的参加者、坚持者，在鲁迅逝世前使鲁迅精神汇合到毛泽东思想中的必然道路的开辟者，在民族危机和组织危机的内外复杂条件下对政治上的毛泽东道路和文化、文学上的鲁迅方向的力所能及的坚持者；抗战前期对国民党招贤礼遇的鄙弃者，在反动派集中营的残酷压迫和艰苦生活中不畏不屈不苟的共产主义模范革命者；抗战后期到解放前的沉闷处境中对社会文化的日常性斗争形态的孜孜不倦的探求者、劳动者，中国现代寓言的呕心沥血的创作者；解放后在文艺领域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复杂斗争和严重压迫下，还为党领导下的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勉力探求的苦斗者和牺牲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文艺战线特殊条件下的、布尔塞维克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战士……”
　　胡风的唁电曾两易其稿，分两次寄达，是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写成的，也许同样难为某些人所接受。但对一个人的逝世，各界著名人物如此伤心、落泪、愤激抒怀、深沉思索，却是历史将对他作出公正评价的先兆。
　　（选自《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盛世的灾难
　　——忆我的父亲陈企霞
　　作者：陈恭怀

　　一、可怕的一幕　
　　建国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经过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之后，经济复苏，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迅速提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
　　但是建国后的文艺界却并不平静。《文艺报》作为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阵地，从它创办伊始，就经历了不少磨难，成为政治运动中最为敏感和最不平静的是非之地。
　　如果说，早期的对《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对《文艺报》的冲击还不算大的话，那么到50年代中期，《文艺报》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在劫难逃了。
　　父亲陈企霞作为《文艺报》日常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工作并不怎么顺利，对《文艺报》和他个人的批评直到后来的批判斗争，可以说是步步紧逼，步步升级的。我作为他的长子，一个刚刚晓事的少年人，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了这种气氛的不寻常。
　　我心目中的父亲，是那么正直、肯干，工作起来一切都不顾，没日没夜，不知疲倦。对同志，对下级，对子女一向要求严格，但也极为关心。工作上不徇私情，自己却从不争名争利。他担负《文艺报》编辑部的领导重责，编辑部的同志们对他敬畏，却都愿意在他手下工作，因为他对下属没有官僚架子，而且从不谋取私利。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记得我正放假在家。有一次我走过楼下的会议室门口，看到父亲正在主持机关里批斗“老虎”的大会。所谓“老虎”是当时指贪污几百万元（旧币，实际上只相当现在人民币几百元）以上的干部。那时父亲是机关行政上的负责人，经常主持这类会议。会场上群情激奋，挨整的人急得脸红脖子粗，额头上直冒冷汗也说不清问题。父亲一挥手，大家马上安静下来。只听他说道：“大家不要激动，让他慢慢想一想，把问题交代解释清楚。党对犯错误的同志是有政策的。只要讲清楚，是可以酌情处理的。”
　　我真佩服他那种镇静的态度和把握全局的气度。据我当时的印象，犯错误的同志愿意找他交代问题，因为他通情达理，从不乱扣帽子乱整人。
　　但曾几何时，父亲的工作似乎出了问题：他比过去更忙了，开会、写东西，脾气却坏得吓人。他在家里从不和母亲及我们说起他工作上的事，所以我们也无从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段时间，他开会回来总带回很多材料。过去这类文件他看完后总要整理好，放得整整齐齐。现在看完了有时就随意丢在沙发上，写字台上。我偶尔看到，原来尽是些会议的简报，上面不少都是批判揭露他的问题的。出于好奇，我紧张地翻翻，虽然不懂什么，但看到什么“匿名信”、“抗拒领导”、“独立王国”等等字句，也实在吃惊不小。我不敢问他，怕他发火，心里却为他捏了把汗，时时担惊受怕。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头脑里困扰了几十年。过去由于“丁、陈反党集团”罪名太大，又是毛主席亲自批下的，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我们作为受害者的家属，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怀疑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总以为父亲确实有不小的错误。
　　所谓丁、陈的问题，发生在1955年作协机关肃反运动中。开始是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检查《文艺报》的匿名信。用匿名信的方式向中央反映问题，从方式方法上说并不一定对，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党章中的民主渠道不那么畅通，有些问题反映不到中央，所以有人才用此迫不得已的“下策”。当时文艺界的负责同志，根本不研究讨论一下匿名信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是否有道理，不仅不从自己的角度检查一下领导作风和工作缺欠的问题，反而在追查它的作者方面大做文章，急欲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反映问题的人处理整肃，杀一儆百。应该坦率地承认，父亲在“匿名信”问题上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信虽不是他自己写的，但信中的内容是他提供的。他的意图很显然：过去对《文艺报》处理不公，希望中央重新考虑纠正。
　　作协党组为此前后召集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约七十人参加，最后向中央写出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们“反党”活动的四大“罪状”：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帽子大得吓人，但在这吓人的罪名之下，又有多少事实呢？父亲在1956年5月曾写了一份呈递给中宣部的《陈述书》，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这份关于了、陈的报告是1955年9月30日递交给中宣部的，但实际上早在一个半月前，他们就已经给父亲定论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可怕的一幕。
　　1955年春天，父亲去安徽梅山水库体验生活，8月初回到北京，据说是周扬同志用电报招回来的。回京之后就大会小会不断，有时白天会开不完，晚上继续开。
　　8月19日下午，我们全家都在。我和弟妹们正值暑假，母亲也因为小妹妹陈幼京出生刚满月，产假未满而在家休息。
　　父亲前几天接连参加会议，忙得焦头烂额，今天刚刚得空在家休息。他在卫生间里洗澡，想好好宽松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和疲惫的身体。
　　母亲日夜照料刚满月的小女儿，时时感到疲倦，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从安徽回来的半个月来，几乎每天到作协机关参加批判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