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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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母亲又搬回贡院西街，经常去父亲那里探望。时间一长，因为常来常往，两个公务员也就不怎么管了，有时母亲带着我们就在父亲的小屋里的炉火上烧饭吃。
年底就要到了，五叔陈适五从柏林调回国内，几次未能和父亲母亲联系上。后来好不容易才通过电话和在幼儿园的母亲联系上，因为电话中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他当天晚上十点匆匆赶到灯市口，听母亲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父亲的情况。他觉得作协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匆匆忙忙呈报公安部将父亲逮捕和隔离反省，似乎缺乏必要的充分理由。他和父亲在延安时都亲历过整风审干和所谓“抢救运动”，有过一些经验教训。他同父亲一起坐过牢，共过患难，相信父亲决不会反党。但他听了母亲的陈述，又觉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而且母亲的认识也可能不那么全面。当然，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最后还必须依靠组织，而在组织还在审查的当儿，作为同志、战友和兄弟，他想先去看看父亲，跟他好好谈谈，问个究竟。
他把这意思和母亲说了，母亲感到为难，说，作协说只有家属才准许探望。五叔说，我和企霞是兄弟，我也是家属嘛。
第二天，五叔一早就先到贡院西街我们家，然后和母亲一起去作协机关。他们很顺利地来到隔离室，没有受到任何询问和阻拦。兄弟二人见面激动万分，想不到解放初五叔出国前，他们互道珍重告别后，过了几年竟在这种情况下再见！二人紧紧地拥抱着，眼里噙满了泪水。五叔看着父亲长而乱的头发和满面胡须，心里十分难过。父亲为了抗议作协对他的无理逮捕，关进这里后一直拒绝理发，也不剃胡须。父亲把事情经过的大致情况告诉五叔。五叔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劝父亲凡事要从大处着想，要相信组织，接受审查，现在特别要振作精神，不要感情用事，要理发，要刮胡须。
这天，五叔随身带着照相机，建议给父亲拍一张照片，父亲坚决不愿意。二人正说着话，康濯不知怎么知道了五叔到这里来看望父亲，就派了一个同志来，要求五叔离开这里。五叔说，不要紧，我们已有好几年不见了，谈一会儿就走。那位同志又说除了家属，谁也不能不经过同意就来看望父亲。五叔说，不是说春节到了，家属可以看望吗？昨天企霞的六弟陈企城刚来过，没有遇到什么阻难，我也是他的亲弟弟，当然也是家属嘛！在这次见面以后，五叔又通过新华社党委与作协党总支接洽，过了几天，作协由康濯出面约五叔作了一次关于我父亲案情的谈话。
这样，五叔在既听过我母亲的叙述，又与父亲见了面、谈了话，现在再加上与康濯的谈话之后，对父亲的案情有了一些初步的轮廓印象。这时，案子似乎已到了复查阶段，剩下的两个问题是：一、匿名信问题审查还没有结束；二、康濯告诉五叔，陈企霞有六十条小广播的问题还在调查之中。更重要的是，国内政治运动的形势这时已起了变化，一年前激烈的肃反运动到了1955年底和1956年初，已经到了收尾阶段，即甄别、纠偏、善后阶段。“肃清反革命运动就好比打一场夜间白刃战，难免伤害了自己人”云云，又一次成了抚慰在运动中受错误对待的同志的用语（另一次是1943年在延安整风后期抢救运动中，发现审干反特斗争中的偏差的时候）。尽管如此，父亲的问题却仍旧搁置在那里，既不属于定性定案受处理的，也轮不着解放出来接受道歉。我们一家从母亲以下，包括我这个十六岁的长子，以及业已开始懂事了的弟妹们，都很挂虑和着急，迫切希望父亲的问题早些水落石出，全家团圆的日子快点到来。
与此同时，五叔通过他自己机关的党委转交了一封致作协党组织的信，恳切请求作协党组织把父亲的问题放到党内、人民内部的正确轨道上来，并尽快恢复他的自由。因为五叔从康濯的谈话中听不出父亲有什么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至于所谓的“六十条小广播”的罪名，从康濯自己举出的一些例子看来，也无非是一些工作上、个别人事上的问题而已。
总之，1956年就国内政治运动的形势而言，是一个较为和缓宽松的年头。谁也未曾料到，在一年半之后，即1957年下半年，一个更加激烈、范围更广的运动（反右派斗争）正在等待着父亲，使他的政治命运沉落到苦难的谷底，这是后话了。
三、艰难时日
作协通知我们搬家时，我曾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当时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声，搬就搬吧。
我知道他过去从未向组织上伸手要过什么，但他对这件事情的冷淡态度仍旧使我迷惑不解。我记得他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个大学者看到一个乡下人，背上背着一只很漂亮的瓷器花瓶，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花瓶从背上滚到地上摔得粉碎，那人竟连头也不回，径直朝前走了。那大学者追上去问他，知不知道背上的花瓶掉在地上摔碎了，为什么头也不回一下，难道他不觉得可惜吗？那人说，摔都摔破了，回头又有什么用呢？那学者不由得赞叹道：此真乃大丈夫也。
父亲是不是也觉得房子这类事，如同其他个人利益一样，多争无益也无用，不必过多为之白白烦恼呢？
他被隔离之后，我很想能多见到他，但心里又很怕见他。他一向对我们很严厉，现在落到这一境地，心情不好，脾气会不会更大呢？
过去他总是那么精神，有朝气，戴着无边框的眼镜，显得文雅而严肃，令人敬畏。但他和我们兄妹在一起时，碰到心情愉快，也还是幽默而慈祥的。我们最爱听他讲故事，他讲起故事来，语气亲切生动，善于描绘，有时甚至还有音响效果，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心给抓住了。他还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这些听得人迷的小听众编到故事里，当我们终于弄明白时，不禁都哈哈大笑。
每当家里来了父亲的老朋友，或者是他带我出门散步或吃饭时，他的兴致总特别高，故事也讲得格外多，常常是一路走一路讲，一边吃一边讲。老朋友们相聚，则话题更多，讲到得意处，大家开怀大笑，前俯后仰。我像个傻瓜似的听得入迷，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只恨两只耳朵太少听不过来……
现在他完全变了，自从被隔离之后，不理发也不刮胡子，显得颓唐而可怕，人瘦了，再加上不戴眼镜时，眼珠凸出来让人不寒而栗。这还是那个爸爸吗？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心中对他更加畏惧。
这天，我又给他来送东西，一推门就看到他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爸爸。”我轻轻叫他，既怕打搅他，又不能不叫。他猛地抬起头来，吓了我一跳。只见他两眼通红，满面泪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不禁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延安，来，我的孩子，你坐下。”他有些哽咽地说，声音显得格外柔和、亲切。他盯着我的眼睛问，“你相信爸爸吗？”
“相信。”我点点头，声音也有些哽咽，但对他的问话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相信就好。爸爸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呀！”他情不自禁地抱着我大哭起来。
我相信他，崇敬他，也畏惧他，从来也不会怀疑他会干什么坏事。但我能不相信党，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组织吗？我生在延安，从小生活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沐浴着党的温暖的阳光成长，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父亲多次对我讲起，在延安艰苦的岁月里，要是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早就死了。胡宗南匪帮进攻延安时，要不是保育院小学的叔叔阿姨们精心护送我们穿过枪林弹雨，跋山涉水，我能有今天吗？从我懂事起，父亲和学校的老师们就不断地教育我，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告诉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父亲也一再叮嘱我凡事都要相信党，相信组织，要靠近组织，不断进步。
可是今天，在组织和父亲之间，我究竟应该相信谁呢？为什么事实一定要强迫我，一个刚刚懂事的少年人，不相信那个在生活上、精神上和我关系最密切，感情上和我最难割舍的人呢？这让我太难接受了。
但不接受行吗？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刚从教室里出来，班里的副班长崔某某就从后面追上米，一把拽住我，很得怠地大声在我面前背诵着他不知从哪里看来或听来的，周扬同志在一篇内部讲话中的句子：
“文艺界有人搞独立王国，陈企霞就是一个典型。”
他故意提高声调，阴阳怪气地把后面那半句重复了两遍，引起同学们一片哄笑。我又羞又气又恼，无地自容。他究竟是什么目的，是想让同学们惊奇他能看到别人都看不到的内部讲话而引以自豪，还是有意当众羞辱我以满足他个人的什么欲望？人类中最丑恶的莫过于恃强凌弱而且幸灾乐祸，最可悲的是自己盲目地充当了某种工具还自鸣得意。他真是阶级仇恨那么深，对敌人充满刻骨仇恨，还是仅仅想出出风头而已？但是，他了解事情的真相吗？
我肺都要气炸了，脸憋得通红，但也只好强忍下这口气，低着头，急急忙忙地回家。奇怪，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看到这篇讲话的呢？我心里直纳闷。回家后我也不敢和大人们讲，生怕引起他们更大的痛苦。
过了几天，母亲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她告诉我说，作协领导找她谈过话，说父亲最近在那里表现极坏，经常让看守他的公务员小刘给他买酒，喝了之后就大哭大闹大骂，还拒不检查认罪。有时半夜三更起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大声叫嚷：“你们说我是国民党，有什么根据？你们才是国民党呢！”作协领导要求以后家里不要给他钱，不要给他买酒。
我听了之后，心中有一种刀绞似的难受感。老实说，那时我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想来人在那样一种被冤屈、无法辩白、无处申诉的情况下，神经怎么会受得了呢？更何况这个政权的建立，他自己也拼死拼活为它奋斗过，到头来反而成了它的阶下囚，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恼人的日子一天天总得过下去。忧虑、忙乱、烦恼、迷惘以及由此而来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还有由于父亲不明不白被关押后带来的屈辱和无法申辩的、来自老师和同学的批评，像一张巨大的网缠绕着我，怎么也无法摆脱。这真不是我这样一个少年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但这一切又能向谁去诉说呢？父亲偶尔问起我的功课，我怎么回答他呢？能告诉他我又得了几个两分吗？我只能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把巨大的精神痛苦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转眼就要过年了，学校放了寒假，弟妹们也都回家了。母亲心境不好，小妹妹常常哭闹，搅得大家谁也没有心思过年。今年春节究竟怎么度过，我连想也不敢想。可就在过年的前两天，有一天我去父亲那儿，他对我说：“过两天就是春节了，他们越不叫咱们过个好年，咱们就越不能伤心。你向妈妈要些钱，买些好的鞭炮、礼花，全家到我这里来好好过个年。”
除夕之夜，妈妈果然买了不少好吃的，她把弟弟妹妹们也都带来了。我们全家七口人就挤在父亲被隔离的小屋里，用取暖的煤炉烧了几个菜。父亲似乎很高兴，喝了些酒，话也多起来。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不少旧时过年的种种习俗。我望着他毛蓬蓬的头发和长长的胡须，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楚。我默默地想，如果他是自由的，今年家中一定会来不少亲朋，他一定更开心、更精神，也会讲更多有趣的故事。
年夜饭吃完，父亲让我拿出买来的鞭炮、礼花，大家一起来到屋前的小院子里，连看守父亲的公务员康书太、小刘也高兴地看我们放炮。大弟弟万全放了几个二踢脚，“砰——啪”，几声爆竹一响，立刻给寂静的小院子里增添了几分欢快的气氛。父亲用香烟点燃了一串鞭炮，“噼噼啪啪”，满院子都炸开了，弟妹们又是拍手又是笑，快活极了。随后父亲开始燃放礼花，我买了一个大大的泥菩萨礼花，点燃之后，“嗞”的一声，一串红红绿绿、黄黄紫紫的火线火点飞上天去，煞是耀眼好看，连住在附近的萧殷一家也出来看了。火光中我看到父亲开心地笑了，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眼镜后面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内中透露出的不可言状的苦楚，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这个苦中作乐的年，过得很愉快，多少冲走了些当时不幸的气氛，所以时过多年，我还时时想起它。
刚过完年，我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父亲被隔离出不来，母亲忙着带弟妹回灯市口上班，我由于年少无知，差点耽误开刀送了命。
这是大年初三清晨，我突然肚子疼得受不了。妈妈他们已经走了。我只好一个人去作协卫生室看病，大夫告诉我必须去医院开刀。怎么办呢？家里没人，我身上也没有钱。父亲关在那里，身边既没有钱，我也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增加他的痛苦。我决定自己走到灯市口公理会母亲所在的幼儿园，请她带我去医院。我极力用手按着肚子，这样稍微好忍受些，一步一步向前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蹲下来歇口气。谁想这样好不容易到了幼儿园，那里的老师告诉我，母亲去合作总社听报告去了。我很好强，不愿让幼儿园的老师替我着急，就一个人忍着痛再向第四医院走去。
医生检查后说马上就得开刀，问我：“你怎么一个人来？爸爸妈妈呢？怎么谁也不来陪你？没有他们的签字是不能做手术的。”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爸爸被作协的人关起来不能出来，反正外面的人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出个难题，看他们到底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对医生说：“我爸爸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叫陈企霞，你们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叫他来，电话是5局1225。”
大约四五点钟，作协派来两个人：一个是卫生室的女护士，我认识，另一个男同志我没见过。他们代表父亲在我的手术单上签了字。护士阿姨劝我不要害怕，说不会有什么危险，很快就会好的。我心里一热，几乎淌下泪来，自从父亲被隔离后，我已很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了。
开刀很不顺利。本来是个小手术，因为家中无人，我不知利害耽误了开刀的时间，又走了那么多路，结果发生了肠粘连，不得不进行全身麻醉，手术整整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手术后我被抬回病房，刀口开始彻骨地疼，怎么也睡不着，听护士说，开好刀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疼痛使我忘记了一切，我想，如果开刀中发生意外，我可能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死，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父亲出不来，当然无法来看我，母亲呢，为什么她也不来？我知道她很忙，还要照顾吃奶的小妹妹，我应该体谅她。
第二天，母亲来看我，我感到委屈、别扭，很想在她面前痛哭一场。可是我从小就不是娇生惯养的，开刀那么疼，我连一声也没有哭，现在哭又有什么用呢？
人生的某些经历，当时并不觉得怎么样，事后回过头来想想，却可以悟出很多道理。十六岁的孩子，有爸爸，有妈妈，可就在他面临死亡的紧要关头，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甚至连开刀签字这样大的事，也要毫不相干的人来，真有些太叫人伤心了。还好，解放初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人道、慈爱、负责，才稍稍宽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带给下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