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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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浪又起
暮春时节，天气渐暖。对父亲的隔离开始放宽了，我们全家都可以去探望他，五叔也去看过他一次，虽然引出一些麻烦，但很快也就平息了。1956年5月22日，作协终于宣布对父亲解除隔离。这一天母亲和我第一次在父亲被隔离的地方吃了一顿开心的饭。他从小屋子搬进了对面的大房间，看守他的公务员康书太和小刘也搬走了。我们在贡院西街的家，房子太小太挤，父亲就暂时不搬过去，住在这间大房子里了。
父亲很高兴，把留了近一年的头发和胡子都理掉了，他又恢复了过去年轻而有朝气的样子，那年他毕竟只有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不用说，我们都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吃着饭，我们兴致勃勃地谈着。小刘进来，交给父亲一封信，信封上面写着“陈企霞理事收”。
“现在他们又承认我是理事了，这些不讲理的家伙。”父亲说着，不禁动了感情，泪水夺眶而出，一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略带着哭腔。
看来这桩解放后有名的冤案总算可以了结了。可是谁又能料想到，从1956年6月到第二年6月的一年时间，只不过是肃反运动和反右斗争这两个政治风暴之间的短暂间歇而已。话虽如此，这时我们全家的生活总算暂时有了很大的改善：作协重新为我们调整了住房，虽然未能搬回东总布胡同22号原来的房子去，却也把贡院西街1号楼上的一整套房子都分配给了我们，少说也有三五间。我们的心情舒畅多了。
父亲回来以后，经常有人到家里来向他祝贺，有送花的，也有来电话慰问的，家里充满了欣喜的气氛。
我和父亲一起经历了磨难，思想也开始成熟多了。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欢快的情绪也感染鼓励着我。这一年暑假，我正值初中毕业要考高中，因为精神负担没有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迎考之中，暑假后考取了北京五中。开学后，我高高兴兴地进入新的学习阶段。
可叫人捉摸不透的是，父亲恢复自由后，一连好几个月也没有重新安排工作。《文艺报》自他离职后进行了改组，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他再回去似乎也没有可能。他会被安排一个什么新岗位呢？一直拖了很久很久也没有消息。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当然是这一事件的局外人，当时对于作协上层、中宣部乃至更高层次的斗争情况一无所知。事过三十多年后，我才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上，看到当时参与丁、陈事件处理的李之琏同志（1955—1957年他在中宣部任机关党委书记时，是这一事件的具体经办人）写的一篇《不该发生的故事》，从而简略地了解了当时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一点轮廓。
原来，在1956年春夏之交，中宣部为审查丁玲被捕的那段历史，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小组，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李之琏同志为小组成员，并吸收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张海同志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同志作为工作人员来做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小组进行调查核实时，父亲已从作协机关“隔离审查”中释放出来。他要求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申诉他受的委屈。李之琏和有关同志听了他的申诉。谈话后父亲又写成书面材料印发给各有关同志（即《陈述书》）。
根据调查结果证明，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
既然立案的依据不能成立，根据党内“有错必纠”的原则就应该做好纠偏平反工作。但是这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时，人们在对事物不断地加深了解中，观念有了变化，同情心转到了受迫害者一方。1957年6月，作协党组大多数同志意识到，根据整风精神和作协机关群众的要求，如果不首先处理好“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机关的整风便不好开展。于是，在6月6日再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首先讲话，都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
几位领导人发言以后，出席会议的同志发言踊跃，一致认为，1955年的错误批判和结论应该撤销，应该清除这一批判所造成的后果，肃清影响并进一步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有些同志情绪激动，不免说了些很刺耳的话。丁玲本人也提出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从被“隔离”释放后即认为这是“政治迫害”，这时自然讲话就更尖锐。领导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岂料休会期间，整风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风运动由向党提意见，转向为党内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这一来作协党组的高层领导由被动一下子转为主动，周扬趁机推翻了他本已同意的调查小组的结论，同时加紧搜集丁、陈的“罪证”。一切筹备妥当后，7月25日宣布“复会”。
这些就是从1956年5月父亲被解除“隔离审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内部斗争的简单情况。而我们作为他的家属所感受到的是，舒心的日子没过上几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父亲又开始忙于开会，有时晚上也要去。每当他开会回来，总显得精神疲惫。慢慢地我逐渐发现，他的脾气又变坏了，经常烦躁不安，动不动就发火，和母亲吵架。
我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从来就不向我们透露，据母亲说，他在作协又挨整了。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段时间正是从整风转入反右的开始时期。
这段时间，父亲一直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空气宽松些时，会议少一些，他回来后情绪就好些。空气紧张时，大会小会不断，白天晚上连续挨整，他的情绪就极坏。
1956年到1958年，在当时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先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世界；紧接着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大批工人罢工并上街游行，要求面包和自由；此后，匈牙利又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骚动，导致苏联派兵镇压。
国内局势已有很大的变化，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主席决定在文艺、科学事业中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7年2月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但不到半年，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
1956年暑假我考上了高中，但家里和社会上的种种复杂事态却深深地影响着我。特别是父亲的问题几上几下，一直没有最后结果。他的情绪、他的命运直接牵动着我。
我深深地记得那一段不幸的日子，连日来车轮式的会议和围攻搞得父亲精疲力尽，情绪极为低劣。看来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对他越来越不利。作协党组的负责人，改变了道歉的前言，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他们把父亲和丁玲依照党章进行的正当申诉诬蔑为“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是向党猖狂进攻，是翻案。结果，平反道歉言犹在耳，却又变成了更为严厉的处分。同时，在他们看来，1955年整父亲的那些材料，显然已经远远不能说明问题了，况且中宣部复查小组重新审查后已作了否定。作协负责人一方面在大会小会上动员很多人对父亲步步紧逼，迫使他承认强加给他的种种罪状；另一方面在背后会下广泛出击，千方百计搜寻所谓“罪证”，然后无限上纲，用大得吓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
这天晚上他开会回来，神态忧郁，精神委靡，一改过去不愿在母亲面前谈论工作上事情的常态，很伤心地对母亲说：“我现在很可能过不了关，党组扩大会议文艺界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有二百多人，会上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很紧，压力很大。丁玲过去在南京被捕变节的事，组织上从未说过，我一点也不知情，平常也没有听她谈起过，现在众口一词，断定她那段经历有问题，根本不听她的分辩。说我们是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背后谈论过他，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意见没有经过组织，有些自由主义，我是有些责任的。现在他们攻击我的最主要问题是匿名信，矛头都指向我。匿名信实际上是某某搞的，我以前对她说过一些情况，她认为我是冤枉的，就写成匿名信向中央反映。她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作协尽管对我所有的学生和要好的朋友都核对过笔迹，也没有查出来。反映事实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用匿名信的方式。我虽然没有让她写，可她这样做我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我现在只有把这件事说清楚，才能减轻我的罪责。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组织讲清楚。但我现在也很为难，过去我顶得那么厉害，会议拖得那么长久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我坚决不承认。如果我现在去说明真相，怎么说得出口呢？即使我要去讲，他们会不会相信呢？”
母亲劝父亲不要顾虑大多，说，你既然要向组织靠拢，就要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还是自己主动去讲好。其他有什么都可以讲，不应该回避，要相信党，相信组织。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
父亲谈过之后，心理负担减轻了一些，人也疲倦了，就和衣睡下。这时母亲倒紧张得睡不着了。她一直受党教育，相信组织，总想让父亲采取主动，担心他顾虑重重，醒来后会改变主意。考虑再三，她决定自己先去找作协领导谈谈。天刚蒙蒙亮，她就起身，穿着拖鞋轻手轻脚出了大门，前往东总布胡同46号刘白羽同志住处。当时刘是作协党组负责人。母亲说有急事要找刘，请他接见。
刘白羽同志起身后问母亲什么事情，母亲把昨晚父亲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并说父亲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有错误，愿意向组织靠拢。
刘不大相信，说企霞这样的脾气不可能有这种表示，可能是昨晚喝了酒才说的，在我们面前，他一向个性很强，轻易不肯认输，可能他不一定愿意谈。
母亲保证说，请组织放心，即使他到时不肯讲，我也愿意在组织面前证明这些话的可靠性。她请刘白羽同志把这一情况向周扬同志转告。刘显得很高兴，说，我先向周扬同志汇报，你回去后在企霞面前先别透露，等我汇报完再去找他。
当天下午，周扬同志派了辆车，接父亲和刘白羽同志到他那里去。刘很热心地和父亲握了手，说，你昨晚的情况，郑重已和我谈了。我已向周扬同志作了汇报，他要你去谈谈。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就上了汽车。
父亲从周扬同志那里回来，神态自如多了，对母亲说，我一到那里，周扬同志和我握了手说，企霞同志，你这样很好，把问题谈开了，我们相信你会改正的，党是要你的。
这之后，父亲一直在家等候。作协组织出面，为母亲请了一个月假，说父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
为父亲的这次行动，周扬同志的谈话和刘白羽同志的态度，母亲感到很放心。她认为父亲这样靠近组织，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作协组织和周扬同志一再保证“党是要你的，是欢迎你回到党内来的”，她以为事情一定会顺利解决。
作协组织要求父亲在大会上能把问题全说出来，从而迫使丁玲也交代自己的问题。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会场主席台前挂着巨大的横幅，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浪子回头金不换。”根据亨先的安排，会议先要父亲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父亲的交代很使大家感到意外，斗争的矛头一下子都指向了丁玲，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声势凶猛。丁玲和陈明听了父亲的发言，神情紧张，他们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引出这么一个结果来。丁玲被迫到台前作交代，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她无法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欲说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连续几天会议后，所谓的“丁、陈事件”就这样被“彻底揭露”了。
暑假里的一个夜晚，父亲整夜狂躁不安，一个人闷头拼命喝酒，还不停地大哭大闹。我们吓得睡不着觉，可谁也不敢去劝他。第二天，母亲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感到他在大会上的交代是受了骗，把自己的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他自己不但被人出卖了，还使丁玲也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心里非常后悔。我听了之后，心里不由得笼罩上一层厚厚的愁云。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
平地一声雷，党报的文章在全国上下，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然，对别人来说确实是平地雷声起，令人胜目结舌；但对我们全家来说，却似乎是对这几年来动荡不安的生活的一次总结，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更大的不幸。看来一切均已最后定局，无话可说了。
随后是几个月的平静。我们无可奈何地、耐心地等待着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因为事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一再保证过“党还是要你的，欢迎企霞同志重新回到党内来”，我们像是吃了定心丸，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更坏的结果。
处理终于来了，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原来的行政十级的待遇，只发给个人生活费每月二十六元……
这太出人意料了，母亲有些愤愤不平，到这时她才觉得是上了大当，受了大骗，她要为父亲鸣不平，找作协领导反映意见和要求。父亲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你就是去反映也没有用。
五、牵连
“丁、陈事件”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不过是丁玲、陈企霞等几个人。随着反右斗争的不断蔓延和扩大化，迫害的网越张越大，以至于被划人“集团”的人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据说后来总数竟多达三四百人之众，包括了、陈的上级、同事、学生、朋友、亲戚等等等等，还不算我们这些什么“名目”也没有的直系家属。
受牵连的人当中，主要是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或平时关系较为密切的朋友、同事，他们对丁、陈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对丁、陈问题的处理当然就有些不同的看法，或认为上纲太高，处理过重，或干脆认为完全处理错了。事后这些人都被归人到“丁、陈集团”内，如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等同志。这其中也包括他们对作协党组和周扬本人的领导作风有些意见。但是“丁、陈集团”似乎又包括不了那么多高层人物，于是又逐步分离派生出所谓的“丁玲、冯雪峰集团”，“舒群、罗烽集团”等等，简直成为莫名其妙的任意组合了。这和中央当时内部提出的“尽量少划”，“可划可不划的，尽量不划”的政策是多么不协调！难怪过去父亲的老上级，国内外声望很高、影响很大的诗人艾青同志，后来曾多次对父亲半是开玩笑，半是自嘲地说：“我是‘丁、陈集团'的成员，我在你领导下。”
至于作为“独立王国”基地的《文艺报》编辑部，普通的编辑和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一个能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