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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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她谈话的态度、语气来看，她根本没有想到这场反右派斗争会同她有什么关联。我自然也不会想到这点。
　　晚上九点多钟，各自回房休息之后，我无所事事地独自坐在北屋客厅的长沙发上，没有睡意，也不觉得长途旅行的疲劳。我回味着回到家里这大半天的印象，家是温暖的，妈妈是可亲的，依然乐观，开朗，谈笑风生，一切都同我四年前离家时一样，似乎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思索着，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我和妈妈谈话的话题引向她1955年“犯错误”的事。这时，妈妈推门走了进来，我原以为她已经睡了。
　　妈妈在我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问我：“你在做什么？想什么？”
　　“不想睡，随便坐坐。”我回答。
　　她端详着我，说：“我想，你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我现在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免得你闷在心里，为我受苦。”
　　呀！才半天光景，她就洞察出了我的心思。
　　妈妈平静地说：“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从6月6日起，接连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都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斗争我是不应该的，给我作的那个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周扬也作了这样的表态。”
　　我吃惊地看着妈妈，党组扩大会斗争她，还定为“反党集团”，原来情况竟是这么严重！
　　她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还没有开完，已休会七天，现在就只等一个正式结果了。”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没做声，静听她说下去。
　　妈妈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理一理她的思路，然后，开始了她的叙述：
　　“1953年春天，我辞去了所有的行政工作，专事创作。1955年4月，我去无锡，住在梅园，写作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7月，回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时已开始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8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有六七十人参加。一个月内共开了十六次会。前三次会是为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匿名信，认为是陈企霞所写，并肯定有合谋者，但陈企霞不承认是他写的。从第四次会议，斗争的矛头就转向我。其实，早在会议之前和会议之初就先已为我的问题定了性质。周扬在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就说：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动的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有小集团。他号召与会同志，‘独立王国，小集团，反党暗流，既然不允许，就应该揭发。要相信党，要对党忠诚。'他还提醒大家，‘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同反革命联系，提高警惕，很有必要……'所以，整个会议过程就按着会议领导人事先已有的肯定的结论进行，成为一边倒的情况。”
　　尽管妈妈已告诉我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但听着她叙述会议的概貌，我的心仍阵阵地颤栗。
　　她继而向我说了以下一些1955年党组扩大会上揭发她的，后来又据此定她为“反党”的事实。
　　“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1952年春天，我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苏联作家协会送了我一箱装潢精美的书，也就是我说给你的那些书。我回国不久，玛拉沁夫等几个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生来我们家里，他们有些拘束，于是我拿出这些书给他们看，翻看书里漂亮的插图。我感慨地说：‘一个作家，如果一辈子能写出一本值得后人如此精装的书，也就不算白当作家了。'我是以羡叹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是深感自己之不足，至今还没有写出一本让自己满意的书来，还需不懈地努力，同时，也是以此与这几位同学共勉。我的这些话，后来被汇报上去。在会上，就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把我的原意歪曲为‘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就谁也打不倒'。声称我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名利的工具，并以此腐蚀、毒害青年。”
　　妈妈说的那箱书，我都翻看过，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等俄国文学大师以及一些苏联作家的书。我1952年从学校回家过暑假，妈妈说：“这些书就都给你啦！”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懂俄语。妈妈又说，“我也说过，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要有作品。没有作品，算什么作家呢！这话有什么错？”（l　z）
　　我听后，认为妈妈的这些话并不错。若说她提倡“一本书主义”，她也不止写了一本书啊！若说名，她早在30年代就闻名国内外了；若说利，她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所获斯大林文学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全国妇联妇女儿童委员会，平时所得稿费也大部分交了党费或买了国家建设公债。她常常向我说，为人要正直、无私，现在好好学习，今后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在生活上现在仍应保持在革命根据地时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我在国内时，生活靠供给制，供给制改包干制后，我靠的是干部助学金。她也只有寒暑假时寄点路费给我。我怎么也想不通，何以妈妈说的那几句话，竟会被歪曲成“一本书主义”，作为“反党”的依据。
　　“再就是说我制造个人崇拜。主要是一件挂照片的事。1953年10月间，张凤珠（丁玲的秘书）从文学讲习所回来告诉我，说文学讲习所为招待民主德国作家代表团正在布置会议室，挂了一些作家的照片，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我的照片。这时，中央文学研究所已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四五个月了。改组后，我已不担任所长，改由田间担任。我也再没有去过这个所。我一听张凤珠的话，就生气了，马上打电话给田间，叫田间立刻把我的照片取下来，并且批评了田间。田间答应立即取下。我打完电话后还不放心，叫张凤珠到文讲所去，看我的照片取下来了没有。张凤珠回来告诉我，照片已经取下，我也就放心了。没想到在党组扩大会上，不顾事实地硬说我居然把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是制造个人崇拜，狂妄地吹嘘自己。”
　　听妈妈说到这里，我不由得一下就联想到妈妈1954年在列宁格勒向我说起的苏联文学馆挂照片的事。那时，她与周扬、老舍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起去苏联文学馆参观。馆内挂着一些作家的照片，中国作家中挂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四人的照片。她即向苏联文学馆的负责人提出，请他们把她的照片取下来，但没有被苏联文学馆负责人接受。她在列宁格勒向我谈这件事时，我曾觉察到她心情上的不安，但我当时体会不深。听了她刚才的这番话，我觉得自己才有真正的体会。
　　“说我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这里主要说我和周扬的关系。说我反对周扬，而反对周扬就是反党。至于这后一点，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对于周扬，我是拥护他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并没有反对他。历史上，‘左联'时期，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我被捕后，他继我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两个口号'的争论，我没有参加。延安时期，他在鲁艺，我在文协、文抗与解放日报社，我同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在晋察冀边区，我下去搞土改，写文章，没有安排我参加实际行政工作。我与他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是在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之后。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在文化部办公，他并且兼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我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在他领导下协助他具体负责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工作。那时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是一个机关，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我还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总希望他多管创作、刊物和文研所方面的事，但他似乎文化部那边的工作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读作品，看文章。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决定我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此以前是周扬兼任这个文艺处长。1951年秋天，北京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周扬和我分别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刚开完，周扬就走了。我感到肩上担子太重，心里真不愿意他走，但当我知道是毛主席要他下去的，要他下去参加土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他去了湖南常德，也就是去了我们的家乡。我在中宣部领导下，对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做了一些工作，但觉得头绪多，问题复杂，心里一直都希望他快点回来领导。所以，我并没有反对他，我是拥护他领导的。在某些问题上或是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上，看法不尽一致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我担负工作的几年，他曾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说我正确，党性强，有原则性，进步大，识大体，有分寸等。他还写信给我，也说了这样的话。（注：写此文时，我查阅了周扬1953年2月16日致丁玲信，信中写道：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可是在我离开工作，专事创作两年多以后，他却在党组扩大会上为我的问题定调，什么‘反党'、‘一本书主义'、‘搞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饶'、‘反党联盟'、‘反党小集团'等等罪名都掼到我头上。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听到这里，我想起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妈妈从外面开完会回家，径直走进客厅，满面春风，我想她一定有什么好事。她把黑皮手提包（这手提包她后来送给了灵源，我们现在还保存着）往沙发上一扔，就站在房子中间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她那近乎年轻人才有的天真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再就是说我与陈企霞的关系，说是‘反党情绪的结合'，又说是‘反党联盟'，最后定为‘反党小集团'。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文艺报》有三个主编的问题。全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我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陈企霞就说‘主编就是主编，有什么正的、副的'。陈企霞有个人主义，我没有及时批评他，觉得自己是正主编，处在这样的地位不大好说。我向周扬汇报后，周扬有过一点不愉快的沉默，但他当即同意了。可是在会上说这件事时，就说我个人任命陈企霞、萧殷为主编，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是同陈企霞‘反党的结合'。”
　　妈妈还说了好些会议中揭发、批判她与有关的人和事的一些问题。这些都被冠以或是感情拉拢，或是挑拨离间，或是排斥打击，或是破坏团结等等。
　　妈妈述说这一切时，态度平静。我默默地听着，几乎没有打断她的话。
　　在妈妈叙述完这些在会上揭发她的问题之后，我问道：“那么，你在会上，针对这些不合乎事实的揭发和批判，是不是说明了事实真相，或者作了申辩呢？”
　　妈妈说：“当时会议的气氛是不容许我申辩的。有些问题，我作了说明和更正，但会议的领导人根本不听，不予理睬，在他们作结论性的发言时，仍旧按照不符事实的揭发作结论。周扬在会上就说：‘不考虑多一个材料，少一个材料，主要考虑性质。'难道他和其他的会议领导者们会不懂得正确的定性来源于确实的事实这一简单的道理？若是不含私心，若是抱客观的态度，即使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之中，也是不难把这些问题核实清楚的。”
　　妈妈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他们就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名义，以这些没有核实的事实为根据，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宣部和中央。后来听说党组在研究讨论上报这个报告时，有的党组成员也没有让参加。我对这一切均一无所知。年底，中央批复后，党组向各文艺单位有关干部传达这个报告时，没让我参加，也不给我看这个报告。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报告。1956年夏天，我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要求对重大事实辩正的材料，也只能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的正式记录。我不明白他们为何采取如此不光明磊落的做法。根据党章，对党员作出的结论和处理，应告诉党员本人，党员也有申诉的权利。”
　　妈妈继续说道：“去年夏天，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专门小组负责处理1955年定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问题。周扬等也参加这个小组。具体工作由李之琏（中宣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负责，参加做具体工作的有张海（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崔毅（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还有一位杨雨民，原是热河省副省长，去年，热河省撤销后，调来作协，他也参加做具体工作。这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半年的调查核实工作。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会上揭发与《报告》中列举的那些我的‘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实际不符，绝大部分不是事实。张际春、李之琏等的意见是应根据调查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认为既然没有反党的事实，定性为‘反党'、‘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周扬、那荃麟、刘白羽等作协党组领导人也先后发言，表示了1955年对我的批判斗争是不恰当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虽然态度勉强。在会上，有些人还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对揭发的材料不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向中央反映不真实的情况？'也有人提出要会议领导者们总结教训。”
　　妈妈说：“党组扩大会接连开了三次就休会了，何时复会还不知道。可能上面还要研究，也可能现在已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须集中精力于反右派斗争而把这件事放一放。我这个问题，纯属1955年党内斗争的一个遗留问题，若不影响全局，把它暂搁一段时间再处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我想，迟早总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的。”
　　妈妈对问题的解决有信心，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会和反右派斗争有什么关联。
　　最后，她说：“看来全国解放以后那几年，我的声望太大了一些，为人所难容。若不在北京做这几年工作，而是去工厂或农村深入生活、写文章或许要好一些。”
　　谈话结束时已是一点多钟。我在苏联时，对此事略有风闻，却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竟曾是这样的严重。好在现在情况已大不同前，所以，我也想得特简单，认为平反已成定局，只不过稍迟与稍早一点而已。
　　对于我，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四个小时的谈话，是如此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以至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妈妈说话时的音容神情也仍都历历在目。
　　三、短暂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