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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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儿，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在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妈妈说：“我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从去年年初到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题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上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家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分。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儿。这个会，有宣传、文艺等方面人士参加。
二十年后，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她详细地向我说了那次紫光阁座谈会的细节。经受了这么多年磨难的她，回顾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好似在说一件别人的故事。她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反右派斗争，那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想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至于妈妈的这个感觉是否正确，紫光阁座谈会时，是否已作出了进一步开展对她的斗争的决定，我就不知道了。
从颐和园回到城里后，我给黄敬部长写了一封信，向他问候，告诉他我已回国，正在休假，希望利用假期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参观潜艇的制造厂与设计单位。三四天后，一机部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去商谈参观事项与办理相应的手续。黄敬部长批示我可以参观了解国内正建造的五型军用舰艇，阅看五型舰艇的全部技术资料。当时，从苏联引进了潜艇、护卫舰、猎潜艇、鱼雷快艇、扫雷艇等共五个型号的技术与设备，分别在上海、武汉、芜湖的造船厂建造。我考虑去三个城市时间不够，也不愿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所以就商定只去上海一地，参观一个潜艇建造厂、一个护卫舰建造厂与一个舰艇设计室黄敬部长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十分高兴。但是，只有在我学成回国参加造船工作之后，我才更深切地感到他对我的优待。因为，我这时才知道国内的技术保密规定，一般是从事哪个型号舰艇的工作，只接触这个型号舰艇的有关技术资料，也只有很少数的技术领导方能接触全部型号舰艇的技术资料。回想起这点，真是由衷地感谢黄敬部长。
妈妈也为我高兴，她说：“黄敬同志给了你很好的学习条件，你就去上海好好地参观吧！”
妈妈又说：“你到上海后，去看看你父亲的墓。”祭扫父亲的墓，给他及与他一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献上一束鲜花，是我多年的愿望。我父亲胡也频与其他二十三位革命先烈，1931年2月7日夜，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草地上。1949年上海解放后，市政府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此时，草地已成为菜地），合葬于大场公墓，立碑名“龙华二十三烈士墓”（后来，移葬上海烈士陵园时改为“龙华二十四烈士墓”），并书刻烈士们的姓名。当时，上海市政府曾致函妈妈告知此事，并附一龙华的草图，说明烈士们的关押处、就义处、发现遗骸处。1951年，妈妈去上海时，曾去大场公墓看过。兼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特地告诉妈妈，葬在大场公墓是临时性的，待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再移葬革命烈士陵园。1957年，仍在大场公墓。
这时的我，觉得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都美好：妈妈的问题，平反有望；我的事业，似乎前面的路也很平坦；尤其是我还获得了真挚的爱情。我怀着这样的心情于7月20日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这一个月的时光，就在欢乐的气氛中过去了。妈妈心情很好，她对她的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当然，这个乐观也是审慎的。
只有一件事，多少搅动了一点欢乐生活的平静。
7月中旬的一天，妈妈不知从哪里听到了一个传闻，说中宣部专门小组对她南京一段历史所作的结论从中组部退回到中宣部了。我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她简单地向我说了她被囚禁在南京三年的情况。她以前没有同我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她曾被捕，囚禁在南京，是在党的营救下逃脱囚禁到了陕北苏区。我是从一些关于她的报道中看到的。我从没有想到过这当中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她到陕北以后的这二十年中，党一直信任她，委她以文艺工作方面的重任，她的革命活动为国内外所瞩目，有着极好的声誉与影响。她说：“1955年斗争我时，提出要审查我在南京被囚三年的这段历史。中宣部专门小组调查后作出的结论是犯有‘政治错误'。对这个结论，我不接受，申明保留意见。”她又说，“产生这样一个结论，我觉得张际春、李之琏他们有难处，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这件事没有更多地谈下去，因为不知传闻是否准确，也不了解其内情，更无法推测其结果。我觉得妈妈那一两天心绪稍有不安，而我只有从好的方面去想，希望妈妈申明的保留意见能为上级组织所接受。
其实，听到的传闻并不准确。李之琏在《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中写到：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并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陆定一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陆定一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议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陆定一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就在妈妈抱着审慎的乐观，等待并企望党组织对1955年定她的“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处理的这一个多月当中，一张罗织她新的罪行的网已经在编织。这一切，她当然是不会知道的。在我离北京去上海的前夕，她对我说：“作协党组扩大会，可能不久就要复会。会比较忙的，我不会有多少时间陪你。你就去上海好好参观吧！我的问题，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的。”
四、反右派斗争中的六日
我在上海参观造船工业，收获不小。还去了父亲的墓地，献上了一大篮鲜花，并同朋友贺毅去杭州作二日游。我于8月4日晚九时回到北京，当火车驶入车站时，我看到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我离开上海之前给她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她我的归期，并没有想到她来接我，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上了小轿车，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向妈妈述说我在上海的情况，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可是，我感到我的话很少得到她回应，便把话打住了。我觉察到妈妈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复会后有什么变故？我心里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司机和夏更起坐在前面，我不想多问什么。我转过脸去，茫然地从车窗向外望着。
回到家，我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我极度忐忑不安，心里十分焦急，我想问她，又迟疑着没敢开口，生怕得到的是一个可怕的答案。妈妈坐在我对面，神情略显困顿，凝神的目光显示出她在掂量如何开始同我的谈话。这气氛令人难耐。
终于妈妈先开了口，她语气沉重地说：“祖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
尽管我已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但这几句话仍有如晴空霹雳。我惊呆了，想说却说不出话来，思想似乎都凝滞了。
妈妈稍稍停顿，继续说道：“党组扩大会在7月25日复会，你走后四天就复会了。周扬主持会议并首先讲了话，他说他是以前年会议的主持者和代表中宣部两种身份参加。这样一个申明，就给人一种暗示，他是代表党的，也是正确的。他的讲话与他在前三次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根本不同，首先肯定了1955年所作‘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正确的。说我的申诉和我在会上提问为什么没有核实事实就向中央报告，为什么还背着我们向中央报告，是‘翻案'，是向党猖狂地进攻，而且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周扬一开始就为会议定下了这个调子，于是会议又是一边倒，会议的性质从讨论重新处理我的问题变成了斗争我的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增加了。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也都作了同周扬一样的发言。”
我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困惑。我心里想，我们党处理问题不是应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吗？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为什么现在又再次肯定并非事实的结论呢？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有申诉的权利，为什么却把妈妈的申诉斥为“向党猖狂进攻”？难道对搞错了的事，不应问问为什么，从而总结经验教训？
我问道：“中宣部专门小组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妈妈沉默了一小会儿，说：“张际春已经不参与这件事了，他也没有参加会议。周扬不是说他代表中宣部吗？李之琏他们也只能按这个调子发言。看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的这一个半月里，中宣部领导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结果就是如此。”
妈妈说：“会上还揭发批判我串通《文汇报》的右派分子向党组施加压力，与社会上的右派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指的就是浦熙修来访那件事。这样，就把我的问题直接与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连在一起。”
一股颓丧的思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心想：若是我不回国，妈妈就不会装修房子，人门也不会洞开，而让《文汇报》记者浦熙修、姚芳藻闯了进来，使得妈妈不得不同她们说了几句话。天下事，竟有如此凑巧的！
妈妈又说：“昨天陈企霞在会上交代，承认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找人抄的。这个人暗地里搞出这些事来，现在却已过关，正参加揭发我。”
这时，妈妈看了一眼陈明叔叔，说道：“陈企霞在会上还揭发了叔叔（即陈明），说有一天叔叔打电话给他，装成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叫他陈企霞叔叔，约他晚上到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统一口径。这件事叔叔事先事后都没有向我说，弄得我在会上好被动。”妈妈说这件事时，可能是想象到打电话时的那副情景，说着说着竟忍不住笑出声来。妈妈又说，“事已至此，也就谁也不怨谁了。”
妈妈继续说，“我已经在会上做了检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检讨。但是被斥为‘态度不老实'，说我只承认‘反党'，‘向党进攻'，但不承认具体事实，不交代具体事实，仍在顽抗，继续向党进攻。还说我的态度是‘欺党太甚'，‘欺人大甚'。我是处在被斗争的地位，事实上现在是棍棒齐下，责骂、讽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会上把对我的不满发泄无余。”
她还说了一些这两大会上的情况，我听着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直压得透不过气来。
妈妈最后说：“前几天我给小灵子写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在信里没有明说我现在的处境，但暗示了我今后的命运，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也委婉地表示了我对她的希望。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以我对她的了解，我想，她不大会因为我的问题而改变同你的关系。”
我感动地喊了一声“妈妈！”这十天来，连日开斗争她的会，揭发、批判、责骂如暴雨般倾泻，她还得交代“反党”的事实，还得检讨。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还想着关心我和灵源之间的事。
妈妈转而向我说：“现在谈谈你吧！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说出了这几句话。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