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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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转而向我说：“现在谈谈你吧！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说出了这几句话。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错误，说出与党不一致的话来。
她又说：“你也可以相信我，你这次回来以后，我向你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她克制着自己，但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我点点头：“我知道。”
她郑重地向我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回学校去吧！现在这样情况，待在家里已经没有任何意思。”
我不想提前走，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妈妈，我不放心她。我说：“学校9月1号开学，我还是再陪你半个月，住到20号再走。”
已是夜半，谈话结束时，妈妈说：“明天休会一天，我在家里准备发言材料，后天还要在会上继续检查交代。”我看着她那略显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神情，心想，妈妈今天在会上接受了一整天的批判斗争，晚上却还去车站接我，我真后悔在上海发那个电报了。
这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夜气如磐，令人窒息。我几乎彻夜未眠，思绪有如波涛，起伏翻腾不已。在我回国后的这一个多月里，我的心情是乐观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何以会是这样？我想不通。我为妈妈抱屈，为妈妈难过，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我属于政治上早熟的这一类人，也就是较早地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未满十七岁时入了党。这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我也较早地接触到政治运动，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我的同学中有七十多人先后被“抢救”成了“特务”。后来，一风吹，全部平反了。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实，初步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
如今，风云突变，厄运再次降临到妈妈头上，也降临到我们这个家庭。我将如何承受？我将如何对待呢？
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应保持与党一致的态度。但是，以我对妈妈的了解，我以为她不仅不反党，而且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何况，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文艺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人际关系。现在，在急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这场反右派斗争中，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众口一声，说妈妈“反党”，妈妈自认从未反党，心里不愿，但嘴上不得不承认“反党”，因为不能“顽抗到底”。想着这一切，心里真是郁闷，郁闷，郁闷。
我从上海回到家的第二天，8月5日下午，作协党总支通知我去谈话。在组织上，我不属他们管，但他们通知我去谈话，我不能不去。离家时，妈妈嘱咐我：“你要有思想准备，满楼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点了点头。
我步人王府井大街64号（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全国文联作协大楼，就见赫赫十几张大字报贴满了门厅周围的墙壁，在“丁玲”前面冠以菜碗般大的“反党分子”头衔，右边走廊上也贴满了这样的大字报，楼梯两侧的墙壁也无一例外地贴满了大字报。我顿时感受到这场斗争的气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大字报这种形式，我真正地为妈妈的处境担忧了。
在总支书记办公室里，总支书记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同他的办公桌并拢的另一张桌前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面前放着一沓纸和一支笔，看来是打算做记录。可能黎辛想缓和一下气氛，他向我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我叫黎辛，在延安解放日报社时，曾经在你母亲领导下工作，我们那时见过，也许你还有印象。”我说：“记得。”从1941年至今，十六个年头过去了，他的模样似乎变化不大。他随即言归正题：“现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展对你母亲的斗争，作协党总支认为有必要同你谈谈。”他首先概要地说了1955年作协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主要事实，肯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然后说了妈妈在这之后“翻案”和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事。最后，他向我说了两点：“一、希望你相信党，相信党对你母亲开展的斗争是正确的，站在党的立场一边；二、现在党还在挽救她，通过斗争来挽救她，希望你同党一起来挽救她。”我向他表示：“我相信党，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认识她的问题。”我只能作出这样的表示，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黎辛问道：“6月下旬，你母亲和艾青等人在北京饭店聚餐，那时，有谁说了‘我们这是裴多菲俱乐部'？你是参加了这次聚餐的。”
我知道裴多菲是匈牙利一位爱国诗人。但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俱乐部成了一个参与煽动反革命暴乱的反革命组织。我当时想，这时有谁胆敢组织这样一个俱乐部并自称是其成员呢？
这件事是这样的：
在我们住进颐和园之前，有一天，艾青给妈妈打来电话，说知道我从苏联回来了，想请我吃餐饭。为什么他要请我吃饭？我想主要是他同妈妈是延安时代的老熟人；另外，他曾经照顾过我，我在他那里住过一小段日子，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那是1945年的事。那年11月底，妈妈从延安到达张家口以西的丰镇，知道晋察冀和晋绥两个根据地的部队正联合进行归绥（即呼和浩特）战役，她拟去战地采访，于是由陈明叔叔把我和祖慧先送到张家口。祖慧住萧三处，我跟艾青一起。艾青率领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到达张家口后，正在筹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址就设在东山坡一个原日本兵的营房，是一排排的日本式平房，房间里铺着“榻榻米”。艾青的家属还没有来，他同江丰合住一套，共两间。我跟他们在一起住了十多天，房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他们硬把床让给我睡，他们却睡在壁橱里的“榻榻米”上。他们是长辈，我心里很感过意不去。这事，我一直记着。
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艾青家里，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高崇文门不远。谈话之中，艾青说再把江丰和朱丹、李纳夫妇请上，他给他们打了电话。随后，就去了北京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江丰、朱丹很快就来了，但李纳没有到，我就去饭店大门口等她，等了二十多分钟她才到。我们走进单间后就开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江丰、陈明、朱丹、李纳、妈妈和我，一共八人。餐后，就各自回家了。以后的一些天，妈妈同艾青、江丰也没有私人间的来往。万万料不到这次平常的会餐竟成为妈妈“反党活动”的重大罪行。
我向黎辛说了那天在北京饭店吃饭的前后情节，并且说明我有二十多分钟不在场。我如实地表明：我在时没有听到有谁说过“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句话。
他和女同志听后没有再追问下去。
黎辛没有再说话，我以为谈话大概到此为止了。
这时，女同志发话了，她说：“你刚才表示愿意同党站在一起，那么你对你母亲的反党言论与行为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说：“我去苏联学习四年，出国前在东北，也只是学校放假时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对她工作方面的情况不了解。”
她说：“你这次回国以后，她同你说过什么？”
我说：“刚回来的时候，她告诉我1955年对她进行了斗争，定为以她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她认为事实不符，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了材料，中宣部成立了专门小组，作了调查核实，也认为大多与实际不符。作协党组扩大会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都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所以，现在就等上级组织作出决定。我听后，相信党组织会正确处理她的问题。我昨天晚上从上海回到北京，她告诉我，说她犯了更大的错误，是‘翻案'，‘向党进攻'。今天上午她在自己房里写材料，我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见到她，也没有谈什么。”
她又问：“日常生活中，你母亲总会有些言论，现在看来是属于反党性质的，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吗？”
我说：“我昨天夜里方才知道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会斗争她。这事对我很突然，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你所说的那方面的问题。”
她说：“那你回去想想吧！想出来了告诉我们。”
我回到家，妈妈问我：“谁同你谈话？”
我说：“黎辛，还有一位女同志，坐在黎辛对面，她没有自我介绍，黎辛也没有介绍。”我说了女同志的模样，穿着。妈妈说：“那是胡海珠，总支副书记。”
我向妈妈说了方才谈话的情况。
这时，妈妈又提出了前一天夜晚说过的事，她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学校去吧！你待在这里，只会一步步地被牵进作协机关的这场运动中去。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了我什么。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会寻短见的。”她的语气中透出些许急切。
我改变了留在北京陪伴妈妈一些时日的打算，决定提前返回苏联。
我从苏联回国时，通过苏联的国际旅行社买了往返双程火车票。原订8月21日离京。8月6日上午，我去前门附近的国际旅行社更改火车票日期。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一星期两班，次日，7号的票仍有。我迟疑了一下，觉得第二天就走，太急促了，想再陪妈妈住几天。于是，决定下一班车走，就把车票的日期改订为8月11日。
这天下午，妈妈去作协参加党组扩大会。走时，神情坦然、镇定。我无言地跟着她走到院子当中，目送她走出大门。我从昨天看到的贴满大楼的那些大字报，大体上已能想象出批判斗争会上的气氛和情景。想到这些，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直到吃晚饭时，妈妈才回来。她进门后，只说了一句：“头疼，我休息一下。”就回房躺在了床上。
妈妈告诉我：“刘白羽要见你，他要你明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办公室去。”
这时的作家协会，邵荃麟是党组书记，刘白羽是党组副书记。我在延安时，就认识刘白羽，1942年，他同妈妈都在“文抗”。我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到哈尔滨后也曾去看望过他。
7日上午，我准时走进了刘白羽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办公桌旁放了一张大沙发、两张小沙发。刘白羽略显热情地同我握了手，并介绍他身旁一位面孔微黑的中年人：“这是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同志。”他招呼我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自己搬了一把靠背椅，坐在办公桌旁，崔毅也坐在一张椅子上。
刘白羽说：“听说你从上海回来了，找你来谈谈。关于你母亲1955年定为‘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以及现在‘翻案'、‘向党进攻'的情况，黎辛同志已向你谈过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今天主要同你谈你母亲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你母亲不仅有反党的错误，而且历史上还有自首变节行为。”
刘白羽说的大意是：你母亲1933年5月，因冯达叛变而被捕。被捕后，最初几个月对敌人是作过斗争的，但后来屈服了。她向敌人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她交代是一个条子，内容是：“因误会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在于是条子还是自首书，问题在内容，仅从这个内容来看就是自首变节行为。条子就是自首书。其次是被捕后仍和冯达住在一起，而她明知冯达已叛变。再就是，她被捕后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大叛徒顾顺章来往，丧失了共产党员气节。她没有被投入监狱，生活上受到这些特务头子的优待。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他还说了一些说明这几个问题的细节。
刘白羽最后说：“考虑到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找你来谈谈，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看法。至于你嘛，你父亲是胡也频烈士，对于你的父亲，我们都是很敬仰的。”
他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我注意地听着，心中骇然。只是在谈话结束时向他表示：“这些情况，我以前不知道，事情来得突然，我将按照你的希望认真地去思考。”
崔毅在刘白羽谈完之后简单地说了两句：“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认识。我对你母亲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我也没有识破她。”此时，崔毅的处境比较尴尬。一年后，他因支持丁玲“翻案”，被定为反党分子。
我步履艰难地向家里走去，心情十分沉重，深深感到妈妈的问题又加重了。自首变节，这是革命气节问题，是政治生命攸关的问题。
我走进家门，步入客厅，沉重地坐在沙发上。这三日，噩梦般的事情接踵而来，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处于惊疑交集的状况，精神上感受到的压力也一次比一次加重。加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极度的疲惫，正想暂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会儿，不料邮差送来报纸。
我随手翻开《人民日报》，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标题：《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三天以来的感受，不能说我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妈妈也向我说过：“我的问题迟早会见报，你要有精神准备。”但是，当它来到我面前时，我仍是感到震惊，心不停地在战栗。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以极大的力量抑制住内心的惶惑，仔细地读完了标题下的全部文字，心头上笼罩着一片幻灭感。我走回卧室，躺在床上。
更起招呼我去吃午饭。我走进饭厅，坐在餐桌旁，望了妈妈一眼，心里袭来一阵悲凉。我不忍心再看她，就低着头吃饭，从碗里扒了一口饭，却咽不下去，抑制了几天的眼泪终于溢满眼眶。我不愿妈妈看见我流泪，就站起身走回到客厅。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第一次流出眼泪。
我刚在客厅中坐定，妈妈就跟了进来。她有些慌乱，一边用手揩拭着流淌着的眼泪，一边开口想说什么，但泣不成声。
妈妈稍稍平息了激动的情绪，说：“你不要为我难过，我的问题见报是预料中的事，只是迟一点，早一点的事情。”
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妈妈问道：“刘白羽上午同你谈了些什么？”
我说：“谈你在南京三年的事，结论就如报纸上登的：自首变节。只是具体情况，你过去告诉我的简单，他谈的详细。”
她说：“是的。那时我以为我的问题将会得到平反，所以就说得简单一些。”
我向她说了刘白羽谈的一些内容。
妈妈说：“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我以前都向组织谈过。在延安时我是这样说的，中宣部专门小组审查这段历史时，也是这样说的。专门小组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同我向组织讲的也是一致的。专门小组的结论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错误'。我对这个结论提出保留意见。现在他们没有拿出新的根据，反而加重说我‘自首变节'，并且在报纸上公布，这我又有什么办法！但是，就刘白羽所说的这几点，事实上是，我被捕之初，知道家里的地址是冯达供出来的之后，就一直痛骂冯达，我多次提出要和冯达分开，并且提出让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去，但这些掌握我命运的国民党特务就是置之不理，硬要把我和冯达关在一起，利用他来软化我，以此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后来我觉得既然摆脱不了冯达，那么我也可以利用他，借助他麻痹敌人，使敌人对我的监视松懈，寻求机会逃离南京。写那张条子是徐恩曾通过冯达之口告诉我，说他们逮捕我引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