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不承担责任等等。
　　周扬为什么在这时候率先这样表态？从他原来的态度来说，已有了根本的转变，这比他主持修改的结论（草稿）又有很大的变化。但从组织上来说，“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中央宣传部讨论同意了的，中央批准的；现在作协党组的几位同志这样宣布是否请示了中央？……我对这种转变感到高兴，但对这种做法则有怀疑。于是，我向张际春作了汇报，问他事先知不知道他们这种做法。他说：“谁知道怎么搞的哟！他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嘛！”
　　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
　　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次，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
　　在反右中加码　
　　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当天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整风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陆定一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我完全不了解此事的酝酿过程。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了、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
　　彭真听了陆定一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
　　陆定一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辞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
　　向中央书记处这样汇报情况是很片面的。陆定一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丁玲问题调查结果同当时向中央报告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他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决定等等重要事实。
　　我当时考虑，如果我发言说明这种种经过，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我并想到，陆定一既然认为张际春和我同他意见不一，为什么不让张际春来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而单独要我来？……这种复杂情况，使我犹豫了。我想，那就只有让事实来证明吧，好在有大量的调查材料，于是我未发言。
　　这正是我的怯懦和失误。
　　邓小平同志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去讨论好了。”他态度冷静，语调平和，对谁似乎也没有批评，但我已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没有把情况弄清楚就又将此事的处理全权交陆定一部长了，这使我感到忧虑。
　　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因在这以前，我曾向他反映过我对周扬和丁玲之间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听了陆定一在会议上的汇报后，感到不解，而我又未发言，因而产生了怀疑。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明情况。我向安子文又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经过，说明张际春和我认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陈所揭发的事实同1956年处理时调查的结果事实不符，不应按原来的定性处理，这是陆定一了解并同意了的，现在他又不承认了。
　　安子文听后告诉我说：对丁玲问题的处理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表示，他将再向彭真去反映。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并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陆定一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陆定一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文件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陆定一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中宣部部务会的参加者们，除张际春、周扬、张海和我以外，其他人都不了解对丁玲历史审查的经过和实际情况。周扬虽了解，但他又否定了自己同意过的结论。因此，对陆定一的意见没有人提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赞成。但陆定一这样定了，专门小组通过的、字斟句酌修改多次并一致通过的结论，就此被否定。而这个新结论，并没有向本人宣布。
　　周扬对这种支持，自然很满意。他还不顾事实，在会上又提出：丁玲等在作协党组整风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闹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对1955年的批判不满，则是替丁玲翻案；而这种翻案活动都是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问题时所鼓动起来的，等等。
　　周扬这些说法当然是有意颠倒是非。怎能把群众对丁、陈问题处理的不满说成是机关党委挑起来的？周扬自己曾主持修改否定了丁玲等“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表示歉意，这时却又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呢？
　　于是，我问他：“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说：“哪是你们逼的！”
　　这时，张际春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指着周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你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根据？那时按你的意见修改的，现在你又不同意了！由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张际春很气愤，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周扬不再吭气。
　　在担任处理丁玲等问题专门小组组长期间，张际春深感问题的复杂性，处理问题十分慎重，特别是对于周扬的意见十分尊重。他的原则是：凡开会，周扬不到不开；讨论问题，周扬不同意不定。对丁玲的历史结论，本来是周扬等坚持，才在结论上加了“有变节性行为”几个字。料不到半年以后他又反悔，并找陆定一出来纠正。这当然是出尔反尔，是无原则的，也是对原主持人的不信任。所以张际春很感不平。
　　这次会议后，有些参加会议的处长们认为我太软弱，应争的未争，说我“涵养性大，能忍事”。对他们这种批评我理解。这也正是我的弱点。如果我能像张际春那样揭露周扬，结果也许会不一样。我只是从组织上考虑到我当时的地位，注意了上下级的关系，而没有从政治原则上力争是非，揭露这种无理反复。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反击的斗争全面开展。中宣部又进一步研究作协党组如何继续讨论丁玲等问题。
　　陆定一首先提出，作协党组讨论丁玲等问题的扩大会议要很快复会。他仍主张由周扬主持（这时作协党组书记已由邵荃麟担任），并要他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讲一次话。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一个多月后复会。周扬讲话的内容同6月6日的讲话根本不同，他首先按照陆定一的指示，肯定了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并表明这个批判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因此，周扬的讲话，就给人一种暗示，他不仅是代表党的，也是绝对正确的。
　　周扬的讲话，为作协党组扩大会定了新的调子，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原来是讨论对丁、陈问题如何处理的讨论会，现在变成对丁、陈进一步“反击”的斗争会。会议范围也扩大了，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这样丁玲在前一段时间趁整风之机追问1955年批判她的原因，成了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于是就把她同陈企霞等人的个人联系和意见的一致性等等一系列行为都说成反党活动，并且把一些同丁玲有联系或有相同见解的党员作家或文艺工作者，都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如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七人。
　　作协党组“反击丁、陈”大会从7月25日开始，至9月17日结束，周扬在16日的会上讲了话。周扬先说了他一贯忠于党，一贯坚持同反党分子作斗争的光荣事迹，然后指名“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几位著名新老作家，戴上了多种政治帽子……其中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对党不忠的人”……这个讲话，会后加以“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是的，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历史就这样打了一个句号，周扬成为文艺界正确领导和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开始了为期二十二年的流放，受尽了屈辱、苦难，尝遍了人间的艰辛。
　　拨乱反正总澄清　
　　当党从“左”的阴影中走出来，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回顾历史，重新审理千千万万件冤案时，阳光终于照到丁玲、陈企霞头上。河清了，天蓝了，历史终于按事实与了。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改正结论，并于1980年1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同意，恢复丁玲同志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但有些问题解决的不够彻底，且没有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1955年、1959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1955年12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应予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四、……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198年8月中央组织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中国作家协会《关于陈企霞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中这样写的：
　　一、关于“污蔑肃反运动，否定肃反成绩”问题。
　　陈企霞在作协召开的总结肃反工作和提意见的会上，以及向中宣部党委和作协党组部分负责同志陈述意见时，确曾讲过一些意见，是针对1955年至1956年作协肃反工作而言，并非攻击肃反运动，不属于右派言论。
　　二、关于“反党集团”问题。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陈虽曾与人谈论过文艺界一些问题（包括丁、陈事件），但不属反党性质。
　　综上所述，陈企霞同志的问题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把他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十级），适当安排工作。
　　同了、陈一起错定为右派的其他五人，也都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有人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人们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工作的。错批、错斗、错划、错定等等都是“左”倾思想的必然产物；也有的人说，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多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群众一发动起来，必然产生过火的批、过火的斗和过火的处理；还有的人说，过去每次群众运动都规定运动对象的数字，然后分配到各部门去寻找，数字不够就把批判对象升格，拼凑数字，必然造成错误，等等。
　　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这些说法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一切错误处理的案件造成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左”倾思想往往说不清具体是非。比如，对揭发的问题无限上纲是“左”；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的，颠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为处理每个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对错误事实的认定，对处理人的方式方法，对当事人的各种要求等等都是由主持人规定的。这个主持人的思想作风，他对人、对事、对党的政策的态度，政治和思想水平的高低等等如何都有重要的关系；这个主持人如果经常说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看风使舵、随风倒……他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人的是非曲直；这个主持人如果只是思想认识上“左”，但能听取群众意见，尊重多数，也不致错得出格，黑白不分；这个主持人如果实事求是精神很强，能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也能够避免夸大和捏造，就能做到防“左”；这个主持人如果不存成见，能客观地对人对事，不媚上，不压下，不个人决定一切，也能做到公正处理。
　　往事已矣！但愿我们能从以往的失误中吸取教训，清醒起来，别再干这种既害同志又削弱党的战斗力的蠢事。
　　丁玲等“右派集团”定性后，在1958年的“反右补课”运动中，中宣部就集中批判机关党委，把党委在丁、陈等问题上所作的调查核实工作，都认为是对了、陈的包庇。书记、副书记四人也定为“反党集团”，两人定为“右派”，开除党籍，两人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二十年后，1978年11月才彻底平反。详情另文记述。
　　（选自《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

　　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作者：陈奉孝

　　今年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许多同学都劝我写一写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那一段历史，说实在话，我本不想写，如果我想写的话早就写了。二十多年的监狱劳改生活，各种各样的刑罚和折磨差不多我都经受过，人们常说“九死一生”，而我却早已超过了这个数字，我是真正死里逃生侥幸活着出来的，对于过去的伤痛，我宁可忘却。再说我已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更不想再惹什么麻烦给老婆孩子带来不幸。可是大家都劝我说，你应该写，因为你是当年那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掌握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你如果不写，随着我们大家年事已高，将来想写恐怕也写不成了，这段历史恐怕就要被湮没。因此我写下了下面这段史料。
　　我看过不少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录，其中有一些不免搀杂着对个人的美化和掩饰，明眼人看来，对其历史的真实性会打折扣，因此要我写，我就只能按照它的历史原貌来写，不夸大、不美化、不掩盖。但由于事隔久远，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学和朋友，对文中的错误给予指正，遗漏的重要之处给予补充。
　　1957年5月19日下午五点左右，在大饭厅东门右侧贴出了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第一张大字报，无标题，内容是：“全国开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因为正值开饭前夕，许多同学都围着看。我看到这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