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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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嘟哝了一句“我不去”，次日便被开除公职。
这种儿戏现象，还一直延续到我们“改正”之后。当时，杭州隆重地举行了郑伯永同志追悼大会。他的老战友们要求将这个消息登报，以在全省范围里为怕永同志恢复名誉。一个有关的领导干部一口拒绝，说：“只有厅级干部才能上报。他不是厅级干部。”有人提醒说：“他是省文联党组副书记。”那人竟连眼也不眨一眨就说：“我们未查到他的任职文件。”反右当时的会上报上，是把他当成“窃据省文联党组副书记”来反的，等他平反后却连“窃据”的职务都没有了，这不是儿戏又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一种可怕的儿戏。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胡耀邦等老革命家主持下，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给几十万被“扩大”进去的“右派”平反昭雪；使我们的社会扭转过去“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开始向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的方向前进。这赢得了世人的交口赞誉，更得到我们这些身受者的无比感激。作家队伍中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后都写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如最近弃世的刘绍棠与张弦就是如此。《刘绍棠文集》共十二卷，其中十一卷都是“改正”后写的。张弦这十多年来不少作品也影响很大。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哀悼他们的向时，不能不为怕永同志感到更大的悲哀与惋惜。怕永同志素具写作才能，他的生活经历又特别丰富，他长期做过白区地下工作，长期打过游击，担任过浙南特别旅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他如果能像我们这样幸存下来，一定能向人民贡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70年代末，我曾与人一道把怕永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当专业作家期间发表的作品，编成集子，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但他的长篇小说初稿《飞云江上》，则我始终只闻其名而未一见，看来此书已不可能面世了。
伯永同志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献给了浙江人民尤其是浙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在对敌斗争中，机智灵活，屡战屡胜。但是，他虽能在敌人的枪口下避九死得一生，却不能在和平环境中避开无形的子弹。他为流言所中，为罗织所害，无声无息地倒下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呀！
幸而今日中国，“左”祸日远，局面大变。当我在改革开放的和煦阳光下写这篇文章时，临窗树木，新叶簇发，如绿眉，如青钱，生机勃勃。为了警惕“左”祸，我们应把往事告诉后人。先哲说：“前者不忘，后事之师。”外国的革命家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让我们反复重温并永远记住这两句话吧！
1997年3月于杭州
“二流堂”奇冤大案
作者：吴祖光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缠夹二流堂。
《上海滩》月刊约我写一篇关于“二流堂”的文章。说心里话，我真不愿意写。原来不过是朋友们之间日常生活里互相交往的一些细事小事，但是居然被那些别有用心、惯于无事生非、小题大作的政治运动家们把它渲染、夸大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什么反革命政治集团。从昏天黑地的1957年反右开始，到那个贻笑万邦的十年“文革”中，闹得鸡飞狗跳尽人皆知，都等着最后要爆出个什么特大新闻来！而最后浪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多少人力财力，到处内查外调，结果是一场瞎胡闹，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更无论其为什么“政治问题”了。想想真叫人又可恨，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上面这首七言律诗作于1972年夏天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畔，地名团泊洼的一处犯罪人的劳改农场。当时这片宝地乃是所谓中央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那几年当中，这个于校不知表演了多少悲剧、惨剧，更多的是闹剧和滑稽剧。
坦诚快乐的“小丁”
1942年末，我在两年前完稿的第二个大型历史剧——以南宋宰相文天祥抗元殉国为题材的《正气歌》，将由抗日战争大后方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在成都和重庆两地上演。导演由陈鲤庭先生担任，这部戏的主要演员有魏鹤龄扮演文天祥，顾而已扮演贾似道，谢添扮演翁应龙，阵容十分强大。而剧中的服装设计者画家丁聪成为我一生中最亲密的好朋友中的一个。
丁聪比我大半岁，今年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了，他的作品至今署名小丁，七十五岁的小了无论就其外形和性格而言都依旧符合“小丁”这一称号，永远坦诚快乐，永远笑容满面，一片天真。小丁是漫画名家，从30年代起以锋利的笔触勇敢地冲击反动统治的壁垒，到40年代以后又以幽默辛辣的方式针砭社会生活里的丑陋落后现象。他独具特色的画笔使他的作品即使混杂放置在千百个画家的画幅里也可以叫人一眼识别出来。丁聪系出名门，他的父亲了惊是20年代便名扬上海的老画家，在上海滩上交游广阔，是上海文艺界深受尊崇的前辈。丁家的客厅里经常坐满上海知名的年轻艺术家们，由于家庭的艺术熏陶，小丁不仅绘画当行，而且是一位有弦拉成调、有孔吹成曲的出色乐手。
从40年代起，我和小丁有过多年合作乃至一同生活的经历。从重庆到成都，上青城山，去青衣江；又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合编过刊物，到香港在一家制片厂搞电影工作。更大的因缘是在新中国的1957年，虽然不在一起合作了，却同其命运地被一网打成右派，因此，又在极北边唾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异地重逢，共同接受过“改造”……近年来，由于居处较远，难得见面，但从60年代“文革”以后，我的具有“特异功能”、从文盲变成作家的妻子新凤霞，奇迹般地写出了数白万字的生活短文，小丁给她绘制的插图为她的文章增添了声色。插图不知己画了几百幅，看来他们还要长期合作下去。小丁和我——如今加上了妻子，将是永恒的兄弟。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电影事业发展困难，而大批曾在上海成就非凡的电影从业人员云集重庆，大量加入了话剧队伍，因此使话剧艺术在战时的陪都得到空前——甚至是绝后的发展。在《正气歌》演出之前，我虽然已经有了《凤凰城》的演出，但我的交往大致没有越出当时国立剧专的范围；从《正气歌》上演开始，也可以说是从与丁聪密切相契的开始，我才广泛地接近了我所向往的“海派”影剧界同行们，从而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
认识丁聪以后，他带我去到他住的地方，地处临江门下，一个小院，两间平房，一间房里住的是绮年玉貌的女作家、演员凤子，另一间住的是三个独身的男子汉，除小丁之外，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和仰光华侨唐瑜。这间房里没有床铺，三个人合睡在一条非常漂亮的高级地毯上；地毯是唐瑜买来的，房子也是他租来的。
凤子是散文作家，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又是著名的话剧演员，是曹禺名剧《原野》主角金于的第一个扮演者。只是由于性别的原因，两间房子她独占了一间，而把三个男人挤在另一室的地下睡觉；女同胞毫无歉意，男同胞也毫无怨言。这几位朋友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错——重文明、有礼貌、讲义气。
“大食国王”盛家伦
盛家伦学贯中西，堂堂仪表，永远西装笔挺，打着领带。他是著名的音乐家、但他的学问远远超出音乐的领域之外，多少学术界知名人士把盛家伦当做咨询、解答问题的大家，可以坐在他的大书桌对面倾谈终日。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定居的北京东单西观音寺楼上那个大房间里，桌上、床上、地板上全是书；中文书、外文书、线装书，一堆堆垛得像小山一样。琉璃厂的个体书商三天五天地给他送书来，他外出归来，也很少不捧着或夹着书的。任何时候闯入他的房间，你总会看见他或坐或卧，或在窗前，或在灯下，一定是在看书。除了朋友之外，他只有与书为伴；即以朋友而论，他也是绝对的，他是个鲁男子，只有男朋友。对于女性，他从来无动于衷，多少个好事者、好奇者热心地为他作过介绍配偶的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谁都承认，并且尊重他作为音乐界专家学者的崇高地位，但他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也从不附和别人。无论是中国的、东方的或是西洋的音乐家、音乐史……他都具有渊博的知识；但是朋友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著作，他没有留下一篇文字材料，或许他曾经有过研究、写作的计划，然而未及着手便在他还是壮年的1965年，也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因病逝世，给人留下永远的遗憾。
他在高兴时喜欢吹口哨，吹得十分轻盈、流动，很好听。他也是歌唱家，30年代初期上海出品、金山主演的电影《夜半歌声》轰动一时，该片的那支主题歌就是盛家伦主唱的，不是男低音，也不像男高音，或许就是罕见的男中音吧！“谁同我等待着天明？……”的歌声流传了多年，但是奇怪的是我同家伦同住在西观音寺大宅院的近两年当中，从未听见他唱过一首歌，很难想像他的歌声曾经震撼和感动过万千个听众。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我和家伦接触不多，和他日夕过从是在我和新凤霞结婚之后的50年代初期。他十分喜欢凤霞的表演，也知道这个演员出身贫民窟，自幼失学，没有文化。他热情地主动提出来愿意教她学点乐理，最低限度要她学一点简谱，最好能进一步学会五线谱。这太使我们夫妻俩高兴了，我还从未见过家伦对别人如此热心过。在这以前我就经常去后院，把家伦这个光棍汉请到楼下，让他在我家吃饭，由于他生性懒散，晚睡晚起，懒得出门，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出去买一个大面包，就点开水就能吃几天。所以我家只要吃点好的，就常常请他来，他是个美食家，很讲究吃喝，但作为一个光棍汉，又很能将就。我见过他躺在床上看书，床头上放着一大桶奶粉，过一会儿就伸手进桶抓起一大把奶粉送进口里干嚼，连个勺子都懒得拿。他的一颗门牙掉了，据他自己说是一次张口咬一个大苹果时崩掉的。他的绰号叫“大食国王”，大家叫他国王。我非常喜欢他，欢迎他来教凤霞识谱，这样他就是我们的家庭老师了。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我郑重其事地去买了一个小黑板，钉上钉子，挂在墙上；又去买了学习简谱和五线谱的书，希望这位民间艺人出身的大演员学会识谱，长点本事。但是事情真叫人灰心失望，凤霞演戏、唱戏玲珑剔透，才气横溢；对于学识谱却其笨如牛，家伦费了很大劲，她可就是学不进去；大约只学了不到三次，师生二人都泄了气。家伦对许多女性朋友都是很不客气的，但对凤霞却一向优礼有加，这回也只是把两手一摊，就算打了退堂鼓。回想我自己在当年北平最新潮的孔德学校上学时，音乐老师教五线谱时也是一点也学不进去。别说五线谱，至今还是连简谱也不懂，于是连责备妻子的勇气也没有了。
“碧庐主人”唐瑜
再要提到的一个人，实际是所谓“二流堂”的最关键人物，没有他就没有“二流堂”。他就是唐瑜。
仰光华侨唐瑜，两年前出国，现在侨居加拿大，年纪应在八十岁左右了。我虽在1942年才与他相识，但他早在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他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的。和众多的海外华侨一样，他热爱祖国，反对当时的封建反动的统治者，因此回到祖国便投入左翼的亲共反统治者的行列，他和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夏衍、光未然，以及著名的进步电影导演蔡楚生，还有陈荒煤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上海编小报、副刊，写影评，并先后在几个电影厂担任宣传工作。除此之外，他有一个属于经济方面的优越条件，就是在仰光的胞兄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尤其这个富有的哥哥特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只要兄弟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兄长都予以满足。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瑜大概是从上海回到仰光，然后经缅甸到昆明的公路来到重庆的。唐瑜曾约略说过，他哥哥给了他两部大卡车和一部小轿车，卡车上装有当时可以畅销的物资，让弟弟做点赚钱的生意，但是另一辆卡车上这位弟弟却装上了一满车的食品，到了重庆便和朋友们共享美食，需要钱用时便卖货，最后卖车。记得我有一次和他一同走在重庆中一路近四德里时，远远开过来一辆十分豪华而崭新的小轿车，唐瑜忽然停步不走了，当时大雨初晴，路上积水很深，汽车飞驰而过，我们两人躲避不及溅了一身水，尤其是唐瑜满脸都是泥水。他仍旧不动地望着汽车远去才回过神来，对我说：“这车是我的。”
朋友们大多来自内地，缺少较为舒适的住处，唐瑜租房都是与友人共享的。从租房开始，他对建房发生了兴趣。重庆当时外地来客云集，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其中还有一次被包工头把他预付的建房款卷逃而去，无处查找，只得算了。
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冬夜架柴燃烧起来，有又红又暖的诗一般的情调，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
重庆的朋友当中，只有书画家、诗人、才子的黄苗子和画家郁风有一幢真正的漂亮洋房，由于苗子是当时政府的财政部机要秘书，人家有求于他，存心讨好而向他进献的。但是苗子的别墅也没有碧庐那样款式的大厅。
碧庐落成之后，住在里面的客人男的是盛家伦、高集，还有我。女客是方菁、高汾和吕恩。后来唐瑜还接待过一个名叫刘德铭的人，刘带着妻子和一个落生不久的婴儿。这个刘原来是个招摇撞骗的家伙，住进来之后就大发请帖大宴宾客，请帖信封上写的都是重庆当时的高官显贵，而且故意放在桌上，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显示他的来历非凡。这样便激怒了我们，当天趁他出去的短暂时间，把他准备酒席上使用的唐瑜所有的一套名贵西洋瓷器盘碗酒杯等等全部搬走，一件也没留下，然后我们也全部走掉。可以想见客人到了之后，这席菜饭盛不出来的狼狈相。他是请了一家著名的餐馆大师傅来做菜的。
刘的恼火亦可想像。不久他和他的秘书沈求我先生又发生了矛盾。一天夜晚，沈先生来和他谈话，二人先是谈论，变为争执。声音由低至高，后来竟动了手，刘德铭弯腰抓起痰盂向沈的头上砍去，顿时头破血流。这下子祸闯大了，刘竞连夜携同妻与孩子落荒而逃，再也没有回来。不久以后，刘德铭成立了一个军之友社，骗局更大了，再往后，军之友社搬到了台湾，从此我们没有再见他。
后来剧作家宋之的把刘德铭的事写成一个话剧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