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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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一张张招贴画贴在白粉墙上。忽然一个热烈的场景出现在我的眼前，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一个个裹着白头巾的陕北农民昂头吹奏唢呐，敲锣打鼓，欢腾的人群扶老携幼，高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火炬连成了队伍沿着广阔的山野蜿蜒曲折、星星点点、无穷无尽、隐隐地衬托出远处的宝塔……这是延安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历史性的场景。这幅画形象生动，构图新颖，以恢宏的气势强烈地感染着观众。
当我看到这幅题名《延安火炬》的画作者竞是“蔡亮”时，我差一点没有叫出来，读者可以想到我当时的喜悦和感动。
蔡亮不但活着，还在创作！并且用这样美好的作品呈献给祖国母亲，这对关在监狱里的我是多大的欣慰啊！
这个国庆节真叫我难忘，这一天政府还发给我们两个白面馒头，我一边嚼着馒头，想念起蔡亮来。
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是剥夺他留在中央美院从事艺术创作的一切优越条件。可对蔡亮说来，陕西却是一片文化沃土。这里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这里的深厚的革命传统，这里的丰富的民间艺术和千万个受着这种文化熏陶的淳朴的劳动人民，使一个从学院出身的青年呼吸到了清新的艺术气息，使他获得了一种更为宝贵的条件：把自己的灵魂和民族民间文化相融合，和革命文化传统相融合，脚踏实地地走到人民中去。
一场政治运动毁灭一个幼小的艺术生命，大西北丰腴的黄土高原却又培育了一个新的艺术生命，造就一个新艺术家。蔡亮在“小家族”平反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朴素地把这个命运叫做“因祸得福”，他说“感谢大西北”。
人生的厄运和磨难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者消沉，也可以使一个坚强的性格更成熟更完美。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小家族”成员中，画家蔡亮是一个强者。不仅由于他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了《延安火炬》《锁柱》等优秀油画，还因为他在忍辱负重中奋起的不屈的精神。
（选自《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
在风口上
——从反右派到反右倾
作者：纪希晨
政治风云多变的50年代，处在政治漩涡里的党报记者，生活在风口浪尖上……
引蛇出洞：“春风未度剑门关”
1957年5月17日（星期六）晚上十点多钟，我从四川省委周末晚会回来，刚走进成都仁厚街45号《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小院，就听见记者李策在楼上急喊：“快，快，大事情，编辑部打电话来……”
“什么事？”我上楼，他下楼，在相遇的楼梯上，他向我简要传达了电话内容，听到“连骂共产党的话也要写上”时，我大吃一惊，连忙拉住他：“走，你和我一块向省委汇报！”
我把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杜心源从床上叫醒，让李策把电话内容向他讲一遍。他面带紧张神色说：“我马上向李政委汇报。”
第二天，5月12日（星期日），一大早，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给我：“今天上午八时，省委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要你参加，请你讲编辑部电话内容。”
我走进省委会议室时，只见省委常委和省级各部门的负责人二三十人，早已到齐。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抽着烟，坐在长会议桌的上端，指着下端的空位子说：“就等你了，你把编辑部的电话内容讲讲！”
几十双眼睛注视着我。我连忙声明说：“昨晚的电话不是我接的。我只能讲讲主要内容。”
至今我仍然记得电话主要内容：
今天（11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有重要指示。前一时期，全党开展整风，北京、上海动得早，开始鸣放，但全国还没鸣放起来。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全国各省市都要开展鸣放，帮党整风。各民主党派，党内党外，什么话都可以讲，就是骂共产党的话也要让他们放出来，记者要按原话写。
各记者站都要发整风鸣放稿件。你们四川明天就要发条消息来，没有新的材料，可以先到公安厅、统战部看看，旧材料也可以发来……
“还有什么？”李井泉问。
“没有了，主要就是这些。”我回答。
李井泉面向全场，严肃地说：“好啊！中央精神很清楚啊。各部门汇报一下情况，有什么反映呀？”
省级机关和大专院校等相继汇报情况。共同反映的是，北京、上海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四川大学党委书记丁耿林说，川大的一些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反映说：“现在是‘春风未度剑门关'……”
时近中午，李井泉代表省委，对开展鸣放问题作出部署：决定从星期一起，先在成都的民主党派、川大、文联等部分单位，有重点地开展鸣放。
散会时，我请示省委书记杜心源：“编辑部让我们今天就发一篇鸣放报道，怎么办？”
杜心源想了一下说：“你们可以先访问一些人。具体访问什么人，你快去找统战部长熊扬商量，他刚才也来开会了。”
我追上熊扬的时候，他还未走进家门。他当即按听到的鸣放精神，给我写了十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的名单、住址，笑着说：“估计这些人可能会讲些话。”
中午归来，我即召集四川记者站同志开会，传达编委会指示及省委会议部署，并按统战部提供的名单，进行分工。除丁帆留在机关向外联系，我和李策、姚丹、饶学成分别出发访问，目的就是“让他们讲出话来”。当晚，集体汇报采访情况。民主人士的共同反映是，上海、北京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访问中，有的人也说，这是“春风未度剑门关”。
深夜，李策负责整理汇报材料，然后交我编发。看到“春风未度剑门关”这个标题时，我把它删掉了。我想，所谓“春风”就是指毛主席的论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省委已在党内外作了传达，我还写了《四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推动工作前进的伟大动力》的新闻，刊在4月25日本报头版头条，怎么能说“春风未度剑门关”呢？李策说，不能删，这是一句最重要的原话，编辑部叫写原话。我当即保留原话，发走了电报。
电报发走之后，我意识到，这篇重要新闻，未送省委审查是不妥当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向省委书记杜心源汇报了新闻采写情况，说明采访是按中央的指示精神，按省委的部署、统战部开的名单进行的，按原话写的。为了赶时间，昨晚未来得及送省委审查就发走了，这是自己的疏忽。杜心源听了未说什么。
隔了两天，5月15日，刊登《春风未度剑门关——四川党外人士批评省内尚未广开言路》的报纸，到了成都。这则刊于二版中栏的三百字新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我听说，省委负责人看了报道，认为批评了省委，很不高兴。那些在这篇新闻中说过话的人，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全都划为右派了。多年来，我内心为这件事感到不安。如若不是那些报道，这些善良的人们，大概不会受到那么大的灾害吧！
在这期间，北京新闻界发生的“左叶事件”，也波及到四川。重庆、成都新闻界连续邀请我们记者参加座谈会，表示声援。对此，我十分警惕，要求记者站全体同志不参加这类会议。一位同志走到门口，被我拉了回来。我说，我们记者站的工作条件十分优越，能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议，及时看到文电。不要说没意见，就是有意见，也不能到座谈会上去讲。事实证明，这样做，保护了同志。而那些出席新闻座谈会的人，有不少也被错划成为右派。
一天清晨，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起。几位记者激动地说，成都昨晚发生“左叶事件”，这还了得，我们要马上报道！
事情是这样的：《西南铁道报》的一位记者，在报纸上批评机关总务处长用高价买了一张檀香木办公桌。处长看到报纸，提着手枪追赶记者，记者跑到《人民日报》记者站躲藏……
如何对待这一爆炸性新闻？是报道出去在新闻界火上加油，还是进行内部处理？我劝大家要从政治上严肃考虑。我说，我马上到省委开会，向省委报告。省委未处理以前，谁也不能向外发电报，不准向社会上泄露这个消息。
当天上午，我到省委开会。散会后，当会场只剩下李井泉、李大章、杜心源三位主要负责同志时，我如实汇报昨晚《西南铁道报》发生的事件。李井泉一听，马上问我：“你准备怎么办？要写报道吗？”
“不，不写报道！”我坚定地说，“我是向省委反映情况，请省委迅速处理。”
李井泉连声称赞：“好，好！不要报道，我马上派省工交部长来处理！”
与此同时，成都四一二等技工学校学生相继发生上街请愿事件，他们也来到记者站上书请愿，我们都及时向省委汇报了。省委迅速采取措施，平息了事态的发展。
省委透过这一系列事实，考验了《人民日报》记者站，证明我们在风浪中，与省委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消除了一度对记者站产生的隔膜和疑虑，又信任我们了。
从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件开始的整风运动，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的反右派斗争，经过了曲折的转化过程。产生反右派扩大化错误的教训之一，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引蛇出洞”，错把阳谋当阴谋，混淆了敌我界限，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许多人的极大不幸。
飞向天上的梦想
我深受“超英赶美”口号的鼓舞。1958年，我热情投入歌颂“三面红旗”的战斗。只在后来，才比较清醒了。事实证明，“三面红旗”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
1958年4月，党中央在成都金牛坝举行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到附近邻县红光公社观察。他们足迹踏过的田野，称为“幸福田”。成都会议虽然提出要“冷热结合”，实际上，“热”已相当高了。
我多次穿越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川西平原，合作化时期，这里水稻单产六七百斤，麦子三四百斤，油菜二三百斤。“大跃进”一来，新都、新繁相继出现“油菜工”。一些社队给“油菜王”吃小灶，让“油菜王”在路边排队成行。“油菜王国”虽然增产了，大面积油菜却减产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成都到乐至、遂宁、三台，沿公路两旁，到处插着丰产路、丰产坝、丰产沟、丰产田的木牌。乐至县为使三十五万亩小麦能“大跃进”，组织了七八万人的专业队伍，按军事化建制，专门挑水挑肥。龙台公社两万四千多亩麦子，1957年平均亩产只有二百斤，1958年，却提出亩产要达三千斤。这本是浮夸的神仙数字，可是，我被群众热情冲昏头脑，信以为真，把神仙数字写进《跃向新高峰》的通讯。
我和孙跃冬、丁帆来到大邑县。这里到处红旗招展，全县大半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家里的九万多男女，组成军事化的深耕兵团，采用“运动战”的方法，在田野里安营扎寨，昼夜不离战地。深耕深挖，到处轮番作战。平坦的田野里，到处挖成深沟，有的深达三四尺，像战壕一样布满田间。人夜，又强迫群众点燃一堆堆柴火，对挖出的生土，进行熏烧制肥。我们对这种违犯常规的蛮干，也曾在一篇通讯中加以报道。
成都市区也大办钢铁。不少机关院里修起砖石土高炉。没有焦炭用柴烧，没有矿石就炼废铁，一些家属用的铁锅、盆子、门环，也被动员出来参加“大办”。对这些愚蠢的做法，人们敢怒不敢言。上级仍在说，“大炼钢铁是政治，既炼钢，又炼人！”
我到了江油县中坝。这个传说是哪吒闹海的地方，几十里全是“大办钢铁”的人山人海。来自绵阳、三台等县的三四十万干部群众，一听到“江钢集合”的命令，一夜之间全都上了山。人们顶着秋雨，踏着泥污，搭草棚，砌高炉，运矿石，用人拉大风箱，代替鼓风机。在日夜苦战里，有的土炉子流出盆子大的矿渣，更多的是只见冒烟，不见铁水。
广西鹿寨县用大窑炼铁的经验传到工地，人们涌进深山老林，砍倒大片大片森林。在山上挖出深三四丈、宽一两丈的大窑坑，将砍倒的大树干，竖立起来塞满坑里，然后，倒进矿石，从下边点起火来。无奈树干湿，只见冒烟，不见起火，更不见铁水。凡是冒烟的窑坑，都被当做了“钢铁卫星”。
一天夜里，省委通知我去参加中央的电话会议。到会的只有省长李大章和我两个人。在各省汇报放“钢铁卫星”的数字以后，中央一位负责同志点名向四川催调粮食，说上海、武汉存粮不多，命令四川连夜顺长江再次紧急运粮。李大章说，知道了，知道了。转过身，他苦笑着对我说，江苏、安徽、湖北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为什么还要从四川调粮？我们省的存粮快要调空了，叫我从哪搞粮食呀！
在北京开会的省委负责人，看到各省都在“放卫星”，打电话问四川情况。过了不几天，传出红光公社放五万斤“卫星”的消息。成都市各机关干部向红光公社涌去。我立即同记者赶往现场。心想，这下该给四川争光了，哪知，到田间一看，只见二亩多稻田里，堆满了移栽的稻子。密密实实的稻穗上，连人站上去也能经得住。我们感到很奇怪，便问几个社员，他们躲躲闪闪不说话。只有一个老农悄悄说：“我们这是神仙地呀！”他顺手拔起一把稻子：“你看，这是打夜战栽的！”他说，干部强迫群众，连夜把二三十亩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为放“卫星”，拼栽在一起。
我们带着凄楚的心情回到机关。晚上，省委打电话，说省委书记阎秀峰、许梦侠找我，“今天你去了吗？你实地调查了吗？你们新华社准备报道吗？”我如实汇报了看到的情况。我说，“我原来准备报道，现在看来‘卫星'是假的，不准备报道！”
“对，不要报道！”阎秀峰、许梦侠几乎同时表态。接着，他们给我一封揭发信。一个干部在信中揭发说，红光公社放的“卫星”全是骗局，是上边压出来的。
飞向天空的“卫星”破灭了。省委负责人回成都后，在一次干部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后，不同意此种做法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温江地委副书记和我，都受了批判。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温江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城关上游人民公社一夜收了一万六七千份申请书，连一些老太太也点着火把登门要求入社，“可不能把老娘丢在外边”。一些社员所以敲锣打鼓入社，实际上是“一入社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在食堂，我看到粗粮细做，干部社员在公共食堂里，大摆红苕筵席。
1958年11月下旬，我到北京开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会议。途经八百里秦川和河南西部，看见铁路两边，土高炉火光冲天，堆在田野里的庄稼却没人收。包谷堆在地头，棉花白花花地挂在枝头，成片的柿子树上，树叶掉光了，树上的红柿子却没有人摘……这些姓“公”的庄稼变成了后娘的孩子，在寒风中摇曳。
我向编辑部农村组谈了这个情况。编辑要我写一条《要把丰收果实收回来》的读者来信。发表以后，反右倾时，这封信竟成了我“坐在火车上看缺点”的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