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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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富分子在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藐视地方领导干部”，等等。
本来，一边是数十名党团员签名盖章、事实详实的稿件，一边是空洞无物的匿名信，孰是孰非不难辨别；但是，只因我日常对新华社某些领导人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批评较多，他们竟对这封匿名信来了个“一边倒”，悄悄派人到我的家乡去调查“摸摸情况”，借口说是“审干”。
结果不出所料，“调查”完全走了样。就是那个地委工作组，在沟墩调查时也不看重绝大多数党团员和老百姓的意见，而片面地听信于那些所谓的“领导干部”和坏干部。他们反复地这样问群众：“戴煌一到家，怎么就知道地方情况的？他和哪些人在一起开过会？他的稿子是怎么写成的？”
这么一来，那些新恶霸们由垂头丧气复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公开扬言：“戴煌被我们告倒了！”
原来那封匿名信，就是在吕区长等人的指使下，由那个最坏的新恶霸自己写出来的。他们看到新华社的“调查”者和地委工作组都向着他们，就“驾轻就熟”地对很多控诉他们罪行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施以打击报复，甚至有些群众养的鸭子也被他们不由分说地吃掉了。诚恳正直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受到了压级和批评，并被调离了沟墩区……
家乡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更加惊恐了。他们三天五目就给我来封信，问“事情”怎样了？
有人在信中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个头？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们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
面对这些激愤难平的来信，我在回答中除了作些泛泛的鼓励安慰之外，别无他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人民的喉舌，我没能有效地冲破一切桎梏，把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反映上去或诉诸舆论，更没能迅速帮助他们摆脱黑暗与恐怖，为此我深感痛苦与羞愧！
同时我又不能不这样想：今天的人民与我们的党，离得多么远！过去战争岁月的那种鱼水不可分的激动人心的传统，竟消失得如此之快！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大搞特权，农村的基层干部又如此胆大妄为！依靠这么一帮“歪嘴和尚”怎能念好经？怎能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怎能把广大人民群众领上自由、民主、幸福的道路？！
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以为除了毛主席本人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外，还因为许多在不同层次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对现实的了解也越来越肤浅了。高高的城墙和表面的繁荣，把他们的耳目蒙蔽起来了。胜利了，进城了，自己的小日子越来越美了，对人民群众的依赖和关切，越来越不像战争岁月中那么紧密了。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发号施令，越来越少于尊重群众和有事与群众商量，越来越过分乐观地估计形势，自认为事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国富民强，从而事事都爱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满不在乎了。缺点错误是“微不足道”的，是“九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就是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也不再大刀阔斧地去铲除了！这就促使自己的头脑更加发热，对现实越来越隔膜，对群众越来越疏远，缺点错误和歪风邪气便滋长日甚，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不但自己这样冥思苦想，在1956年9月进入外交学院学英文之后，还对一位忠厚老诚、钻研马列著作甚笃的老朋友交谈过。想不到这位老朋友竟说我“这是反党反领袖的反常情绪，是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
我也急了，反唇相讥地说他只不过是个“眼睛向上、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并把各自面前的书桌拍得直跳。
不过，等我们都冷静下来之后，这位同志表示，他不会向新华社党委汇报，而愿意以后继续与我作同志式的交谈。
然而，他事后还是向社党委汇报了！
也许社党委认为我的“思想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从而特别让一位副社长和几位党委委员，以及个别军事记者和一道学英文的少数同志，与我开了几次“和风细雨”的谈心会。不作记录，不作批评，先让我纵论天下事，然后帮我分析是非。结果，什么分歧也没解决。
他们说我对各种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深思熟虑就轻言妄断，以致把许多事物看偏了、想错了。他们认为农民并不苦，干部们的生活好一些是完全正当的；工作中的缺点和坏干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指头”，用不着大惊小怪，悲天悯人。他们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革命也是有污脏和脓血的”，继而又引用毛主席的话说“谁也不能指望我们在一个早晨就将旧社会的遗毒清扫干净”，等等。
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这些论点都是脱离实际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老框框硬套复杂多变的现实。你们虽然都是一身清正的好同志，但一道城墙把你们与实际生活隔断了。恶流不伏，前功必溃2我们不能用伟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说的名言，来作为我们凡事都要慢慢来的挡箭牌。我们绝对不能把坏事与好事等量齐观，非要等到坏事多于好事时才着急。我们的人民虽然很听话，但他们绝对不会容忍我们向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如果说，在我们做出的好事与坏事“九比一”的时候，他们似乎完全可以原谅；“八比二”的时候，也似乎还可以忍耐；但到了“七比三”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满；再向前滑一步，他们就会愤怒了！如果我们再这样高枕无忧，大祸必至！
那时候可以说，我心里确实憋着这么一股劲：“两脚踏翻尘世浪，一肩担尽古今愁。”对这些理应清醒而不清醒的同志对我的开导与说教，我打心眼里听不进去。
可他们却不以为然。谈心会只能草草结束。
四
我的忧虑在继续。我给报纸写了些杂文，全被退了回来。我大声疾呼，没有人理睬。公开地搞宣传鼓动么？自量无才，党的纪律也不许可。我想改行做监察工作，专门同特权分子和土皇帝、新恶霸们作斗争，又揣度新华社不会放我走。百般无奈中，想起了毛主席似曾说过，在党外，多养几个梁漱溟这样的人也有好处，请他们专门挑挑我们的毛病，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不易发现的问题……
于是我就想：如果在我们党内也能有这样一些人，岂不更要好得多？
一次，在家吃晚饭，多喝了两口酒，谈起家乡土皇帝、新恶霸的事越说越愤慨，我就向自己的妻子说：“如果我们党内也能有个类似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好了，专门来革党内弊端的‘命'。
她当即把我毗了一顿，说我这纯粹是想入非非。她说，党不建立这样的组织，就不能提意见、不能革除弊端了吗？
我想这也是，很快就忘了这档子事。
但是不久，波匈事件的消息传来，我的所有思考的结果，像又一颗“原子弹”似地爆发了！
6 所谓“万言书”
一
1956年10月的一天晚上，新华社在外交学院分别专攻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几十位同志，正在新华社大院最东边的“口”字楼顶上的大会议室温习功课，突然有人大发一声惊叫：“波兰出事了！”
原来他正在看《内部参考》，看到了上面刊登的波兹南市民和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而遭到苏联驻军坦克阻拦的消息。
不少同志立刻围了过去，争看着，议论着。
以后大家密切注视着那里的事态发展，每天晚上都要先看看《内部参考》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然后才温习功课。
谁也没有料到，以哥穆尔卡上台为高潮的波兰事件刚刚平息，10月23日，又传来了匈牙利发生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的消息。这更令人惶然和忧虑：我们的这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怎么啦？！
我研究了来自多种渠道的资料后认为，发生这样的流血悲剧是令人痛心的。但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引起了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对苏联和自己国家的许多问题的不安和愤慨，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否则，区区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的挑唆，不可能掀起这滔天巨浪。
由此我感到，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蔓延了。如果再不积极变革，我们也必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
然而，要说的话很多，自己又在紧张地学习外文。我考虑来考虑去，只能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忙于家务之外的点滴时间，背着自己的妻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悄悄地往下写，从1956年11月直到1957年4月的近半年时间，都还没有写完。
这时，听到了全党即将整风的传达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弊端，还是一目了然并决心通过整风给予认真解决的。因此我觉得自己的这封信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而把振兴党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上。
二
这封没有完成的信写得怎么样？
我认为很不怎么样。由于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往下写，每写一小段都没来得及上下顺一顺，所以逻辑混乱、杂乱无章，甚至用词不当，语病比比皆是。它除了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实情和表明个人的若干观点外，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那么究竟写了些啥？
为保持原貌，除有些实情已在前面有关篇章被引用而不再重复以及对极个别错别字作了纠正之外，其主要内容如下——
毛主席并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
近年来，我很想向党和政府畅达一番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是许
多事实表明，似乎没有人愿意听取一个非常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人民对国家
大事发表一些意见。在党的“八大”开幕之前，我就想写这封信，后来因
进外交学院学英文而耽搁下来了。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了一连串不幸事
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否则，我觉得自己对人民有
愧和有罪。
从这段开场白中可以看得出，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党和
政府作何赞扬。因为应该赞扬的难计其数的事实，都被人们赞扬过了。现
在我要谈的，是关于党内和政府部门的某些黑暗的、令人忿怒而失望的方面。
在这封信中，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
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
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
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
展中。
……①
①信中所述及的上述各章中已被提到的实例或评论，此处均以省略号代替，下同。
例子是很多的，一一列举何止万言。
今年国务院拿出了12个亿，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工资，
以后每年也都将拿出这笔巨款。对于那些十分劳苦和收入十分低微的同志，
再提高一些我也双手赞成。可是这当中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用在生活水平
已经很不错的干部身上，我就不同意。拿我这样的干部来说吧，由于我将
有两个孩子，保持城市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比起农民来，
我觉得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
对于我们这种人，一个月增加十块二十块，好不到哪里去；减少十块
二十块，也坏不到哪里去。可是对于一个农民，增加三角、五角的收入，
却是非常不易的事。因为他们平均每人每月大约只有两三元的收入呵！
因此，为提高我们这等人的工资所用的钱，本应该用到农民身上去。
或者少收他们的公粮，或者适当地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提高
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或是增加对农业方面或农村教育方面的拨款。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这并不是说，我忽视了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的不同特点；也不是说，
要我们干部和职工与农民在生活上一律平等；而是说，在提高国家干部
（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
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
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人员和工人与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
种悬殊的程度。
……
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
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
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90％以上的无地和少地
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
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
口5％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
5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开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各部门所举行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
和酒会，何止千百万次！新官上任，请客；有人调动，“欢送”；稍微有
些地位的人下去检查、巡视或参观访问，都有许多人在忙着为他们“洗尘”
和“恭祝一路平安”。特别使人气愤的是，不管中央和哪个省，也不管哪
个企业或哪个部门，只要一开个什么会，如果不美餐几顿和看几场大戏，
就好像没完成任务似的！
试问，这些钱从何处来？是哪一位主持者自掏腰包的么？不，一切的
一切，都来自劳动人民的血汗！怪不得那些“显贵”们是如此的阔气与慷慨！
就是招待外宾，也不要每一次都来个“堆积如山”，更不应该邀请比
真正的客人多上十倍甚至百倍的陪客。这不是什么政治的或物质的待遇，
必须人人去享受。应该想一想，多请一个陪客或多浪费了一只烤乳猪，人
民就要拿出多少钱来！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
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
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地说：政府为了救济灾民，已经拨了非常可观
的款子了，而且灾民们解除危机的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生产自救。可是，
如果我们能从每桌酒席上省下十块钱来，就能在青黄不接或草枯地冻之际
救活一条人命啊！
千百年来，我国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家们，一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最高美德。在1949年以前的那漫长的艰苦日子里，我
们党的千百万同志确实是非常完备地做到了这一点的。可是今天，许多人
一反“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大享其“先天下之乐而乐”，这怎么能不叫
老百姓悲痛地失望呢？
…………
我国历代真正的政治家所一致反对的“哗众取宠”的恶疾，到今天反
而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逢迎，拍马，唯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全国的
每一个角落。
例如在建设事业中，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