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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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谓“内心极为不满”？！
　　对所有这类问题，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在“批判揭发”我的大会小会上，我都曾反反复复地作过完整的阐述与说明。但是擅长于胡诌的高手们仍要如此活灵活现地予以编造与歪曲，以混淆视听。
　　这就是一些“老战友'与“老同志”！
　　三
　　这条新闻，尽管如此地背离事实真相，但既然由新华社公开播发了，第二天的全国各大报都普遍照用不误，并随心所欲地标出了“各有千秋”的大标题——
　　《人民日报》：《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来围剿戴煌》；
　　上海《文汇报》：《戴煌想干什么？》
　　…………
　　香港的一家别有用心的报纸在其头版头条，刊出火柴盒大小的九个大字：“新华社记者也反中共！”
　　台湾方面，则以台北新闻界名义向我发布了公开信：“欢迎戴煌先生到台湾来。”
　　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漆德卫，在其《北京反“右派”的浪潮》的新闻中，前半段说的是丁玲与“丁陈反党集团”，后半段就写到了我这个被他称做的“新华社的年轻工作人员”。
　　法新社驻香港记者洛甘，当天就摘转了新华社的这篇稿件，说“新华社指出这个共产党员记者自从1944年起就是一个反党分子”，“人们揭露戴煌曾经着手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万言书，在其中攻击共产党领袖，指责党的干部对群众采取狂妄和傲慢的态度。戴煌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发动他的进攻的。”等等。
　　紧接着，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解放军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新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它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
　　本报讯　新华通讯社揭露出解放军分社一个以戴煌和李耐因为首的反
　　党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另外两个成员是韩庆祥、路云。他们四个人
　　都是解放军分社记者，大尉衔派遣军官。在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12日举
　　行的最后一次斗争大会上，戴煌、李耐因等已经被迫低头认罪。
　　戴、李反党右派小集团的全部成员都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野心家，
　　他们从1955年以来，长期地怀着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对党不满的情绪，经
　　常地背着党和组织纠合在一起，谩骂和诬蔑新华社的许多领导同志，打击
　　排斥别的军事记者，进而对党的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政治制度。
　　新闻事业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共鸣”了许多反动言论。右派分子戴
　　煌就是根据这些反动言论写了一部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书”，
　　他并且还在小集团中酝酿过要组织“第三党”、对共产党进行斗争的狂妄
　　企图。
　　戴、李小集团诬蔑我们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是“新贵族”、“特权阶
　　级”，并且荒谬地说这是“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决定意识”。他们歪曲党
　　的集中领导制度“必然会产生个人崇拜”。由于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国家
　　的假民主很欣赏，因而大肆攻击我国的选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
　　民主”。他们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一道高唱“今不上。昔”“中不如外”的
　　反动论调，来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荒谬地说像长江大桥和
　　飞机制造厂等伟大工程“也不过是世界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戴煌、李耐因等大多出身于地主阶级和深
　　受剥削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眼中的我国农村也是“黑暗和痛
　　苦的深渊”，因此狂喊“农民太苦了！”“共产党忘本了！”等等。同时，
　　他们还诽谤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比不上解放以前”，文学艺术不如“五四”
　　时代，电影艺术多半是“公式化”，新闻事业是“教条”，不如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他们对我们伟大邻邦苏联的许多诽谤，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的叫
　　嚣一模一样。
　　戴、李小集团还曾经处心积虑地阴谋篡夺解放军分社的领导权，妄图
　　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新闻观点强加于党，变解放军分社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阵地。在这一重大的阴谋活动中，戴煌、李耐因分别以小集团的“统帅”
　　或“军师”身份，指挥、率领着“急先锋”韩庆祥和“大将”路云一道，
　　向党发动了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猖狂进攻。
　　戴、李小集团选择了去年春天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的时机，发出这一
　　进攻的信号。他们在这次会议中利用当时军事记者们的某些不健康的情绪，
　　并且蓄意捏造了许多谎言，煽动军事记者在会议上“诉苦”，借此对新华
　　社领导进行恶毒攻击。
　　当新华社为了加强军事报道和便于培养军事记者，决定集中新华社海
　　防前线分社、志愿军分社和国内部军事新闻编辑组的全部军事记者成立解
　　放军分社，而解放军总政治部对这一措施也表示完全赞同时，戴煌、李耐
　　因等开始反对，继而认为此事大有可为，便密谋出一套同总政、新华总社
　　的领导意图相对抗的“方案”。他们借口“把军事报道提高到国际斗争水
　　平”、“准备应付战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根本否定和平建设时期的军
　　事报道，并主张除了“只留几个人看门”以外，调大多数军事记者去学习
　　外文等技术知识，学习回来只写自己愿意写的任何东西，所谓“自由发展”。
　　此外，他们并且坚决反对解放军分社接受总政的领导。这个“方案”实质
　　上是戴、李小集团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政治方向的纲领。当总政和总社不
　　同意这个“方案”，提出解放军分社“以工作为主，照顾学习”的方案时，
　　戴、李小集团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接着，李耐因和戴煌又密谋出另一个
　　“解放军分社归总政建制，同时保留新华社军事组”的“方案”来，企图
　　把军事组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与总政领导的解放军分社分庭抗礼。他
　　们还狂妄地在小集团中对这个“军事组”的方针、编制、人选等都作了具
　　体安排，密谋抬出李耐因当“军事组”组长。可是他们的这个阴谋在领导
　　和其他军事记者的坚决反对下又告破产了。
　　从此，自称“把握情势，制定决策，划分阶段，指挥斗争”的李耐因，
　　便迁怒于受总社领导上委托负责筹建解放军分社的同志，而要戴煌、韩庆
　　祥、路云出面，四处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并且还威胁总
　　社领导说：要“联名抗议”，“集体罢工”！李耐因并亲自赶往福建前线
　　搜集材料，企图骗取驻福建前线的军事记者的支持。小集团还背地策划、
　　积极活动夺取采编主任职位，以便控制解放军分社。甚至捏造“群众要联
　　名向中宣部控告”，公然诬蔑新华社领导同志。
　　在解放军分社成立后的一年来，李耐因和韩庆祥共同采取对工作消极
　　对抗的态度，在军事记者中挑拨是非，制造不和，并向总政宣传部新闻处、
　　解放军报以及首都各报社和广播电台的派遣军官，大肆散布攻击解放军分
　　社领导同志的谰言。他们还采取了许多极为阴险卑鄙的手段，破坏“八一”
　　三十周年的报道，企图借此把解放军分社的领导同志打下台，把解放军分
　　社搞垮。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们一致认为，戴煌、李耐因反党右派
　　小集团长期以来早已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一年多
　　来对党的疯狂进攻，实质上是一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激烈的政治斗争。新华社从7月中旬开始发动对右派分子戴煌的斗争以及继
　　而揭发出小集团的内幕以来，到本月12日为止，先后举行过三十多次大会
　　和小会，终于迫使这群右派分子不得不在大量的事实和真理面前低头认罪。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
　　看了《解放军报》在头版刊登的这篇报道，可谓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们的又一“杰作”。至此存照，使人们一窥那个时代这些“高手”们歪曲捏造、致人于死地的毒辣手段。
　　事实真相是，我与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同志都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开始都从事新华社军事报道，在横渡长江后或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曾一道工作，调总社后又在同一个部门，自然熟悉亲近些。没想到这就成为一条罪状——“为什么你们来往多？这还不是‘小圈子'、‘小集团'？”先定“罪”，后“求证”，一个“反党的”、“有阴谋”的“右派小集团”就这样下了定论。
　　因为定为“反党的”、“有阴谋的”、“篡夺领导权”的“右派小集团”，于是正常的出差去作报道工作，也成为“阴谋活动”；正常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成为“互相呼应”；连日常的闲聊天，也成为“背着党”的“小集团活动”，那“目的”据说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原先的军事组和后来的解放军分社充其量不到十个人，而把这个“小集团”竟描绘成有“统帅”、有“军师”、有“大将”、有“急先锋”、有“纲领”，还有什么“把握情势，制定决策，划分阶段，指挥斗争”的一套“战略战术”，不啻是一场夺取国家政权的“宫廷政变”，这岂非咄咄怪事！真是可悲又可笑！
　　四
　　随之，江苏省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戴青天”还乡记》，把我家乡的那个最坏的新恶霸描绘成了一个大好人。似乎我既然成了“敌人”，那么“敌人”所反对的，当然就是“好人”了。
　　新华社机关报《前进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亲者痛，仇者快》，把新华社的那条电讯在国内外引起的一切恶果的责任，全部推在我的身上。
　　霎时，我硬是被一些人推进了万丈深渊，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
　　不仅如此，凡是平时与我比较谈得来的同志，不是“反党右派小集团成员”，就是“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几乎无一幸免。根本不是什么“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而纯粹是徇私报复，落井下石，搞臭骂臭，浊流横溢。
　　这样的所谓“批判斗争”，对我整整进行了三个月。
　　不过在这里我应该说一句公平话：虽然对我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斗争”，在语气文字上对我进行了许多恶意的诬蔑诽谤，但在行动上并未损害我的人身尊严。
　　当时，正处于闷热的夏天。我忙于记录别人的批判发言和所提的问题，紧张得汗流泱背，社党委书记普金在一旁给我扇扇子，社党委委员了九递毛巾擦汗并倒来了茶水。这些文明举动，非“文化大革命”中的拳打脚踢“造反有理”可以同日而语的。
　　后来，也许全社接踵而出的“右派分子”太多了，连一位汽车司机和一个未满18岁的电台练习生也被“揪”出来了，实在“批”不过来了，才草草结束了对我的“批判”，叫我写“检讨交代，提高认识”，同时“必须认真学习康生同志选定的九部马列著作，争取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此刻，我内心斗争之猛烈，犹似江海汹涛之激荡！
　　9　定罪
　　一
　　1958年3月上旬，我的数万言的“自我检查”交上去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像键牛般驾辕拉土的义务劳动也完成了。新华社党委书记普金让我继续在家多看点书，复习复习英文，听候组织上的处理。
　　这时候，我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家，刚从宣武门新华社机关大院的仁义楼宿舍，搬到了如今京西宾馆南边的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区。
　　这宿舍区当时还很荒凉，附近既没有京西宾馆，也没有军事博物馆和其他任何高大建筑物，只是个四周拉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空旷冷漠的黄土大院。在这个黄土大院的东南角，仓促砌成了一座“凹”形的四层红砖楼。我的新家，就在这座楼西北角底层的最顶头，直冲着狂呼怒吼的西北风。
　　一天，社里一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把我叫到城里去，悄悄对我说：“很不幸，你已成了全国应受‘二类处分'①的‘标兵'了，《结论》也已打印出来了。你先看一看，好有个思想准备，准备日后过最艰苦的生活。”
　　①对“右派分子”的处分，除党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外，其行政处理共分六类：一、劳动教养；二、监督劳动；三、留用察看；四、撤职；五、降职降级；六、免于行政处分。
　　说罢，他就拧开他的办公桌中间大抽屉的暗锁，把一份已用订书机订好的《结论》递给了我。
　　二
　　将受何种处分，生活将如何艰苦，我并不太重视。但匆匆看了那份《极右分子戴煌的政治结论》，我简直呆若木鸡了！
　　虽然，从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揭发”和那篇绝妙的“新闻”中，我已深感我们新华社不乏“隐其全豹，取其一斑”地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但是如果不把这些罪名正式写上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政治结论”，我还不能惊异于这些“高手”用心之狠毒。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在思考，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相信尊敬的读者已从以上各章的叙述中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摆在我眼前的这份《结论》强加给我的罪名之大，简直可以立刻把我绑赴法场！而这些“高手”中的大多数人，恰恰是与我滚爬过同一条战壕，打过同一副扑克，并用我偶然所得的稿费，去全聚德、砂锅居、峨眉酒家、大地餐厅共尝过美味小吃的人。
　　现在，请欣赏一下他们利用我主动交上去的那封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和奉命根据大家的揭发批判追逼而写的“检查说明”中的一言半语（即《结论》中打引号者），给我胡诌而成的罪名——
　　（一）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
　　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
　　和广大人民之间有着“生活上的剪刀差”，它的内部是“你争我夺”、
　　“乌烟瘴气”、“逢迎、拍马、惟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每个角落”。认为
　　“全国解放后，共产党蜕化了”，党的“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
　　干部无法无天”，以致“全国各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深渊”，“老百
　　姓失望到极点”，“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认为“今天国家矛盾的
　　根源是神化和特权”，主张“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组织“第三党”
　　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
　　（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认为“中央集
　　权至上，削弱了普通人的民主与自由”，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人民
　　代表是“指定的”、“摊派的”，都“不民主”。称赞资本主义国家的议
　　会民主、职业自由和虚伪道德，主张“开放一切自由，允许自由辩论，自
　　由结社，自由批评首长直至中央和毛主席”，并要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必修
　　的政治课。
　　（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看
　　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