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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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大伙相处得颇为融洽。
四
相处得颇为融洽，免不了都要说说知心话。知心话说得最多的，莫过于各人耳闻的各地报纸上没登过也不敢登的一些抓“右派”的趣闻。有的说，一位律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公检法相互制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果被说成是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是资产阶级的“分权立国论”而被打成了“右派”。有的说，有一位共产党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立过三等功，回国后转业到一个县的文化局，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帮助党整风，他没提什么意见，文化局长是他本家叔叔，平时更谈不上得罪领导，可是他却弄了个“右派”。因为上级布置反“右派”，要文化局必须划一个“右派”，不完成任务不行。没办法，那位本家叔叔的文化局长对他说：“你是个老先进，凡事都带个好头，这次你也带个头吧！”这位同志一想：“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派，那就带这个头罢。”这样他就成了“右派”。
一个县的电影公司，也分到一个“右派”名额。他们知道这“右派”可不是好当的，不像上述文化局长和那位老先进那样无知。他们只得“评”。评来评去也没评出来，有人提议抓阄，谁抓到谁就当“右派”。公司领导也觉得这过于荒唐，但为了完成任务也别无良策，于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售票员被抓上了“右派”，尽管他一向与世无争，从不得罪任何人。
还有一所中学，分到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位教员因有“海外关系”，整风鸣放时又提过两条建议，已被定为“右派”，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谁也不愿当面得罪人，总是“评”不出来。一位教师早饭时多喝了一碗面汤，想去厕所方便方便。他自以为政治上要求进步，又精通教书业务，说啥也轮不到自己当“右派”，便放心大胆地上厕所去了。没想到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提他的名，其他教师立即齐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他已成了“右派”！
真乃“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在“五间房”的一群人中，虽然极少有这种糊里糊涂地被划成“右派”的人；但可以说，在“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这样一群人被流放在一起。
13 文明流放
一
开头，第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们待我们虽算客气，但都只称我们“各位”，“大家”，或者张老李，而不叫“同志们”和“同志”。可是很快，气氛全然改观。
那是大家正在东片“三间房”吃晚饭的时候，只见房前的岔道上开进来几辆小吉普，从车上下来的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瘦削、个头较高的上了岁数的人。大家注目而视，原来是王震将军。他只穿了一身简朴的灰色中山服，外套一件军大衣，足蹬布鞋。他是特意来看望我们这些“右派”的。
我们立即放下碗筷鼓掌欢迎。随后各人又端起自己的熬萝卜碗，拿着窝窝头，以王震将军为中心，在房前屋后和小山坡上围成一个不成形的人圈，听他讲话。没想到他还是过去的那种老习惯，像面对当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众多将士们那样，放开洪亮的嗓门，第一句就是——“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呵，我们还是“同志”啊！大家立即爆发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有的人还擦了眼泪。
掌声过后，王震继续讲话。他鼓励我们不要悲观失望。他说：
“有些地方不欢迎在整风鸣放中跌了一跤的人。我说我不怕，都给我好了。只要参加开发北大荒的，就都是我的同志。”
说到这儿，他再次提高声调说：“同志们，我欢迎你们！”
人群又爆发出更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
王震继续说：“你们虽然犯了点错误，但与龙云们不同，你们还都是国家干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希望你们要吃得起苦，经得起新的磨炼与考验，将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才华。”
在谈到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有为、前程仍很光明的时候，他提高了声调问：
“你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还不到五十岁吧？”
人圈中站起来一位穿着黑羊皮翻领大衣的人，手里还端着自己的铝饭盒，用苏州、上海一带的官话回答说：
“王将军，鄙人今年五十一了。”
“哦？你尊姓大名？”
“报告将军：我叫吴绍澍。”
王震将军半仰着脖子，凝视着眼前的小山头，似乎在回想着什么。一会儿又“哦'了一声，对吴绍澎说：
“对，想起来了，先生你好像是——原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什么人吧？”
“将军好记性！”吴绍澎敬佩地说，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简历：抗战中，国民党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因对蒋介石不满，内部倾轧，就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到这儿，吴绍澎对王震说：“从那时候起，我就和贵党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好得很！”王震请吴绍澎坐下。“朋友们过去为人民事业做过的好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吴先生今年五十一，也还不算老，同样有前途。望你保重身体，向前看，在这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勉强。我也祝你和大家一样锻炼成功！”
将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中间不断被掌声打断。在北京，有谁像他这样仍把我们看做“同志”，并说了这许多寄予厚望的鼓舞人心的话？
他还对我们说，农场就归他统一领导，如果大家对农场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提出来，也可以直接给他写信。
不久，将军特地给我们拨来一台可以随时移动的两轮发电机。我和一些同志奉命去云山畜牧场场部把它拉来“五间房”。夜晚，我们的草坯房和房前房后都亮起了电灯，成了完达山南麓惟一的一颗“夜明珠”。农场的上上下下也都学着王震将军那样，对我们恢复了“同志”的称呼。
二
最初的劳动，是在山脚下辽阔的翻耕过的田野上10人一组，拉拽24行播种机播种小麦。我们都能够理解，“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但当机械动力和牛马不足的时候，我们这些两条腿的“老黄牛”就是惟一可以派上用场的动力了。所以大伙儿拉得很起劲。每一趟都得拉上1000多米，还没拉上半趟，就把棉袄、绒衣脱得光光的，只穿一件单褂子。
麦子播完了，我们就在“五间房”下面的水洼子南面，抡大镐，要大锹，用永远不会折断的小碗口粗的大扁担抬土，修筑名叫“五一水库”的土坝，打算拦蓄完达山流下来的涓涓细流，日后既可灌溉农田，又可养鱼放鸭，改善生活。
工间休息，有人钻进附近的小林子采蘑菇，有人躺在草地上仰望深邃的蓝天，唱起《贝加尔湖之歌》。传说当年苏武牧羊，就在贝加尔湖畔。
一天上午，水库工地全体丢下工具，钻到水库土坝南边小杨树林里寻找一头猪。这是队里伙房买的一头大肥猪。指导员刘文叫《光明日报》记者尤在去云山场部把它赶回来。个子瘦小的尤在辛辛苦苦地把它赶了半天快到家时，它下了公路一头钻进了小杨树林，尤在东找西找左唤右唤它也不出来，只好把大家都叫来找猪。大家排好队，在林子里翻来覆去地搞了一场“拉网战”也没发现猪影儿，只得败兴而回。有人不无幽默地自嘲说：“这么多知识，硬是对付不了一头猪！”说得大伙儿哈哈乐。
这时我们吃的是窝窝头、大馇子粥和熬大萝卜，有时也能吃到黑面馒头。那是我们自己轮流去“三间房”的小磨坊，像小毛驴一般整天围着大磨盘磨出来的，从第一过到最后一过，一点儿麸皮都舍不得丢的“一条龙面粉”，又粗又黑。大家把这种面蒸出来的馒头叫做“巧克力疙瘩”，吃起来也真美。
但是草坯垒成的“五间房”可不美。我们人人几乎都在自己的铺位上空平吊着一块尼龙布、油布或雨衣，以拦截从带树皮的屋梁上掉下来的毛毛虫和虫屎。下雨天，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尼龙布又成了“空中小水库”，兜拦滴滴嗒嗒的漏水。谁不小心猛一抬头，就会哗啦一声碰翻了“小水库”，浇得满草炕都是水，自己也成了落汤鸡，引起哄堂大乐。偶尔也有一两条青花蛇、火赤溜从屋梁上掉下来。一经发现，一声喊打，大伙儿一齐上，就要了它们的命。
使大家更为兴奋的是北大荒的春天。这片亘古荒无人迹的原野，没有遭受到大自然不肖子孙的蹂躏，没有空气污染。碧蓝的天，白洁的云，漫山遍野的牡丹花、芍药花、黄花菜、桔梗、丹参、刺五加、猪笼草以及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它们争妍竞艳，色彩缤纷。尤其是，几乎每个晴朗的早晨，东边地平线上的云际间，都会出现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海市蜃楼的景象：树木，田野，房屋，道路，湖泊，马车……美不胜收。
5月初，雨后的一个大休日①，我们男男女女，踏着湿润的小路，到碧翠的森林边缘，一边欣赏布谷鸟和各种山鸟的鸣叫，一边采集各种花草，回到“五间房”培起大大小小的花圃。电影名演员李景波摆开架势，大腿往二腿上一跷，拉起了京胡，商业部的一位块头瘦小而中气很足的“刘老板”，大唱《追韩信》、《借东风》、《空城计》；杨角夫妇和青年画家于善甫、孙承武等人在光洁的桦木板上画画；中央乐团的首席双簧管陈永田，则吹练闪光的黑管，复习从法国专家那儿学来的指功和运气功；我与我们新华社的陈亮、陈封雄以及丁聪、丁耀瓒、朱启平等人，则赛开了桥牌。
①一开始，北大荒十天休息一天，故曰“大休”。
一位青年人，名叫郭冠军，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则用典雅流畅的文笔，给他在北京的妻子——来自莫斯科的娜塔莎撰写《完达山书简》；毕业于清华大学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罗相成，在研读厚厚的一本《马卡连柯教育法》；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和外交部国际货币专家孙方——李克农上将的乘龙快婿——围着大花圃谈心漫步；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编辑部的编辑——被吴祖光称做“小天才”的田庄，则教军医李定国学唱古巴民歌《鸽子》；另外还有不少人在大声练习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李景波的胡琴拉累了，就向别人表演“笑”——各种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神情下的笑：大笑、轻笑、阴笑、狂笑、热笑、冷笑……一共37种笑。他边表演边说“笑能治病”，因为笑能使人的心肺和腹部得到锻炼，可以加速血液循环，调节心律；放声大笑，可使面部、胳膊、腿部肌肉放松，从而能够消除烦恼和压抑；笑又是天然镇静剂，可以减轻头痛和背痛。
另有一些人，更会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他们三五成群，带着小锅和手提式饭盒，背着装有酱油精和胡椒粉的小挂包，到草原上的穆棱河支流去钓鱼。那简直不是钓鱼而是拿鱼、抓鱼。那小河里从未见过人类的鱼，尤其是那种大头胡萝卜似的“老头鱼”，每见人影，就纷纷游上前来娱目欣赏这两条腿站着的玩艺儿。人们求之不得地伸手去抓它们，它们也心甘情愿地让你抓。抓到手立即开膛剖肚，往开水锅里一扔，很快就是一锅白如牛奶的鲜美的活鱼汤。人们啖饱灌足之后，就势在河边上铺开油布，小憩晒太阳。
写过近600行长诗的诗人戚玲，晒着晒着太阳，突然诗兴大作，写出《溪边小憩》一首：
芍药金针铺满岗，熏风送暖小溪旁；
牧羊稚子远归去，短笛无腔下夕阳。
我们偶尔也看到一两头梅花鹿和狍子。这些鹿和狍子似乎也少见两条腿立在地上的人，常常停足凝望。人们悄没声息地向它们走去，它们就无声地向后退一退；人们往回去，它们又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始终与人们保持二三十步的距离；人们放声吆喝一声，它们才惊跑而去。在惊跑中还要停下来回头张望一番，好像依恋不舍似的，真有趣！
一天，铁道兵农垦局打电话到850农场，说北京新华总社一位周记者要到云山畜牧场看望正在劳动的右派，叫下面有个接待的准备。850农场打电话到云山畜牧场，云山畜牧场又打电话到第三生产队的“五间房”。三传两传，把“周记者”传成了“周总理”，弄得“五间房”的指导员刘文很紧张。他立即布置杨角带着李定国等人去大路上扎欢迎牌楼。杨角们用不易枯萎的带叶的树枝搭起框架，并用一块红布写了“热烈欢迎”四个大字挂在牌楼上。一切就绪后，杨角站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观赏了一番，大为赞叹地说：“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啊！”
的确，四望片片林海，点缀着那么一幅红布，颇具诗意。可是忙到最后，才确知要来的不是周总理而是周记者，而且因时间不充裕不来了。尽管如此，白忙了一番的杨角、李定国等人还是觉得忙得挺惬意……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算是流放吧，这也是胜过近代任何国家的相当文明的流放生涯了。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所以有人谱写了这样的歌曲：“完达山下，兴凯湖旁，我们聚集在这里，建设北大荒。”并在“五一”晚会上演唱。
“五一”晚会在“五间房”之间的草坪上举行。电影演员郭允泰和管仲祥跳起了“芭蕾舞”，李景波改唱了一首苏联少女唱的歌曲。那歌子的原词是“晚霞中有一青年，他徘徊在我家门前。这青年默默无言，只把那眼光闪一闪”，他改唱为一个老太婆的口吻：“晚霞中有一老头，他徘徊在我家门口。这老头一声不吼，只是把眼睛向我瞅一瞅……”直唱得大家前俯后仰。
总之，人们似乎都在尽量推开忧愁、痛苦和内心思考着的历史与现实。就我个人而言，除了被强行开除出党和骨肉离散的痛苦难以消减而外，原来一度笼罩心头的阴影似已全然消散。
三
不过，文明流放只是生活的一方面，只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的有礼貌的尊重而言。实际上，我们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生活也相当艰苦。我们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风，树枝编就的草炕拥挤不堪，每个人的很多东西只得摆在外边露天里。窝头、玉米渣子、黑面馍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我们到“五间房”20多天，只看到过王震派专人送来的一小捆报纸。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问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这时候的天气已经不很冷，但是变化无常，“一日四季”是常有的事。蓝天白云，烈日当空，突然就能乌云翻滚，骤然雨下，甚至飘夹着雪花，所以常常离不开棉袄。
但是大家没有怨言，都欢快地苦干着。
在水库工地，刨土的刨土，抬土的抬土，一刻不停。我和文化部艺术局戏曲处的科长辛若平辛胖子合抬一副筐。抬了几趟觉得还有余力可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