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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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比起死亡来毕竟还是不幸中之大幸！
一天早起，风很大，吹得原始林呼呼号叫。电影洗印厂的莽珉（蒙古族）去蹲茅坑，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经理刘琛也在蹲茅坑，莽珉知道，刘琛这位山西人是1936年的老干部，尽管为人做事很稳重，但毕竟40多岁了，在我们这一群人中岁数是比较大的，遂对他说：“老刘，今儿个风特大，咱们伐树时得多留点神！”刘琛说：“可不是？是得留点神。”出工时，刘琛特地穿上了家里刚寄来的新棉衣和新的大头鞋。
当天下午，大家伐一片桦树林。刘琛与别人伐的是一棵歪脖子树。这树的直径约有60厘米，倾斜度比较大。他们先从从容容地锯了下口。在锯上口时，还没锯到上下锯交口时，一阵大风吹来，只听“咯吧”一声，锯口向上树身的一半猛地劈开，树底端不断升高，刘琛还牢牢地记着防队长的那句“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的命令紧紧地拖着锯，没注意脚下砍倒的榛条拌了他的脚，刹那间这棵树突然坠落下来，树干正打在他的头上，他立即被压倒在树下。难友们急忙锯断了树头，把他抢救出来，但已头碎脑溢，惨然死去。张莹、莽珉和冯英等人把他抬到山下一间茅草房，夜里让李景波看守着，以防落入狼口。第二天装进一口薄皮棺材，把他掩埋了事。戚玲赋五言绝句一首，以作悼念：
人在武器在，惜锯惨罹难；
长征留铮骨，伐木献忠肝！
刘琛在“七七”事变前的1936年东征中参加革命，故有“长征留挣骨”句。就是这样的老干部，由于被打成了“右派”，虽然因公而死，也不让开个追悼会，这使得大家十分悲戚。
当天，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好，各做了一口棺材。等刘琛在山下被掩埋，才知道山上的棺材是多做的了。
“这不是好兆！”莽珉说。“多做了一口棺材，还不知道留给谁！”
果然，不久，中国科学院的施崇仁又被树砸死了！他是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三十刚出头，不太高的身材，浅黄色脸膛，颧骨突出，善于逻辑思维，是个轻易不改变自己见解的人。那天他和一位伙伴伐一棵杨树，树皮有雪，特别滑。树倒时，底部猛烈向后一弹，撞击了他的胸口，他后仰倒地，口鼻不断地向外流血，显然他的内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难友们连忙草草做了一副担架，把他向山下抬去。难友们知道他有个才一岁的女儿，妻子要和他离婚，有人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缓慢地有气无力地说，他就想念小女儿，眼角滚下了泪珠，还没有被抬到山下卫生所就咽了气。
施崇仁的死，使大家又多了一层哀伤。大家提出要开个追悼会，云山场部仍然不同意。但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才同意给他来个遗体告别。
难友们把他的遗体擦洗了一遍，穿好了衣服，安放在大窝棚的中间，遗体上方挂了张戚玲为之匆匆画成的遗像，默默地围着他绕行一圈。没有悼词，没有哀乐，只有窝棚外呼啸的寒风为他发出哀鸣。然后大家把他埋葬在老电锯厂南面新电锯厂木轨路一侧山坡上的灌木丛中，墓前竖了块木牌，上书“施崇仁之墓”五个字。
此后，又死了两位难友。一位是断口劈开，底部猛往上一翘，击中了他的下巴，当即脑额破裂而死；一位被倒下的一棵大树的树杈打中了脑袋，也当即脑裂而亡。
对所有这些死者，同样都不准开追悼会，也没有执行中央的规定“对因公死去的右派应立即宣布摘去其右派帽子”，都是草草掩埋了事。难怪戚玲在哀悼施崇仁的五言古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诌友难挽留，隐恨长悠悠。
夜雪化泪雨，友情热血流。
云笼高山暗，了然一荒丘。
敢评语谏竟获“罪”，疾恶作楚囚。
苍天何愤愤，此恨何时休？！
今日辞君去，悲痛隐心头。
问孰扫君墓，语谁奠君馐？
草原莽苍苍，毅魄何所投？
关山魂渺渺，野林声欺欺。
权且安窀穸，勿为襁褓忧。
生此当舍己，贵志有人酬。
长夜几时旦，何日快恩仇？！
15 文明骤化为野蛮（Ⅱ）
一
新的一年（1959年）开始了。元旦过后不久，我们又比“左派”精英连队提前完成了第二干渠的包干任务，连夜挑着行李。铁镐、铁锹等物，踏着没膝的积雪，越过几座小山坡，转移到第三干渠。
第三干渠的方位，在小云山东边六七里地。我们就住在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空屋子里。我们第一排住的这间屋，中间砌了一道大半人高的大墙，大墙两边，各有一溜木板铺成的大通炕。这比睡露天和小窝棚不知强了多少倍。
但是没料到，朱麻子对我在二干渠的连队帐篷里向他提出的建议仍耿耿于怀。到小云山的第二天晚上，趁大家正在食堂吃晚饭，他给大家训了一次话。他说：
“你们当中，现在歪风邪气很活跃！有人自以为比党还高明，反对大跃进和放卫星！”这个……这个……我们也可以辩论辩论……”
他也许想咋唬大家一下，要大家服服帖帖地任由他们摆布，为他们去“鞠躬尽瘁”地争面子。然而，大家在当天晚上的“辩论”中，竟一泄多日的闷气。尤其在我们这个班——第一排第一班，可以说全部畅所欲言，诸如反对得不偿失的做法，反对任意骂人侮辱人等等，都一吐为快。许多人在发言后都还缀上几句这一类的话：反对这些错误做法并不等于反对“大跃进”，而是要真正地、更好地“大跃进”。
这时我已注意到，朱麻子正坐在大墙外边第二班的炕头上，竖着绿呢狐皮帽的护耳，在倾听大墙里边我们这个班的发言。由于大墙到处漏烟，屋内乌烟瘴气，烛光又昏暗，班内多数人没有注意到他；可我不但注意到了，而且在发言时还特别有意多说几句给他听听。我说：
“根据我们现在‘放卫星'之类的做法，我看是‘一年丰收，十年减产'，是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毛主席在有关文艺问题的一篇讲话中曾说过：任何一种东西，都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的领导方法，是最糟糕的领导方法……”
我满希望朱麻子能够多少开点窍，但他听了我的话，气嘟嘟地一声不吭就走人了。
三天后的晚上，他找一帮人开了个小型“紧急会”，随即召集全连到食堂去，对我开“批判”大会。他让我在食堂中间站着。这是在北京的“反右斗争”中都不曾有过的场面，尹队长又叫人往食堂中间的横梁上拴绳子。我心想：“怎么？这些家伙想学土匪强盗们那样，把我吊起来吗？！”
结果不是。他们是让人把搁在地上的马灯吊得高高的。
隔了不大一会，悬在半空中的马灯悠悠晃晃。坐在灯座暗影下的人们就像幽灵般忽隐忽现，好像我们不是在人世间开会，而是在地狱中等待阎罗王的判决。
朱麻子讲话了：
“今晚我们开个会，开戴煌的会。几个月来，他一直公开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高速度，反对放卫星。他看不起我们领导，看不起我们党，说放卫星是‘一年丰收，十年减产'；还说党报上登的亩产几千斤、几万斤都是胡说，是‘异想……异想……'唔，对，是‘异想天开'；还说我们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在报上说的，亩产五万斤、十万斤，‘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至少在20世纪绝对不可能。'大家说说，他这是什么思想？什么立场？要不要和他划清界限？要不要对他进行批判？”
朱麻子讲完了话，那些参加了会前小型“紧急会”的难友都随风转了舵。我们班的班长，本是个相当明智的人，平时在私下也和我一样，对若干反常现象也都慷慨陈词过。他对我的评价是：“看问题敏锐，敢于仗义执言，对党忠心耿耿。”可是这时，他却说我这也是“暗箭”，那也是“暗箭”。后来我才知道，他平时在私下和我议论这、议论那，原来都是套我的话，一转身都要跑到队长、指导员们那儿去“汇报”的。
接着发言的人，一般都是应付一下朱麻子了事，只有很少几个人，胡批一通，语无伦次。
然而毕竟更多的人比较正直老诚。他们虽然不便站起来为我辩护，但是能不发言的则决不发言。原总政文工团搞舞台装置的刘世才同志，本来也是在朱麻子召开的小型“紧急会”上被指定发言的一个，此刻他却在食堂一个旮旯里的暗影下装着打磕睡。参加小型会的他们班长当场叫他，“刘世才，你说说吧。”他也只当没听见。
我们的副排长兼二班班长梁文华——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党总支副书记，大会开始时被朱麻子指定向全连介绍我的所谓“错误”，他竟说我的劳动态度一贯很好，许多意见也是很正确的。气得朱麻子当即打断了他的话，说他“右倾”。那好，他就立即接过“右倾”这话茬儿，检讨起他自己的“右倾”来，似乎“忘了”朱麻子要他“批判揭发”我的这档子事。
来自文化部艺术局地方戏曲处、对地方戏曲小有研究的辛若平，在“五一水库”与我共抬一筐土到四筐土的老伙伴，虽然站起来批了我一通，但是一散会，他又向我表示道歉：“我是在小型会上被朱麻子指定发言的呀，实在是迫不得已呀，请原谅！”
……
会后，朱麻子要我写出“书面检讨”。我觉得我那都是凭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说的话，没什么好“检讨”的，硬是拖着不动笔。不久，我们全连进山拉爬犁，向山下的公路边运木头，我就更不写了。同时对这次所谓的“批判会”，我也不再耿耿于怀。我父亲是位中医，我小时候，他也教我念过几个月的医书。我知道中医学认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思则气结，悲则气消，优则气聚，悻则气乱，恐则气下”，七情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即所谓“内伤七情成大病矣”，而情绪达观，胸怀坦荡，对身心大有种益。因之我该干嘛还是干嘛，不该干的事决不干——不写“检讨”天塌不下来。
二
上山拉木头，是1959年1月底。
由于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木头将被运到北京，支援首都的十大建筑，迎接国庆十周年。其中特别坚硬的富有花纹的木料，将做人民大会堂的地板和装饰板，所以大家更鼓足了干劲。
我们先打掉山下沼泽地的塌头墩，把一些坑坑洼洼铺满冰雪，修好十几米宽的爬犁道，然后才开始运木头。
通常每天天不亮，一吃罢早饭，每个班就提起一小桶搭配成萝卜条的窝窝头，先从爬犁道向上跑几里地，到达伐木林的木材堆积场，通过斜架在爬犁一边的两根粗木杠，把一根根大脸盆口粗细的长约六七米的带皮的圆木，连撬带推地架到爬犁上，码架成一米多高、一米多宽的长方形木垛，两边插好档木杠，然后用粗麻绳上下捆好绞紧成一体，使其一路不论怎么颠簸也不散架。
我们这个班，由我驾辕，其他十个人肩上套着绳扣，分在两旁，沿着爬犁道，像俄罗斯画家列宾画的“伏尔加河纤夫”那样上身前倾，两脚后蹬，使出全身力气，向山下拉去，要一直拉到离云山场部只有三公里的名为“十八公里”①的积木场，从那里再让汽车把木头运到最近的火车站——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然后装火车运往北京。
①离最近的火车站18公里而名。
爬犁道全长20多里，翻越一个又一个的小山包，所以很多路段呈一上一下的马鞍形，有时还要在较高的山包上回旋半圈，拉一趟十分吃力。
中午，我们在路旁靠近小河边的雪地中抠出一些枯树枝燃起黄火，烤窝头，化雪水，用霉干菜和酱油精、辣椒粉熬点汤进午餐。吃罢午餐，我们继续围着将熄的簧火，有的卷“喇叭烟”，有的望着眼前冰透了的山溪凝思，有的则望着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头，忧伤地哼起《贝加尔湖之歌》。
这是我们流放生涯中的“主题歌”。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开了个头，大家就都不约而同地齐声合唱——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为争取自由按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大伙尽兴唱了一番，由值班人铲几锹雪压灭了黄火的余烬，又脱下棉袄棉裤，摆开“伏尔加河纤夫”的架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继续向前拉。待来回一趟，跑完这四五十里地，回到宿营地时，往往都是晚上六七点钟了。
尽管大伙儿的体力消耗特大，但我们这个班一直干得很出色。原规定，每个爬犁每趟拉一立方鲜湿的原木，大约3千多斤，我们最多时拉到两方七八，约8千多斤；原规定，每天只拉一趟，我们常常在返回时，先把第二天的木头装上爬犁，再把满载的爬犁拉到宿营地的山下，免得次日一早下山时往上走几里地装了爬犁再返回来，而径直向山下的“十八公里”积木场拉去。这样，晨曦蒙蒙而出，夜色冥冥而归，两天就可拉三趟，大大地超额完成了任务。
所以，我们班屡得流动红旗，屡受表扬。朱麻子在小云山叫我写“书面检讨”我一直没写，虽然对我虎视眈眈，可他又无从下手。但终于，我一次意外的不幸，给了他一个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的机会。
三
那是1959年2月12日，正是我的31周岁阳历生日。我仍然驾辕，掌握着全班爬犁的行进速度和方向。当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拐了个弯，正要向下面马鞍形的底部冲滑时，才发现这底部狭窄的路当中，停着田振兴排的一张也装着木头的爬犁，而他们的人却不知何往。这一段坡陡冰滑，下冲力最大，想停也停不住。为避免“两败俱伤”，我决定仍由我一人操纵辕杆，选择最佳路线，从底部的路边冲插过去。我大叫两边拉绳子的同志快闪开，或到后面去拉倒纤，以减轻一些下滑的冲击力；但毕竟距离太短，没来得及把目标观察清楚，当我使出了全身力气，驾着自己的爬犁冲到底部那张爬犁边上时，才突然发现这张爬犁还有一根一尺多长的垫木头伸探在外，挡住了我们本可从它边上一擦而过的去路！但是来不及了，我们自己的爬犁带着强有力的下冲惯性向前一冲，我的左小腿被猛夹在两张爬犁的膀子之间，难以忍受的剧痛使我“哎呀”大叫一声就晕倒了！
同志们都以为我的腿断了。班长焦勇夫上来摸了摸，揉了揉，说是可能没有断，就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架起来蹓蹓，免得伤血淤积。这时前面返回一张牛拉空爬犁。赶牛人叫赵超群，原文化部电影局的英俄文翻译，把我拉了回去。
我们的宿营地在100多米高的山坡密林中，原是云山畜牧场的老电锯厂。牛爬犁只能停在山脚下，赵超群又急于在山下的牛棚里先给牛喂料饮水。我只好找了一根小树棍，独自一个人一步一拐地往山上挪。挪到了半山坡，遇到了在我们伙房里做炊事员的原《世界知识》女编辑丁金葵。她得知我小腿负了伤，立刻上前要背我。她身材矮小，又是女同志，我岂忍心让她背？我只能让她搀扶着慢慢走。
平时我收工回来，不管多累，走这300多米的慢坡路，只要十来分钟；这一次，我足足走了将近两小时。小丁子把我一扶进我们的大宿舍，就去连部报告请医生。
朱麻子一听是我负了伤，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