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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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类中的个别人，就是专靠打别人的“小报告”，在第一批摘帽子中被混掉了帽子的。这种人为虎作怅，比一些卑劣的队长、指导员对我们更加凶残阴毒。在伐木队被人用谜语“‘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的张寄，就是这号人物中的一个，焦勇夫亦如此。
另有一个班长，几乎害得古籍出版社的侯德麟被五花大绑。侯德麟是“胡风骨干分子”舒芜的好友，对诗词颇有研究。有一次，他与军医李定国谈到毛主席的一些诗词，略加评论。比如对《水调歌头？游泳》中的“更立西江石壁”句，他说“这用语有点俗”。这个班长听到了，立即汇报给一位副指导员。这位副指导员当晚在全队面前猛训了侯德麟一顿：“你比毛主席还多才多艺还高明？简直是反动立场不改、顽固透顶！！”后来不管侯德麟如何一如既往地闪着头打柴、割麦子、割大豆、砍老玉米、上山伐木运木头，总被左看右看不顺眼，动辄就挨批，有时候队领导还发狠要把他绑起来。侯德麟终于忍无可忍地背后发牢骚说：“这哪儿是改造？我简直成了‘四季豆（斗）'了！”
一些班排长就是这样靠牺牲他人去“立功”求赏的。焦勇夫又在我的身上“立了一功”，使得隋凤祥指导员再次要大家对我继续进行监督。
怎么个“监督”法？除了班排长们无事生非地打打“小报告”之外，别人没法“监督”。
全排数十人，每两人一盘大锯和一把大斧，分散到四面八方的密林中伐木、砍枝、截树段、装窑、点火、闷炭、出炭、装炭包，并把炭包背到山下的爬犁汽车道。除了各自的“锯友”，其他人只有摸黑收工回到宿舍里才能见上面。
这四面透风的宿舍，是用带皮的松木、桦木、杨木横垒而成的。里面横钉了一层薄木板，木板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晚上没有灯，没有炉子，全靠两大溜通铺之间过道上的几个土坑里的炭头火取暖和“照明”。写信、补破烂、烤鞋袜、化雪做汤做开水，也全都依仗它。大家烟熏火燎，极少洗脸擦澡，又整天和木炭打交道，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的，手是黑的，牙缸、脸盆、饭盆。饭盒、拴着弧形粗铁丝的圆罐头筒、打个眼拴根绳挂在屁股后的小脸盆（当饭盆用的），等等，也通通都是黑的。人人的衬衣衬裤、绒衣绒裤、毛衣毛裤的夹缝里，都有大批虱子排长队；乱鸡窝一般的头发上白帆子成串，棉衣棉裤棉大衣和被褥上也有虱子到处爬。
这时我们每个月的口粮定量已降到30斤了。早晨和中午，每人每顿只有两个小窝头和小罐头盒安个木把儿的一勺萝卜汤，晚饭是三小勺照见人影儿的稀汤粥——饭盆一丢就得撒尿。所以，人人不是枯干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肿。夜盲，形呆，晕倒雪地，熏倒于炭窑，层出不穷。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现在通通变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奴隶！
奴隶般的精神压抑、生活痛苦和前程的渺茫，使得很多人心情烦躁，心胸狭隘，似乎人人只关心一己的利害得失，而相互间的谅解、友爱、体贴、帮助则越来越少。一些人常常为了芝麻点小事——谁从过道里进出不小心碰了自己正在火塘边烤火的脚，谁挪了自己烤鞋的位置，挨着睡觉的人夜里出去撒尿回来时把自己碰醒了，都会发生一场没完没了的争吵。如果有谁“调皮捣蛋少干活”（实际是干不动了），偷了别人的吃食或打了双份饭，那就成了一些人眼中不可宽恕的“罪犯”，一哄而起地捆打，辱骂，扣饭，甚至绑到门外的大树上挨冻，以一泄他们自己胸中无处可泄的怨气。
本来，北大荒不但春天美，而且冬天也是非常美丽的：矗立的山林武装着银盔银甲，所有的树木都在寒雾中散发出珠光剑气。放眼远眺，到处都是冰雪的世界。它能使人开阔心胸，拓宽眼界，平添几分豪爽气。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谁也没有欣赏这严冬之美的雅兴。尽管雪莱早说过：“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可我们觉得我们的春天还很渺茫。笑脸，早就消失了，而且人人似乎都已忘记什么叫做“笑”了；收工后火堆边的什么川菜、粤菜、湘菜、鲁菜、淮扬菜及各地风味小吃的“精神大会餐”，也再不举行了；过去常常不离口的流放生涯主题歌——《贝加尔湖之歌》，也早就没人再哼哼了……
这时我和一些好友只能独善其身，没有多少精力为一些小事抱打不平了。我本人也得了浮肿病，经常头晕眼花，腰酸腿痛，还不时拉血。有一次大便，我刚刚站起身还没来得及系好裤腰带，就晕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盖满了鲜血的粪便旁，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才没有被冻成“冰乃伊”。
一次往炭窑里下料，我在炭窑外的山坡上独自扛着一段小脸盆粗的木料，途中也突然晕倒，木料压着我的脖子，使我出不来气。自己心里明白，可就是推它不动，也幸亏被人发现得快，才没有酿成惨祸。
又一次，往山下拖树头，用力过猛，向下跌了个倒栽葱，跌得满脸鲜血。别人都回住地吃午饭了，我独自一人在雪窝中躺了好一会才醒了过来。
此外，为了“抢窑”多出炭，烧坏衣服、烫伤手臂、中毒昏倒而被人拖出炭窑进行急救，那都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一天上午，我又一次被熏倒了。当时我在炭窑中从小小的出炭口向外举炭，窑外的一位难友把炭接过去，码到十几步外的炭堆上再返回出炭口时，没有再见到我在洞口高举着一根粗木炭的双手。他叫了一声“老戴”，也不见有应声。他知道不妙，连忙扒在洞口向窑里面一瞧，只见我正倒在窑内还在冒烟的一堆木炭旁。他急忙向别的窑点大声呼唤：“老戴晕倒啦，快来抢救啊——”说着，他首先探身下窑，把我向出炭口拖。当他把我拖到出炭口下，附近窑点已跑来四五位难友。其中的一位也钻进了炭窑，帮助先下到窑内的难友把我架了起来，先把我的脑袋送到窑外，洞外的人再抓着我的两个胳膊，把我拖了上来。他们把我平放在雪地上，两个人往我的脸上使劲地擦雪，另有人进行人工呼吸，才使得我苏醒过来。
这一次，若不是同在一个窑的难友发现得早并动作麻利，我也许在昏厥中就离开这个“悲惨世界”了！
尽管如此，我的成绩相比之下仍然是不错的。有一阵，我与杨明合拉一盘锯。他原籍广西百色，旅居缅甸多年，并参加了缅甸共产党。回国后，先在我们新华社广东分社和总社华侨广播部做编辑工作。华侨广播部独立为中国新闻社后，他继续在那里当编辑。我们这两个人成了“锯友”，那还能错？别的锯，往往要一天半到两三天才能备好一窑木料，我们则一天一窑，有时候三天四窑。从元旦到春节，伙房里偶尔也做过一点好吃的，我们也坚持不完成当天的定额决不回。有一次回到住地时，好吃的没有了，我俩也没有温色与怨言。
由此，隋凤祥指导员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他在全排的大会上对大家说：
“党是相信大家会有进步会改变的。戴煌同志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他这两个月进步很大，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这不禁使我心头一动。自从王震将军带了个好头，农场干部对我们叫了一阵“同志”后，早就没人再叫我们“同志”了。隋凤祥指导员今天突然称我这个被最彻底否定过的人为“同志”，而且是由“大家监督”改为“大家学习”，这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是“两个月河东，两个月河西'了。这是好兆头。
18 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Ⅱ）
一
按说，依照那种环境中一般人被迫形成的“哲学”，我应该顺着隋凤祥指导员给我的这根杆儿向前爬，爬出这片苦海。可是我不想也不会这样做。我的最大的悲剧式“劣根性”之所在，就是不论处境之如何反常，对一切看不顺眼的现象，都不能永远保持沉默。不仅对刚与我们混编在一起的、带有“基建大队细菌”的排长盛桂林届u班长王开泽等人的狡诈、阴险、冷酷、残忍不能沉默，就是对烧炭队领导工作中的许多错误行为也不能沉默。
刚来北大荒时，农场领导向我们一再阐明，山林是国家的财富，不能乱砍滥伐；如果必须烧木炭，只能利用过去伐木时遗留下的枝枝杈杈或不成材的小杂木，不能用好材。可是，当云山畜牧场1600多名干部职工，全年约七八十万元的工资越来越没有着落时，他们要求我们100多名“右派”必须在短短一冬中烧出3000吨木炭，他们叫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不论是上等建筑材料和高级家具材料的赤桦、白桦、山核桃、水曲柳，还是制造军用装备的“伐了一棵就得判刑”的黄菠萝木，通通都可以砍。这就把许多山林砍了个乱七八糟，有的几乎被剃成了光头。然而烧出的木炭，有的却不耐烧，有的还囗烟迸火星，其售价还不如珍贵的原材料值钱，双倍地得不偿失。
我向烧炭队领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烧炭队鲍队长向我瞪了瞪眼。他是位蒙族干部，过去是个枪法神妙的骑兵连连长。他说：
“农场只管要钱，有钱就行。听说这些林子很快就要交给国营林场了，农场不抓紧机会捞一把还行？如果你们能拿出钱来给农场发工资，你们可就立了大功，就可以整天在屋内烤火睡大觉。如觉得门得慌，还可以跟我出去打猎吃野味，到时候还保准摘帽子……”
听听，这叫什么话！这哪里还有什么“全国一盘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味道？！
原来队部规定，从备料、装窑、点火、封窑到出炭，一个周期七天到九天。这是合乎科学的操作方法。但是很快，为了抢时间多出炭，又提出了“打破常规，大力缩短炭窑周转期，提高炭窑利用率”的口号，要求我们四天到五天就出一窑炭。这就得放大火烧，几乎把窑内的木料先烧掉了一半。封窑后，很多木料还没被烧透闷透，大家就得打开窑口进去抢；往往窑口一打开，猛然得了大量氧气的星星暗火，立刻旺盛起来，成了“星火燎窑”。这时，大家只得在烟熏火灼中拼命向外抢木炭，宁可被熏倒。如果不这样拼死拼活地蛮干，那就是“怕死”，就是“右倾”。
有时候，由于这种险情特别严重，原来规定的出窑只要两个人因此增加到四个人、六个人，最多的一次到了九个人，几乎先后都被熏昏熏倒。
木炭本是易碎品，但烧得好的木炭坚硬如“铁”，不易断裂，敲击时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似乎把它们由长到短地排列起来就能组成特异的炭磐，奏出美妙的乐章。可是我们烧出的炭，经过如此这般“赴汤蹈火”地穷折腾，碎的碎了，烧的烧了，少数尚较完整的敲起来，只能发出嘭嘭噗噗的松包声，落了个“人财两空”，而且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被熏倒的。
我说这样做不科学，不合算，也不爱惜人，都被鲍队长顶了回来。
后果是严重的。
原定一窑炭为一吨重。经如此蛮干，最多的不过1000斤，少的只有三四百斤。但上报，都照样按一吨计算。我说这不是实事求是，有些难友就说我“何必这么认真”。
开始向山下背炭包了。背了几趟，我觉得这也不合算，因为揉碎了不少炭，也掉了不少炭。我建议从每座炭窑向下修一条简便支道，好让汽车或爬犁直接到窑边装炭，既加快了运输进度，节约了人工，也避免了长距离人工背运的损失。
鲍队长回答说：“场部只准用工烧炭背炭，不让抽人修路。”
结果，我们只得继续动用大批人力，用那最原始的方式，把分散在四面八方窑点上的稀里哗啦的炭包，一包包地背到汽车爬犁道边，一路上丢三落四。这比修路所费的人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二
一天下午，虎林850总场工副业科的一位负责人，来到我们烧炭队摸摸生产情况。他转到了我与杨明正在伐木备料的窑点，看我们正把一棵已经伐倒的大树截成一段一段的炭料，边看边摇头，很不以为然。
“你们烧炭队怎么搞的！”他说，“怎么忍心用这么好的木材烧木炭？你们看看，”他随手指点四面光秃秃只剩下点点树根的山头，“把这么好的原始森林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这得糟蹋多少有用之材啊！”
我想，这可是第一次碰到“所见略同”的知音。我正想停锯道明一切，杨明在对面使劲拉了一下锯，使了个眼色，不让我说。等这位负责人转去别的窑点，杨明停下锯来对我说：
“你真是个榆木疙瘩！你吃的亏还少吗？你过去在新华社是个什么样的记者，谁不知道？到这儿来被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两年来尽管你提了那么多的好意见，有谁听你的？你这次如果说了，也许总场的这个人会把畜牧场和烧炭队的头头批评一顿，可是他说完拍拍屁股就走了，畜牧场和烧炭队的一些头头能不找你算账？”
那好，不说就不说，大家都不说。直到又一个冰融雪化，烧炭队快收摊子时，畜牧场场部才大吃一惊：上报说烧了1500吨炭，实际上还不到500吨，有的还没有被运出去；就是已经被运到辉崔火车站的，不少炭包都已稀稀拉拉，里面多半是碎块块和没被烧透的黑木疙瘩，总场工副业科不乐意验收开票。这甭说全场职工的全年工资，就连两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数。
畜牧场党委十分恼怒！可是“丢掉城市的总是士兵，而夺取城市的总是将军”！按照这种凡事出了错都把责任往下推的伟大习惯法，畜牧场党委严厉追究烧炭队负责人的责任。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负责抓生产的鲍队长带着一名“老右”整天在外打猎吃野味倒平安无事，而抓政治思想改造工作的指导员隋凤祥，却被责令在畜牧场党委扩大会上作了沉痛检查。他把一切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甘愿被撤去一切职务。据说因为他“每天都和右派在一起，应该确切了解每天的实际生产进度”。
紧接着，这场风波就波及到了烧炭队“老右”们的头上。鲍队长把一些班排长狠狠地熊了一大顿，说他们不负责任，谎报成绩，撤了一个姓杨的副排长的职，还发狠要把他绑起来送去劳改。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三
说实在的，尽管隋凤祥指导员在新华社保卫科的那个人和其他一些人的蛊惑下，曾经不着边际地当众彻底否定过我，但我始终认为他是个比较正派、富有同情心的温存厚道的人。他曾多方设法帮助我们购买饼干、代乳粉，以减轻我们长年忍饥挨饿的痛苦。同时也完全可以看得出，他内心也并不主张让我们拼死拼活地蛮干。在我几次差点送了命，他号召大家向我“学习”之后，有一天晚饭后在队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他坐在炕沿上，一手拿根拨火棍拨拉着地塘里的炭火，一边悄悄地向我说了许多知心话。他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谁不希望劳动是愉快的，生活是正常的？每当我看到你们披霜裹雪、日夜苦战的时候，我就很为你们的健康与安全担心。晚上收工回来，那三小勺稀汤，两泡尿就尿完了。我们坐在炕边上还饥肠辘辘，莫说你们还起早摸黑地出大力流大汗。可是任务压在肩上呀，这些话我不能对你们公开说。如果一说，我就可能与你们在一块了……”
这真是肺腑之言！
我明白，在那种年代，对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