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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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招待所时听他们说，当年的右派有四人被枪毙了。第一个是哲学系的黄宗羲，他是1958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龄，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得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文革”时期那么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完好无损。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于，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了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第二个被枪毙的是西语系的顾文选。听李雪琴说，顾原判无期，六○年越狱跑到了北朝鲜，后被引渡回来开宣判大会枪毙的，李雪琴参加了那次大会。他为什么往北朝鲜跑呢？我猜想，六○年中苏交恶后，北朝鲜有亲华派和亲苏派，金日成是亲华的，有那么一段时间金日成不大露面，顾可能作了错误的判断，冒死逃出了监狱，却又自投罗网，白送了一条性命。六二至六四年中苏大论战期间，我那时正在兴凯湖农场劳改，与苏联仅隔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要跑过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跑过去，结果像顾一样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第三个被枪毙的是中文系的林昭。听张元勋讲，林昭原本不是右派，她与张元勋有一段恋情，张被打成右派后，团组织叫她与张断绝关系，她不但不与张断绝关系，而且多次为张鸣不平，就这样一步步升级成了右派，进而成了“反革命”。在狱中她坚贞不屈，受尽了折磨。1968年被枪毙前，张还冒充是她的未婚夫前去探过监，结果张回到就业的劳改农场后被关了禁闭。这次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见到了同班同学于邵，他说他保留了林昭的一缕头发，给她修了一座墓，墓就在苏州。于邵和林昭只是同乡，不像张元勋与林还有一段恋情，他能冒着风险为林昭立墓，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林昭的墓前看看的。
　　第四个被枪毙的是化学系的张锡琨。“文革”期间他一直被关在四川一处劳教队里，听张的妹妹张锡铮于1986年在青岛亲口对我说，她去劳教队了解情况时，劳教队的管教干部对她说，张锡琨是在劳教队里企图组织逃跑被枪毙的，时间是已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当时我问张锡挣，锡琨后来平反没有？她说没有。我又问为什么不争取平反？她说，一是那个劳教队坚持不给平反，二是怕这事再折腾起来会影响孩子们，因为孩子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
　　除以上四人外，任大熊和刘奇弟都是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的。我知道刘奇弟原本就是肺结核病，劳改队那种严酷的环境他是活不出来的。听别人说他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疾病加冻饿而死。这样的小号我在兴凯湖农场就被关了十个月。小号高一米，宽八十公分，长一米五左右，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也伸不直腿，底下仅铺着二十公分左右厚的一些稻草，一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窝头吃，身上还戴着脚镣手铐，像我这样能活着出来的，确实算是“命大”。贺永增只判了五年，但也是因为有病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监狱里自杀了。
　　关于“三两八”我附带插上两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的粮食定量都非常低，不少人得浮肿病饿死了，监狱劳改队的情况能好吗？据说有一位北京监狱的法医研究出来一项“成果”，如果一个人不干活，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改为三两八。对于那些在监狱劳改队里又犯了错误关禁闭的犯人，每天就给他三两八的苞米面吃，有人居然被关了一年多没有饿死，我看该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不过当年被关过小号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名叫孙得高的犯人，他是烈士遗孤，山东莱阳人，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活埋了，解放后他当了海军，是少尉。50年代初，全国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形成了学跳舞的热潮。孙得高那时在旅大市，学跳舞入了迷，并交了个女朋友。这当然要花钱，他那点军饷是不够的，于是便向战友借钱，借了又不还。有一次一位战友当着他的女朋友向他要钱，他认为伤了他的面子，把人家打了，结果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砸了。这下不得了，被军法处判了三年徒刑。他更不服了，继续闹，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北京监狱。他觉得自己的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为这点小事就被判刑有些想不通，越是想不通就越闹，结果加刑到十五年。这下他认为完了，闹得更厉害，并且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可不得了，犯人打管教干部是要被判死刑的，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的遗孤，给他加刑到死缓，将他关进小号里，一关就是三个月。监狱长问他：“孙得高，你服不服？”他说：“我服了，我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没有低过头，这回可把我饿服了。”放出来他真成了皮包骨头了。
　　大名鼎鼎的谭天荣却是比较幸运的，他虽然经受了多年的劳教，但“文革”一开始，便被遣送回了老家湘潭接受群众专政。不少当年的右派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第二次迫害，而谭天荣回老家却被保护起来了。谭对我说，当时在他老家不论公社还是大队，掌权的都是他本家，给他在山坳里找了一间茅屋躲了起来，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便在茅屋里搞学问，1978年平反后，他便陆续发表论文，现在已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了。杨路、王国乡和王书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张景中的情况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了，他被劳教二十多年，去过新疆，但在劳教期间，劳动之余他继续思考钻研数学，1979年平反后与杨路联名陆续在学报上发表大量论文，张、杨二人现已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张景中还成了中科院院士，党的十五大代表；杨路则是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算是当年北大右派的骄傲吧！
　　还应当提一提的是林希翎。不知为什么，1973年毛泽东忽然想到了林希翎，问她现在哪里。工作人员说她还在监狱里。毛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工作人员说大约还有半年。毛又说让她出来吧！就这样她被提前半年释放了。回到老家被安排在一家工厂里监督劳动，并在官方“拉郎配”下与一名比她小十岁的人结了婚。七八年右派开始改正平反，为了说明反右派只是“扩大化”了，而不是全错了，林的右派问题没有改正，她成了活在世上惟一一个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八五年经胡耀邦批准，她去了法国，因为她的父亲在法国。她是带着她的八十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孩子一起去的，临走前她与丈夫离了婚，并给她的丈夫（现在应该说是前夫）在香港一家船务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她已入了法国籍，是法籍华人自由撰稿人。
　　林去法国后，台湾的海外组织曾多次拉拢她加入，她都拒绝了。林的父亲是亲台湾国民党的，她与她的父亲不和，后来她的父亲去了美国。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曾邀请她去台湾访问过一次并请她发表讲话，当然是希望她讲一些关于大陆共产党的坏话，她不但没讲，反而对台湾的时局进行了抨击。为此回法国时，途经美国遭人暗算，出了车祸，撞断了四条肋骨。以上情况都是九四年她回国与我相见时亲自对我讲的。她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大学毕业，小儿子九六年刚考上大学便加入了邪教自杀了。她发誓要与邪教周旋到底。
　　林希翎是第一个提出“权大还是法大”向官僚特权挑战的人，仅此一点，就应该在历史上用重彩书写一笔。五七年我邀请她到北大百花学社发表演讲时，她讲的主题之一就是关于是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应当说明的是，拿今天的情况与当年相比，中国的确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了解当年历史情况的人大概都知道，如果以当年打右派的标准来衡量今天中国人的言论，那么除了幼儿园的孩子和不会说话的哑巴，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恐怕通通都要被打成右派，包括目前那些“老左”们也不能幸免，这绝不是笑谈。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民主的道路恐怕是漫长的，但世界历史的大潮流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凡是真正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都应该为此而尽到自己应尽的力量。新世纪的曙光已在前头，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
　　1998年5月19日　

　　突然袭击
　　作者：庞秉琹

　　1957年。
　　我搬到白堆子去住是去年的事。当我搬去后的第三天早晨，要我去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办公室，我一进办公室，这位领导就拍案大骂：“你们这帮人说这样不好，那样不行，你们全都回中央美术学院去。”我一时蒙了。我冷静了一下，想，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这么说话？这是什么话？不惜损伤人的自尊心，何况我还是教授兼副院长。而且什么东西都已搬来了，又要大家回中央美术学院去，这样大的事，怎么能信口说出？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又接着说：“没有你们这些人，我们照样可以办成学院。”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听他骂。就是这位领导，在学院尚未建成，尚未抓到他手里时，他的态度非常谦恭。何以前恭后倨，如此变化？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立即乘车去文化部，要求见部长。接见我的是一位姓刘的副部长，他不等我开口就说：“你的组织关系已经不在文化部，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去找手工业管理同邓某（副局长）。”他把球一脚踢了回来。我受到这样的待遇非常气愤。
　　1957年1月，学校内部出版的《工艺美术参考资料》刊载了我写的《工艺美术事业中的一些问题》，等于火上加油。
　　我起先是建院筹备会主任，后由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副院长，曾见《人民日报》。可是学校内部开会却宣布，院长即某局长，第一副院长是新调来搞党政工作的，第二副院长是雷圭元，我是第三副院长。我心里虽觉得像有什么问题，但并没说过什么。可是周总理在紫光阁召开高等学院会议却指定要院长和我去出席。
　　4月号《美术》发表了我写的《谈当前工艺美术事业中的几个问题》。
　　这年，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又指定要我和张光宇出席旁听。大概就在这个会议之后，民盟开会，突然吴晗给我递了一张条子，上写着：“民盟要办一个杂志《争鸣》，请你写点文章。”我并不认识吴晗，为了礼貌，对他点了点头。也就在这几天以后，文化部召开座谈会，说要“百家争鸣”，我本来不想讲话，可是有人指名要我讲话。我再三推辞，但推不了。
　　我讲了一些如何才能办好我国的工艺美术学院的意见，讲话以后，《人民日报》一位记者说要这篇讲话稿子，我又推辞了几次，他再三说，编辑部一定要。我只好把这次讲话内容整理成稿，标题是：《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交《人民日报》发表了，是5月12日见报的。傅雷看了这篇文章很赞赏，认为这是我一生中写的最好的文章。
　　可就是这篇文章，却成了我一个最大的罪状。傅雷和其他一些同情这篇文章的同志，均受到了批判。
　　我至今想不通的一件事，也一直不能忘怀的是，就在5月12日下午召开国画院成立大会，当我进人会场时，遇到《人民日报》那位记者，他还对我说：“你的文章写得真好，决不会有任何问题。”当我在中排坐下时，看到周恩来同志坐在台上，他是不是看见我，我不知道，但他高声叫我的名字，问我来了没有？我心里不安，不敢回答。他第二次又叫着我的名字，问“来了没有？”我只好站起身来说：“来了。”他高声说：“报上发表你的文章，我看过了。”这样，我更加不安。而他接着说：“你为什么不上台来？”我只好上台去。他指着他右首的一个坐位说：“你就坐在这里。”我按他指定的位子坐下了。
　　有关部门一个接一个致祝词。周总理回转头来问我：“你为什么不代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致贺词？”我不好推辞，也说了几句话，但说了些什么记不得了。
　　散会时，周总理特地转过身来和我握手告别。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我回到学校，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把那篇文章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随着，一场风暴开始了。
　　就是这年冬天，民盟突然召开一次会议，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基本上都去了。中央美术学院王逊等人坐在后排。吴晗主持这个会，但是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开头就拍案大骂：“你们这一帮子都是特务、流氓……”有些人也有类似发言，讲些什么，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听，因为根本不符合事实。我离开会场，回到宿舍扑在床上哭了！我一生没有这样哭过。母亲死后我扑在她身上哭，因为她能了解我。今天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完全是污蔑。我想不到有些人竟是这样不讲道理，不重事实。
　　接着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些人昧着良心胡捏、胡造，确实使我心寒。
　　在《人民日报》头版用黑体字宣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组织。正碰巧丘堤在医院医心脏病，平时，她不用床头的耳机，这天突然用耳机听新闻，一开始报告的就是这一条消息。从这以后，她的心脏病更加严重了，我已没有自由，不能去医院看她。我的大女儿庞壔是党员，因为我，她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下乡劳动。我的儿子庞均被撤销了党员预备期，患了严重的肝炎，我也无法照顾他。从此我与儿女间好像筑起了一道墙。
　　关于我的入党问题，更是荒唐到了极点。在我搬到白堆子去不久，中央美术学院王式廓的爱人特地来告诉我，关于我的入党申请，经中央美术学院讨论通过，同意我的入党要求。可是关系转到手工业管理局后，该局个别领导不加调查研究，就以手工业管理局不同意为由，取消了。这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当然，话又说回来，即便入了，到“反右”“错划”时，还不是要开除出党？
　　学院成立后，郑可、张光宇、祝大年、柴扉都加入民盟，民盟也动员我加人，我想，有些人是党员，有些人是盟员，我是一个普通群众，如何能搞好工作？所以，我想，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