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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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这句话是说得不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地等待这种“改变”,而必须坚持着活下去。鲁迅先生说得好:“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我们要力争不像小罗那样悲惨地死去。这样做的惟一办法,就是一个“吃”字。
在第二生产队,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饭上午九点,下午饭下午三点,一天的劳动时间也就在这两顿饭之间。
一天上工,到苞米地里去清理秋收时尚未成熟的根本没法脱粒的青皮苞米堆,把一些青皮苞米从苞米杆上掰下来,用马车拉回队。
在清理中,我们发现大大小小的田鼠纷纷逃跑,那数量多得惊人,光用脚踩就能踩死一片。大家都用麻袋把它们收拾了回去,我竟收拾了半麻袋。
当天收工吃了下午饭,我们各自都把自己收拾回来的田鼠剥了皮,剖了肚,装在各自的洗脸盆里。我的脸盆里一共装了大小81只,放了水,搁了些盐和辣椒粉,放在两条炕之间取暖用的火塘边。等炖熟了,一会儿就下了肚,压根儿不觉撑得慌。
在没有田鼠吃的时候,我们就吃从地里拉回来的青皮苞米。
队里存放这些青皮苞米的用木头垒起的马架子,就在我们班住的同样用木头垒起的马架子附近。我们在太阳快落山时吃罢下午饭,等天黑定,人人拿一只空麻袋,去那个马架子装回一袋冻得梆硬的青皮苞米,一边剥皮一边往火塘里丢。等把冰烤化了,就戴着棉手套拿起来拍拍打打吹吹灰吃了起来,连嫩嫩的苞米心也一并嚼下肚。就这样地烤烤吃吃,忙活到夜里十一二点,直到把一麻袋的青皮苞米都下了肚才上炕睡觉,反正第二天九点钟吃罢上午饭才上工。
在这大饥饿的年月,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辩证养生说对我们是不适用的。他说:“欲得长生,肠中常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很显然,这是对不愁衣食、常常吃得过饱的人说的。而对整天辘辘饥肠、饿得头晕眼花的人来说,恰恰就得肠中不清、肠中有滓才不至于像小罗们那样地死去。
23 死亡场(Ⅲ)
一
小罗死后不久,从云山畜牧场不断传来留在那儿的难友中的一些人相继去世的噩耗,死者是唐文彝、汪之淼、王广谋、王九成、张建淼,等等。
唐文彝,江浙一带人,国家经委高级经济师,苗条的中等身材,瘦削的脸庞,斜梳着小分头,文质彬彬,业余爱好唱京旦,尤其唱《苏三起解》,唱腔娴熟优美,同时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早就得了浮肿病,后来又瘦得像一束干柴,好像风一吹就要不支而倒。他虽然仍然老老实实地干活,排长还要挖苦地说他在演花旦,不是干活的把式。但班长戚玲对他百般照顾。有一次割水稗,戚玲就把他藏在高高的水稗堆里,让他歇了好半天。
小云山大批死人之后,一天休息,唐文彝请假去云山场部买咸菜和油炸面儿子,戚玲还派另一位难友与他结伴而去。结果在云山场部什么也没有买到,他就说服了那位难友不必再陪着他,说他一个人能走,遂独自从云山场部穿过云山水库大坝,去大坝西边的850农场五分场四队合作社想买点儿吃的,结果同样什么也没有买到,只得满怀失望地空着肚子往回走。
他走走歇歇,走到大坝中间的大闸附近,实在走不动了,就背靠着水闸坐了下来,想歇口气再走。但他再也没能站起来,挨到天黑就坐在那儿惨然死去。
他死去的前一天,还跟同班难友军医李定国讲述,他刚收到一封家信,他的孩子附信说:“爸爸,你们夜晚在野外干活,要点一堆篝火。狼怕火,这样狼就不敢来吃你们了……”结果他没有被有形的狼吃掉,而被无影无形的但更加残忍的狼——人为的大饥饿——吃掉了!
精通医道的李定国断定,唐文彝完完全全地死于低血糖,“当时只要有100毫升5%—10%的葡萄糖,就能够救他一命!”
二
跟着死去的是汪之淼,华侨,瘦弱的身材,面色苍白,他害着肺痨病,他们的机关也没让他免除通过“北大荒流放”这一关。农场领导当然更不把他当作病号看待,修水库,砌房子,耕种,除草,收割,“受不了也得受”。
小云山大死亡后,汪之淼跟着别的难友继续去野鹅滩割大豆。割完了那儿的大豆,回“七间房”基建大队时,他挑着行李死在夜路上,只比大死亡的难友们多活了十多天。
他死后,活着的难友从他的身上查出了900多元人民币。但这顶什么用?
“有钱他也买不到吃的,还是走上了黄泉路!”一位难友痛惜地说。
下一个死者叫王广谋,是精通军事后勤业务的大尉军官。他身高近两米,长方脸,络腮胡,人称“关东大汉”。他原来肤色黝黑,干起活来特棒,每天割麦子、割大豆都能割到五亩以上,干别的活也都名列前茅。
可叹的是,他也早早地得了浮肿病。在“吃食贵如金”的时候,他虽文章满腹,却不如一囊钱,他曾用他的一件皮大衣和一块日本航空怀表,向“七间房”的保管员换来了两斤泥鳅,一顿就吃完了。但他最后还是死了!
再一个是王九成,国家商业部的干部,由浮肿病到皮包骨,活活地饿死在集体宿舍的大通炕上。
难友们不相信他睡在炕上就会死去,连忙请来了队部的医生。医生抓起他一只枯瘦的手,把了把脉,就推开他的手下了炕,问旁人:
“现在几点了?”
有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晚十点。”
“噢,他死了!”
他死前最后享受的,是两瓶商标上印有大红灯笼的“灯笼果酒”。
他的死讯被报告到了队部。队长竟让大家就那样继续把他放在大通炕上,等第二天天亮再处理。难友们只得仍然陪他睡了一夜,第二天从队部领来了一张席子,把他卷巴卷巴地送上了后山。
再一个是原国家侨委的干部张建淼,和汪之淼一样,也是归国华侨。
前一天早起,下着小雨,他和大伙每人喝了一碗稀汤粥,从“七间房”去云山场部背小米,给养鸡场做饲料。出来不一会,他觉得浑身冷得打战,返身回屋加了件衣服。这样,他就落到了一群人的后面。从云山场部往回返时,每人也只背了一袋几十斤的小米。这时已是半夜了,他仍然落在大家的后面。大家到家后都上炕睡了,也不知他会什么时候回来。
第二天早六点出工,大雾。原电影洗印厂的蒙族干部莽珉走在全班的最后,朦朦胧胧地看到路边躺着一个人。他上前一看,原来是张建淼:眼镜没有了,手电没有了,一袋小米也不见了,但他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莽珉火速回队部报告,弄了辆平板车把他拉回“七间房”,一个多小时后他就断了气……
除了饿死的和因饿而病死的,还有不忍凌辱而自戕身亡的。
一位难友,是独身回来报效新中国的归国华侨。在饿得毫无办法时,他给在英国的老父亲写了信,这位老父亲从伦敦给他寄来了几桶奶粉。队长和指导员就说他“丧失了国格”,“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对他开了“批判会”。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杀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1/3!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
三
但也有魂归西天又被救活了的,他就是我的老战友戚玲。
戚玲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也会面临他在1949年打进南京后创作的那首《傅来友诉苦》长诗中所描述的那种惨境:“挨过一年又一年,日子好似滚油煎。财主门前酒肉臭,哪管饥民饿死在路边。”“种地户指头大的地也没有,饭碗就像飘在水上头。”“吃多少树皮和草根,糊一天来算一天。”
他两度浮肿,又两度干瘦如柴,形同骷髅,长而乱的头发盖满了头。他常常饿得一点儿办法没有,只好到垃圾堆上翻找出一些鱼肠子或鸡骨头,用挂在身上的那个黑乎乎的铝锅煮着吃。
有一阵,他突然卧床难起,只有敲钟开饭,他才举步维艰地扶着墙去大食堂喝一勺稀汤粥或吃一个树皮团子。大家见了面,都没啥力气说话,只能“尘世叹茫茫,各人心自知”,恨自己没有起死回生的良计,不能再去六虎林河敲冰捕鱼捕蛤什螟,上山找蟒蛇蛋、野菜和榆树皮,而只能坐以待毙。
他就这样地躺在大通炕上东想西想,常常在昏糊中被人叫醒。他感到他像一盏小油灯行将油尽灯灭,倒也没有什么死亡的痛苦。
有一天,他躺着躺着又昏迷了过去。当大家收工回来时,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顿即慌乱起来。适逢云山场部卫生所的一位工医生来“七间房”巡诊,大家忙请这位王医生进行抢救。这位王医生只是号号脉,用听诊器听了听,确认已停止呼吸,就嘱咐第二天安葬,一些难友不能抑制地围着哭起来。
统计兼文书杨崇道哭了一阵,忙回队部去写了死亡报告。李定国说:“不能眼看着老成就这样死去!”他出门追上了那位王医生,讨来一个急救包,给戚玲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又进行了人工呼吸,戚玲仍无复苏的征兆。他又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再次进行人工呼吸并挤压起搏,使戚玲终于呼出了一口气。紧接着,他要杨崇道去大食堂讨来一碗玉米馇子汤,一小羹匙一小羹匙地往戚玲口中灌去。这样,终于把戚玲已去西天的灵魂又唤了回来……
四
在这没完没了的死亡威胁下,许多人的心实际上已经早死了,正像有人所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的剧作家之一的沈默君大尉,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到北大荒后,和我一道修建过“五一水库”,也一道在山上剖过木板。由于他早年在河南的一个土木工程学校读过书,他还专门设计过一排猪圈。1960年夏天,他被调到850农场文工队之后,和一些赶马车的铁道兵退伍老战士常常聊天,获取了伪满时期铁路扳道工与日寇作斗争的素材,匠心独具地塑造出地下党员扳道工李玉和及其义母李奶奶、义女李铁梅的英雄形象,写出了剧本《自有后来人》(几年后,被江青等人移植为京剧《红灯记》)。
由于长时期营养极端匮乏,他也得了浮肿病,对生活的现实极为不满。一天,他给一只狗套上了军上衣,又让这只狗到处乱跑,以昭示干了多少年革命的军人,如今还不如一只狗精神抖擞。由此他被罪加一等,打回了云山畜牧场园艺队,遭到冷酷的批斗。
从此他销声匿迹,病得连迈步都很艰难,和一些病友整天都躲在自己的病房里。就是在大白天,这病房也是死一般的沉寂,而耗子们却如入无人之境,公然出来打打闹闹,甚至啃活人的脚。
在这种境遇下,沈默君更感孤寂冷漠,看透了世事人生。当有人去病房探望他时,他悲愤而痛切地说:
“都是黄泉路上的人,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一些人的心,就这样死去了!
24 将与死亡场告别时
一
在我们的人正不断死亡时,中央考察团又来了,宣布第二批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
这次摘帽大会我没去,因为我已彻底失望。什么“老同志”。“老战友”,除了整人的而外,绝大多数的人,只不过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明哲保身而已,没有一个敢于为了真理而仗义执言的。我甘愿以过去也有过军衔军籍的身份,混在一批来自中央军委各系统的准备长留北大荒的“老右”里,悄悄地呆在一分场第二生产队。
我感到这个生产队的干部职工还比较讲人道,将来把我的大女儿青青接来,在这儿安家落户也不错。
但是,我这个海市蜃楼的梦想迅即幻灭。中央考察团准备召开第二次大会,宣布中央各部门“右派”的去向时,终于发现应到一分场场部集中的人群中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的戴煌”。于是一分场党委立即给第二生产队打来了电话:“让戴煌赶快打起铺盖到分场部报到!”
这样,我只好打起行李,搭乘第二生产队去分场部拉东西的马车,来到了分场部,并立即参加了中央考察团宣布去向的大会。
也许因为这时候中苏之间的大裂痕已不可弥补,或许还要加上农场对我们这批人暴虐太甚,死亡现象太严重,所以,考察团宣布,除军委系统的人员外,凡属中央各部门的“右派”不论摘帽与否,一律离开这距离乌苏里江太近的各个农场。有的将去北大荒别的地方,有的将去哈尔滨以北即将开发的大庆油田,有的分赴全国各省市,极少数人回北京原机关。回北京原机关的人又分两大类:表现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现特别不好的,将由原机关加重处罚。
使我并不感到意外的是,考察团负责人在大会上明确宣布:“戴煌就是这种‘表现特别不好'的一个。”
这并非只是嘴上说说。在发给我们回原机关的行政介绍信上,就是这样区分得明明白白的。比如同样都回新华社,方约同志的信上写着“回原部分配”,而我的信上却没有“分配”二字,只有“回原部”,下面还点了几个小点儿,真是意味深长。
但是不论如何,对绝大多数难友来说,只要还留有半条命离开这死亡之海,也无异于这种悲惨人生中之一大幸。
二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给大家精神上和肉体上留下的深重创伤,是永远不可修复的。就在考察团宣布了各人去向的那一天,已被摘了帽子的全身已“三度浮肿”的郭冠军——就是刚到北大荒时给北京的妻子娜塔莎精心撰写《完达山书简》的那位年轻人,白天还像范进中举似地逢人就说“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到夜里就在自己的被窝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这是人间的又一悲剧!
这位青年相貌英俊,富有才华,在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被分配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做俄文翻译。由于他的俄语相当流利,曾陪同著名诗人田间访问过苏联。
在访问期间,他结识了苏联文化部的中文翻译娜塔莎。两人一见钟情,感情甚笃,娜塔莎竟辞别了父母,跟着郭冠军来到了北京并结为伉俪。郭冠军被打成“右派”时,娜塔莎刚刚生下一子。郭冠军将被流放北大荒时,娜塔莎要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那样,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跟随郭冠军到北大荒流放。郭冠军不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婉言劝止。
以后,娜塔莎不断接到郭冠军的《完达山书简》,在寂苦中也多少增添了几份慰藉。
但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她不能忍受身边一些人的政治白眼,遂征得郭冠军的同意,带着孩子回到了莫斯科父母的身边,但仍与郭冠军不断地鱼雁往还。没想到郭冠军终于被摘去了帽子,他们即将要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时候,郭冠军却在“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的欢笑声中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还在云山畜牧场“七间房”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戚玲闻讯,当即抖抖颤颤地写出挽诗两首,以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