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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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姓尚，原是北京郊区良乡县政府的一位科长，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因为经济问题和男女关系不清而被劳动教养。
　　“你头朝里，高同学头朝外，大家都是这样颠倒着睡，也就凑合了。”组长又补充了一句。
　　就这样，我的褥子也没法挤着铺，只能和“高同学”合用他的褥子，被子只能在上面浮盖着。反正是人挤人，夜里也不觉得冷。
　　二
　　这位“高同学”，就是原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教授高庄。他身高一米八，长方脸，戴着一副银丝边近视镜。按照《劳动教养所守则》规定，凡是劳动教养人员一律不准相互直呼姓名，也不准叫“老张、老李”，更不准叫“同志”，而只能叫做“同学”。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也是个宁折不弯的人。
　　他出生于1905年，上海宝山人。早年，他在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受到陈望道与进步教师丰子悄等人很深的影响。抗战伊始，正在江西的高庄夫妇决定参加新四军，后因故而未能如愿。1944年他到了重庆、成都后，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合大学的一些师生，共同把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被认为是向国外发行的这本名著的第一个外文版。
　　抗战胜利，他应徐悲鸿的邀请，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47年5月20号开始的遍及蒋管区各大城市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他扛着大旗走在北平艺专师生队伍的最前列，由此而被国民党特务两次秘密搜查了住所。我地下党为避免其遭到残害，特派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把他和他八岁的儿子送往冀察热辽解放区。在那里，高庄任华北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为我党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
　　1949年初进入北平后，高庄接受了梁思成的邀请，到清华大学营造建筑系执教。后来又接受梁思成的委托，参与了国徽图案的修改定型并塑造了国徽浮雕。国务院向参与国徽设计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时，高庄率先提出把自己所得的全部奖金捐献给抗美援朝前线。
　　在清华大学执教两年后，徐悲鸿又邀请高庄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4年冬天，高庄作为中央美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带着自己创制的被称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瓷”的新陶瓷工艺品赴苏展览。11月30日晚，苏联政府文化部为中国几个访问团举行招待演出。其中一个名叫《梦与木偶》的所谓中国舞剧，男人拖着辫子，女人似缠小脚，形态十分丑陋。同场观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及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副团长马楠等人，都觉得这样演出很不好。高庄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心不鼓掌。归途中，苏方翻译征询高庄观感。高庄直率地说：“现在还演孙中山革命时就革掉了的落后东西，是不好的。”为此苏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特派专人向高庄解释说：“新中国的舞蹈尚未传到苏联，只好拿中国旧的舞剧来应应景，请高教授原谅。”
　　事后，中央美院代表团团长庞某和另一团员丁某，认为高庄此举是“反苏反共”，并向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和驻苏使馆有关人员对高庄作了严厉的批评。不久，庞某就通告高庄提前回国，并由丁某把他“押送”回国。
　　高庄被“押送”回国接受“审查”后，丁、庞二人在很快到来的“肃反”运动中，又把高庄说成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对此，高庄本人及其亲属不服，熟知高庄的人，也都认为这是一大冤案。
　　1957年“反右”，中央美院院长江丰被打成了“右派”，高庄为其鸣不平，于是高庄被强加的“反苏反共”等罪名又被人旧事重提。尽管中央美院“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画家张仃后来证明说，当时并没有给高庄戴“右派”帽子，但1960年冬天，高庄仍然以“右派”的身份被下放到山东淄博陶瓷厂劳动。他沿途目睹了极为严重的人祸天灾，非常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并在会议上有所表示，这又被人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1961年1月，高庄被调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第二年，合作总社党委和工艺美术局党支部要给他摘去“右派”帽子，高庄说“我根本无帽可摘”，这又被认为“死不认错，抗拒改造”。1964年3月初，合作总社以“态度极为恶劣”等为由，决定对高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劳动期为两年。
　　这样，他就到这劳动教养所来了，比我早进来一个半月。在这绝大多数都是小偷、流氓、贪污犯、盗墓犯、盗墓奸尸犯等等的复杂群体中，这是极为难得的一身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同伴。因之我们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
　　与我相处得极为融洽的另一位难友，是男高音歌唱家李文。
　　李文原名李敦强，比我小十岁，颀长的身材，端正的鼻梁，双目沉静而有神。
　　1938年1月，他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43年8月入宁乡县的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尽管当时他才五岁半，只相当于现在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年龄，但他也深念父母的一薪一粟来之匪易，从而刻苦攻读，仅四年，就由小学五年级跳入六年级，并在13岁时就初中毕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古城西安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1951年12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赴朝。由于他爱好音乐，歌喉清亮，在志愿军十九兵团文工团成为年龄最小的独唱演员。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他被派送到朝鲜平壤国立音乐大学学习，1955年春天自朝鲜回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文工团做独唱演员。
　　当时铁道兵正集中力量修筑从江西省鹰潭到福建省厦门的鹰厦铁路，铁道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驻扎在鹰厦线中心枢纽附近的福建省南平市。1956年筑成这条铁路后，铁道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回到了北京。
　　1957年9月，李文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深造，一年后又转入学院专家班，师从保加利亚声乐教授乔奇？契尔金，1959年9月学成毕业，回到铁道兵文工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成了一个真正学有所成的歌唱家。
　　不料，1964年4月，铁道兵文工团也大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李文因平时偶尔流露过对“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彭德怀”和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之类现象的不满情绪而受到了严厉批判，并被扣上了“思想反动”的大帽子而“劳动教养”一年。
　　由此，他就和我与高庄教授等人，成为同吃教养所一锅饭的“同学”了！
　　他与我“同学”得之所以极为融洽，不仅仅由于他和我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许多相同的观感，而且还由于他与我对彭德怀元帅等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国家的建国元勋们，有着同样衷心的尊崇之情。每逢劳教所组织节庆演出，他都要登台用他那浑厚的训练有素的男高音和无限深厚的情感，演唱实际上是沤歌彭德怀早年革命生涯的电影《怒潮》中的那首感人肺腑的插曲《送别》，以怀念与赞佩彭德怀在那种艰难岁月中初闹革命的胆略与风采——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
　　农友乡亲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
　　送君送到大树下，心里几多知心话；
　　出生入死闹革命，枪林弹雨把敌杀。
　　半间屋前川水流，革命友谊才开头；
　　哪有利刀能劈水？哪有利剑能斩愁？
　　送君送到江水边，知心话儿说不完；
　　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梭标望君还……
　　每一次，他都站在挂着几片幕布、三面围着芦苇箔的土台子上深情而唱，大家都坐在台下凝神细听，我个人的脑幕上总不禁要浮现出彭老总的音容笑貌，并想到他的那颗时时刻刻为人民而跳动的赤子之心。有时李文在台上唱着唱着流下了泪，我在台下听着听着也热泪滚滚，可谓台上台下心相连。
　　1965年4月，李文的一年“劳教”期满，被解除了“劳教”，但又被强制到同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的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就业”，成了一个“二劳改”，后来，我就不知他的去向了。①
　　①直到三分之一世纪后的1997年夏才得知，李文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6年12月，被从团河农场押送到同是公安部门管辖的湖南省汉寿县西湖农场强制“就业”，1969年8月又由西湖农场押送到湖南省宁乡县坝塘区沩乌公社企湖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9月才被昭雪平反。后考入北京中国歌剧舞剧院做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不久，他结识了常去歌剧舞剧院欣赏歌舞的瑞典留学生KevstinWallin（华苓）女士并相爱，1981年4月在北京成婚，同年8月随华苓女士移居瑞首都斯德哥尔摩，1983年8月考入瑞典哥德堡歌剧院做歌剧演员。1989年12月由哥德堡歌剧院提前退休后，一直做自由歌唱演员和音乐教员。
　　三
　　1964年7月，劳教所从德胜门外的土城子，全部搬迁到安定门外原来少年管教所的原址。这里没有高墙大院，但围有好几道电网和铁丝网，网内遍布葡萄园和鱼塘，中间才有一个建有几排平顶窑洞的小院。我们就住在这个小院里。
　　不久，我离开了“新收组”，把行李搬到了第六组，任务还是“学习”，因为我谈不上什么“认罪认错”。有时候，偶尔也派点杂活，例如到电网铁丝网的夹层中清除杂草，清刮从厕所茅坑中捞出的“又臭又硬”的砖头等。在清除杂草时，电网是停电的，不然就肯定会发生生命危险。
　　1965年“五一”过后的一天上午，我突然左腹剧痛难忍，痛得我在炕上直打滚，并上吐下泻，头上的汗珠儿不断往下流。如果是食物中毒，那么为什么别的人平安无事？如果因为前些日子清刮茅坑中捞出的砖头，手上沾染了很多蛔虫卵，没有彻底清洗消毒就拿起窝头吃，肚内闹起了蛔虫，那么为什么一起清刮这些砖头的人没有出现这种症候？于是人们连忙把我架到劳教所医务室，请医生诊断。
　　给我诊查的医生名叫苏自田，原是石景山钢铁厂（后改称首都钢铁公司）医院院长，毕业于白求恩医校的老八路。他也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送到这儿来“劳教”。由于精通医道，就让他在教养所医务室当医生。他让我平躺在医务所的诊床上，给我认真而仔细地测量了体温、血压，听了心脏肺，并用手在我的胸腹部到处挤压了一遍，还化验了我的血液、呕吐物和大小便，立即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急性胰腺炎！
　　他明白，这是一种十分危急的病症。医学经典著作中注明，如若抢救不及时，罹患此症的死亡率高达85％；即便抢救成功，由于此症对内脏的严重摧残，痊愈者的延期寿命一般不会超过20年。因此他立即向教养所领导汇报，应对我进行火速抢救。
　　教养所金所长，过去担任过北京城区一个派出所所长，身材魁梧，心地善良。他立即打电话向上联系，午饭后就弄来一辆小吉普，由教养所的徐干事监护，把我急送城内沙滩附近的公安医院抢救。医院立即把我安排在医疗大楼东侧小院坐南朝北的一间平房里，整个房间就我一张病床。床对面的东墙下，临时支撑了一张行军床，作为监护我的徐干事的安歇处。徐干事是刚从公安学校毕业的青年警官，细高挑，鸭蛋脸，两眼炯炯有神。他同一位女大夫和一位女护士说了几句话之后，就问我的妻子潘雪媛工厂的电话号码，去给潘雪媛打电话告急。
　　留下的女大夫和女护士随即对我作了各种检查，并打起了吊针，从鼻孔里插进一根深黄色透明的塑料管引流胆汁，同时每隔两小时，给我的臀部注射青霉素和链霉素各两针。
　　抢救是认真而及时的。
　　开晚饭了。
　　给我打吊针、引流胆汁和准时打针的女护士，是一位端庄和善的少妇。她给我端来了一个不锈钢的长方形小膳食盘，盘内放着一杯奶和一小碗鸡蛋羹。她给我拔出了鼻孔中的引流管，要我吃。可是这时我既不想吃，也不想喝。她劝我说：
　　“你病得很厉害，身体亏损很大，不补充营养是不行的。就是为了配合治好病，你也该吃点东西才成。”
　　在她和善的劝慰下，我强令自己喝了两口牛奶，吃了两小匙鸡蛋羹，不一会儿又全都吐光了。
　　晚上临睡时，她又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和一小碗冲藕粉，藕粉里似乎还放了一些糖桂花，香甜诱人。原来规定我一天四餐流汁半流汁。这次我喝了两口牛奶并吃了小半碗藕粉，没有再呕吐。然后她给我打来了洗脸水和漱口水，让我擦了脸、刷了牙，并给我盖好了被子才去休息。
　　夜间，这位好心的“南丁格尔”还几次过来给我打针。原来这两小时一次的注射是日夜不间断的，她好像白天黑夜都不休息。
　　第二天早上，这位护士同志给我打完针以后，端来了牛奶和藕粉。我都吃了，没有呕吐。看来在大夫护士同志们的精心医护下，我的病势已迅速转危为安。
　　第三天中午，我就能吃一小碗煮得烂乎乎的西红柿鸡汤面条了，还吃了上面搁的一个荷包蛋。开始我还吃不下，护士同志说：“你得尽饱吃，如不够，我再去给你盛。”这样，我终于把它们撑了下去。
　　经过这两三天的抢救治疗，我已大体上恢复常态了。像清纯的豆油那样的胆汁，也已被全部引流干净。经确诊，是一条肥大的蛔虫钻进了我的胰腺管，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致使胰管梗阻，引起胰液从胰管外溢，胰酶激活后消化胰腺自身组织而产生急性炎症，腹部和左腹背部剧烈疼痛并发高烧。据说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医疗得当，让胰腺体被“自我消化”掉一多半，引起胰腺坏死，人就没救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们即将离开北大荒时海军中尉小杜的死。他就是突然腹部剧痛难忍，痛得满地打滚后两天死去的。他会不会也是得的急性胰腺炎呢？如果我这次是在北大荒得的病，那也肯定必死无疑了！这表明在北京，在中央所在地的公安劳改部门，虽然管制较严，虽然把我和高庄教授这样的人也身纳劳改劳教场所不合法理，但其革命人道主义还是绝对地占上风的。这使我在不幸中也感到了某种幸运。
　　第四天上午，公安医院一位主管医务的女院长，也穿着白大褂，手拿听诊器，在好几位大夫、护士的陪同下，来给我听了听，按了按胸部和腹部，问了问我的感觉和饮食、大小便等情况，然后说：
　　“谢谢你密切配合了我们的治疗。你脱险了，明天就可以回去。但你的体质还很虚弱，回去后务必要好好休息，加强营养，继续吃软食，等完全康复后再参加劳动或学习。”
　　这使我很感动。她们不但没有以救了我的一条命的恩人自居，反而首先“谢谢”我密切配合了她们的治疗，这是何等高贵的品质！当然，后面的那些话，我想她多半是说给徐干事听听的，因为“加强营养、继续吃软食、等完全康复后再参加劳动或学习”等等，不是我自身能够做主的。
　　第五天上午，外面来了一辆小吉普，把我和徐干事拉回安定门外的劳教所。
　　这里我必须插上一句：当我最后改定这段文字的时候，离这次生病已过去了32年。如果不是苏自田同志迅速而准确地诊断，不是公安医院有关医护人员及时有效地抢救治疗与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