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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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些劳教“右派”和“就业人员”原机关前来要人回去批斗的“造反派”：
　　“我们这里也有红卫兵。如果你们所说的这些人有问题，我们这里也不会轻饶他们的。”
　　这样，不知保护了多少人的性命。
　　对此，我们应该感谢团河劳改农场的领导者。如果是在北大荒或“良乡机械厂”，这些人即便不会惨死于皮鞭棍棒之下，也会遍体鳞伤，鲜血横流。
　　三
　　1966年冬天，天津、唐山间掀起了“一定要把海河修好”①的热潮。位于茶淀车站以西也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后改称劳改局）管辖的清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大批劳力，奔向了整修海河水系的工地，团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就业人员”前往清河支援。
　　①毛泽东的题词。
　　清河农场以潮白河为界，潮白河以东、茶淀车站以西的几个老分场，创办于新中国建国伊始；潮白河以西的几个分场，创办于“大跃进”的1958年。因之那里紧挨潮白河西岸的第一个点就俗称“581”，由此向西的第二个点叫做“582”，再向西的就叫“583”、“584”，最后一个点是整个清河农场掩埋死人的地方，叫做“585”。
　　这样，整个清河农场由东而西连绵数十里，南北宽约十余里，拥有“劳改人员”、“劳教人员”、t‘就业人员”不下4万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在北京市境外最大的劳改场所，大大地大于同样归其所属的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吉林白城子农场。
　　来到了清河农场，我没有立即被派往海河工地，而被分配到位于582这个点的潮白河分场的直属队，任务是为修建组当小工，或去葡萄园挖沟埋覆越冬的葡萄藤条。
　　一天上午，刮着大北风。我正脱了棉袄绒衣，弯腰掩埋葡萄藤条，突然感到好像有一股电流，从骰骨向上快速闪射到脑后的颈椎骨，腰就弯得直不起来了。我试着扭扭腰，腰就疼得像是截断了似地，怎么也直不起来；试着就那样弯着腰铲铲土，也照样疼痛难忍。
　　活是没法再干了。我只得弯着腰挂着锹，一步一停地慢慢挪到了分场部医务室。医生捞起衬衣看了看，摸了摸，又用小木槌上上下下地敲了敲脊椎骨，说是“闪了腰，受了风，脊骨没受到伤害”，给了我一包止痛片，而不给我开工伤假条。但是我的腰不能直，头上冒着汗，咬着牙，好不容易伸直了，可又不能往下坐。费大劲坐了下来，又不能站起来。躺在炕上，连翻身也不能翻，这哪还能继续参加劳动？
　　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我碰到了两位好心人：一位是修建组组长兼技师陈德和，一位是直属队的指导员于友善。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俩。
　　陈德和身材瘦小，但结实精干。他出生于江浙地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工兵团团长。
　　1949年1月，他率领他的工兵团全体官员跟随傅作义和平起义。起义后，工兵团随着所有的起义部队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与许多军官奉命集中学习。学习了一个时期，“上面”有人说为了更好地提高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全部划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系统，“边学习边劳动”，无形中成了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劳教的“留场就业人员”。他们明白，这是没有法律文书的变相劳改，所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骗人的空话。
　　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兢兢业业地劳动着忍受着。
　　当陈德和得知我的腰受损经过后，他也认为这是“闪了腰，受了风”，但他不像医务室的那位医生那样只给我一些止痛片而死活不管，而是非常耐心地为我积极治疗。每天晚上烧炕，他都为我烧热一块砖头，用湿毛巾和湿布包包好，放在我的腰背下，再把我的被窝两边和脚底下掖掖好，让我全身炯得汗如水洗。他说用这样的办法来驱赶寒气。同时，他教我学会面部“八段景”，每天早起自我按摩一番，“这样更有利于你的康复和防病”。
　　但康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得吃饭，还得参加劳动。而劳动就得常常弯腰转身，这是我没法对付的。于是陈德和向指导员于友善作了请示汇报：“能不能给老戴分配个不弯腰的工作？”（lz）
　　于友善身材细长，面色黄瘦，常闹胃病，说话细声慢语，从不对任何人发脾气。所以大家背后都称他为“于善人”。
　　“于善人”听了陈德和的请示汇报，略加思考后说：“行，我再和范队长商量一下，下午再答复你。”
　　下午，他答复陈德和了：让我去马厩放马。这样既不用弯腰，也无须快速大转身，活也轻松，还可以散散步，免得老在炕上躺着。尤其是，这样我既歇了病假，又算是照常出工，工资一分也不少。真是上上上上的设想，设想得太周全了！
　　不愧是“于善人”！
　　马厩，也归直属队管辖，里面拴有二十几匹马和几头也是拉车的牛。它座落在582这个点人员聚居地的排水渠北。当我穿着那件旧的军棉大衣，腰间束一根皮带，越过了排水渠上的石板桥来到马厩的时候，矮矮胖胖、和和气气的范队长已等在那儿了。他给我挑了一匹老白马和一匹青点雪花马。
　　“这是母子俩。”范队长说，“小青马有点调皮，但它母亲会管着它。你就放心地带它们去遛吧！”
　　从北大荒到这次进监狱，我从未干过这样轻的活，也极少碰到过为一名处于困难中的“右派”设想得如此周全的队长、指导员。我满怀感激地一手牵着一条缰绳，把老白马和青花马牵出了马厩，把缰绳放得长长的，漫步于渠北的田间大车道上，让它们自由自在地低着头啃食路边的荒草。第二天，又牵牧于渠南的田间或葡萄园之间的大车道。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白马确实很老实，并富有人性。它的右眼蒙上了一层白翳，已经完全失明。有几次，趁我环顾四野没注意的时候，轻率好动、不安本分的小青马竟突然地咬我踢我。我幸有破旧的军棉大衣挡护，未损毫毛。就这样，老白马也没有轻饶了小青马。每当其时，它总要拿出懂规矩、做长辈的气度，嘶嘶地咬一下或踢一下小青马，以示惩戒。那意思好像是教训小青马：不该对放牧人无理！
　　这使我大发感慨！我想：连一个年长的牲畜，都知道教育自己的后代要与人友好相处，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与人斗，其乐无穷”，甚而滥杀无辜，岂不天良丧尽？！
　　四
　　半个多月后，我已完全康复了。海河工地要人，我遂和一些人被派往工地，与581的人一起劳动。
　　581，是582即潮白河分场的第一队。我们所从事的劳动，是从新开辟的海河一条支流的沟底挖土装车。装好车，用马拉或钢缆牵引，爬过一里多长的缓坡，把土倒在坡顶之外。这样，缓坡越堆越长，越堆越高，形成一条宽而深的河岸，将来既可蓄水通航，又可防洪防险，一举数得。
　　但劳动是繁重的。不论是挖土装车的人，还是跟着满装着泥土的小车来回跑或拉着空钢缆下到沟底钩车的人，都是绒衣汗透，一刻不停地干。每晚收工躺在潮湿阴冷的窝棚里，都是精疲力竭，骨节酸痛。
　　春节过后农忙时，我才跟着这批人回到581，修水渠，育秧苗，割麦子，插秧，除草，施肥，灌水，排水，割稻子，脱粒，从春忙到冬。
　　大家的劳动成绩是显著的，但工资的分配却很有“意思”：不论大家多么劳苦，有些人却不能拿到该得的工资。比如说，每个月按国家规定，三级工是41元，二级工36．5元，一级工32元，等外一级27元，等外二级25元，等外三级23元，但在发工资的时候，一些人却往往拿不到这些钱。
　　为什么？因为和农村生产队一样，实行的是“工分制”：割一亩麦子或一亩稻子多少工分，挖一方土多少工分，育一亩秧苗多少工分，施一亩肥多少工分……每月结算，全队人员共挣多少工分，除以全队人员的月工资，得出这个月的工分值，再用这个工分值，乘以每个人当月所得工分数，这是这个人当月应得的工资。
　　这样，不论每个人如何尽心尽力地干，多创造了多少实际价值，但年老体弱劳动技能差的人，往往拿不到国家规定给他的工资。他们的亏损部分，都被身强力壮劳动技能高的人“抢”去了。
　　这就是说，农村生产队“多劳多得”的人，是从他们给生产队多创造的价值中得到的回报，并不是从其他队员头上刮油水。而在这种劳改队，不管大家多创造了多少价值，则全部都被农场拿走，工分高的人只能从工分少的人身上“多劳多得”！
　　这真是绝妙的“科学管理”——用有限的工资支出，去引发无限的剩余价值！这是旧世界的许多地主资本家望尘莫及的！
　　另外，每天面对着墙头黑板报上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三呼“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宗教仪式，也使大家十分心烦！
　　我觉得，我们这个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政党，迷信堕落到如此地步，是令人极为痛心的。这是在迅速走向崩溃，而绝不是象征着团结统一与健康强大。
　　读读《老三篇》，也许是有益的，但也没有必要在人人几乎都能倒背如流的时候，还要强制进行老和尚念经似地“天天读”。如果长年利用这许多宝贵的时间，让大家各有所爱地读些世界文学名著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甚或琢磨琢磨一些棋谱，那该有多好！
　　为此，我曾在小组学习会上公开发表过意见，得到了全组一致的支持。但一散会，就有表面是人背后是鬼的“积极分子”向队部打了“小报告”。
　　一天，队部孙指导员找我去谈话，要我平时在组内说话要小心，同时交给我一大沓子如此这般的“小报告”。可见这种“积极分子”在我的身上没少下“功夫”。
　　万幸的是，孙指导员是个很有头脑很明智的人。他说：
　　“现在的这些做法，是与我们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但胳膊拗不过大腿，我们也毫无办法，只能表面上应付着。望你多加小心，不然要吃大苦头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纸条儿，你就拿回去悄悄烧了吧。”
　　呵，一个多么富有理智的共产党人！
　　五
　　在581，我劳动了将近两年。1968年秋收过后，我被调到582第三队。
　　在这个队，共有两个“右派”组，我被分到其中的一个组，从事大田劳动，挖河、打坝或修路。
　　在这里，我碰到了1947年夏天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的原北平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
　　他个头矮小，广东人，比我大几岁。没想到这位精明的为党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员，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谈起多少年前的往事，犹如发生在眼前。
　　他说，他原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喜欢绘画。抗战胜利后，他本可从西南联大毕业，但奉地下组织之命，转到北平艺专边学习边做地下工作。1947年“五？二○”运动后，眼看国民党特务可能对高庄教授下毒手，地下党命他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并给了他一支驳壳枪，以防不测。
　　他们从北平出发，坐火车到了唐山开滦，由那里向开滦西北步行。步行了多半天，高庄8岁的儿子走不动路，脚上也磨起了水泡，朱程就背着他走。又走了五六里地，前面是一大片高粱地，从高粱地里突然钻出来五六个手端长枪的人，纷纷喝问：
　　“是干什么的”？
　　朱程按照事先的约定首先答话：“我们是走亲戚往回走的。”
　　“亲戚在哪里？”
　　“开滦十字街口。”
　　这几个人立即放下枪奔了过来，有一个人边奔这说：“是朱程同志和高庄教授吧？我们昨天就在这儿等候你们了，我们是专门来接你们的……”
　　紧紧地握手。朱程如释重负。
　　“这里还是游击区。”那位似乎是领头的人补充说，“再向前走几里地，就是解放区了，就是到‘家'了。”他笑嘻嘻地说。
　　但是朱程不能去那个“家”。他的这次使命就是把高庄父子交给前来接应的人，然后立即往回转，北平还有新的任务等待着他。
　　建国后，由于他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警惕性高，并研究和熟悉敌情，先后在唐山、天津两地公安局担任过治安科长，后调到国家的一个军事工业部当部长的秘书。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由于他的胞兄朱谷怀被列为“胡风骨干分子”，他也就成了“胡风分子嫌疑对象”，被“隔离审查”了半年之久，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
　　1957年整风鸣放，部机关《整风快报》主编约他写稿，请他谈谈自己被冤整的经过，以帮助部领导牢记主观主义、盲目整人的教训。一连动员了好几次，他才写了1000来字，发表在《整风快报》上。
　　十多天后，“反右”开始了。这篇1000来字的自己被冤整的经过，被认为是“恶毒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和“秋后算账”，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他不服，为自己解释说明了几句，这又被认为“态度恶劣，顽固到底”，被送交“劳动教养”。
　　1961年，他被解除了“劳教”，同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直在当着“留场就业人员”……
　　“这有什么道理好讲？”朱程谈完了自己的过去感叹地说，“我们的党弄到今天这地步，是过去搞学生运动、做地下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六
　　1969年，雨季冲坏了公路上的一些路段。三队的两个“右派”组奉命前往修补，从路边附近的一些荒土丘取土，用小平车推到路上缺土的地方，然后再用木夯打实。
　　我的任务是推上。为了加快运土速度，每次空车返回时，我都推着车猛跑。一次正在猛跑，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打转，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一个半弧圈，左边的小车把就猛地向里一打，打中了我的左肋，当即被打得晕头转向，轻轻地呼吸一下都疼痛难抑。
　　组长和朱程他们都让我停车坐在一边歇歇。半小时后，觉得呼吸时的疼痛已减轻了，遂又起来继续推土。
　　不料，还没有推几趟，当又飞快往回奔跑时，左边的车轮又一次突然停止转动，左边的车把又把我的左肋猛打了一下。这一次，我连极轻极轻的呼吸似乎都不能进行了，似乎肺叶每一次小小地掀动，都推挤着受伤的肋骨，疼不可耐。
　　这一次，我再也不能在短暂的时刻里恢复常态、鼓足力气推土了。我只能坐在一旁等待收工，并仔细地审察这个左车轮为什么接二连三地突然停止转动？
　　在一旁装土的朱程，也抽空过来帮我仔细琢磨，他是业余修理自行车的老手。他看了一会儿，就发现这突然停止转动的根源何在：原来是一根车辐条靠近中轴的那一头断了。当车轱辘快速转动时，它的断头如果突然卡死了中轴，这车轱辘就会跟着停止转动，而另一个还在自由转动的车轱辘仍然向右前方打了个半圆圈，停止转动的这边的车把儿才会击中我的肋骨。
　　原因找到了，可是已经晚了。我的伤势很重。据朱程等人推断，经过这接连两次的猛烈击打，左肋骨被打断了几根已肯定无疑。
　　但是晚上收工后，医务室的大夫也束手无策。莫说去清河农场医院住院检查治疗，就是开个假条在本队休息几天的待遇也不给。他只给了我一些止痛片，第二天照常忍痛上工。医务室大夫的这种态度，比起直属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