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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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见时间到——”一位队长站在高处大声喊。我估计接见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雪媛、青青和其他家属恋恋不舍地离开桌子向后退，退了好多步转身往外走时还一步一回头地朝桌子这边看，总想多看几眼自己的亲人。
　　这时我们也按着来时的队形往里面走。我也几乎一步一回头地望着雪媛她们的身影。只见她背着那顶宽边大草帽，搀着青青一步一回头地望着我，好像是位下乡教书的女大学生拉着自己一个学生。我多么想跟她们一道回去啊……
　　四
　　6月15日接见后的一天上午，一个值班人员奉队长之命，把我带到刚进监狱时受到盘问检查登记的那间小平房。原来是一位稍稍有点胖的中年女同志在等我谈话。她自我介绍，是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法官。从她口中得知，我的前妻接到新华社的信后，到北京来了。她不愿意每月给青青寄来20元生活费，而宁肯把青青接走。但雪媛坚决不同意。“青青是离婚调解书规定给戴煌的。”雪媛对我的前妻说，“我现在是戴煌的妻子，也就是青青的母亲。现在戴煌虽然走了，但我还在。我日后就是讨饭，也一定会把青青和她的小妹妹拉扯大。让青青跟我在一起受点苦，这对她长大成人也有好处……”但是我的前妻，执意要把青青接走。她觉得与雪媛没法说得拢，就通过监狱所在地朝阳区法院的同志向我说一说。
　　“从法律上讲，青青是你和潘雪媛同志的孩子，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这位女法官对我说，“严格管教孩子，希望孩子德智体都有进步，这也谈不上‘虐待'。但是你和潘雪媛同志目前的处境如此艰难，潘同志的收入又这么少，她自己又刚生了个孩子，她每月24元的工资显然维持不了三口之家的。为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建议最好还是先把青青让她的生母带走，等你两年后出来时，再把青青接回来，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冷静地考虑了又考虑，觉得这位女法官的建议入情入理，遂说：
　　“这个建议很好。”
　　“那就请你给潘雪媛同志写张条子，让她把青青给她的生母先带走。这条子由我们转交给潘雪媛同志。”
　　我当即掏出笔，给雪媛写了这样一张字条：
　　雪媛：
　　朝阳区法院的同志来找我了，我接受了她们的建议。在我们如此困难
　　的情况下，为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先忍痛把青青让她的生母带走，两
　　年后等我出狱时再把她接回来。我知道你舍不得让青青走，但这只是眼前
　　的通融办法，望你想得开。
　　戴煌
　　雪媛见了我的字条很不高兴，专门赶到监狱要求管教人员让她见我。她见了我劈头就问：
　　“你怎么同意让青青跟她妈去呢？”“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说，“我也不愿意让青青跟她生母走。好在时间不长，只有两年。两年后等我回来时，我们再把青青接回来……”
　　在我如此这般的劝慰下，雪媛最后勉勉强强地听从了我的意见。
　　“那也只能这样了！”她说，“但我要把青青领到照相馆合个影再让她走，还要保持通信联系。”
　　“那当然更好。”我说。
　　五
　　56天的产假期满了。在整个产假期中，雪媛所吃的惟一营养品，只有她姨母家的大儿子送的六个鸡蛋。乳汁如稀汤薄水。早产的孩子——为伟——瘦得皮包骨，而且常闹病。
　　一天，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与行政处行政科房管组的那位同仁焦女士又登门了，仍然要雪媛搬家，但没有再厉声厉色。
　　“我们的领导为你着想，”焦女士说，“让你搬到石驸马大街28号的四合院去，那里也是新华社宿舍，你认为怎么样？”
　　雪媛一听喜出望外，组织不是死活不管地赶她走，而是给她安排了住处。她颇为感激地说：
　　“只要不让我们娘儿俩住在大街上，给我们一间再小的屋子我们也高兴！”
　　于是雪媛和孩子，搬到了石驸马大街女八中斜对面的属于新华社的一座小四合院内。这个院子坐南朝北四间房，住着两户人家；坐西朝东三间房，也住着两户人家；坐北朝南四间房，住着三户人家；坐东朝西两间房，北边的是水房和有些人家生炉子做饭的地方，南边是九平方米的房间。让雪媛母女住的就是这个太阳当西晒的小房间。没有床，雪媛就用砖头支撑起几块长木板，铺好被褥，感到很满足。
　　“做一个干净人，一个心安理得的人，比什么都强！”她想。
　　32　贫贱夫妻百事哀（Ⅱ）
　　一
　　1964年盛夏，劳教所从德胜门外的土城子，搬到安定门外原少管所的电网铁丝网大院。在7月15日的接见之后，劳教所的队长竟让我跟着潘雪媛回家看孩子，叫第二天下午回所，这是我和雪媛所没有料到的。在欣喜之余，我从家里回所时带了一些炒面，与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等人分而食之。这被“积极分子”悄悄地汇报给队长。队长说“这是搞‘拉拢'，是违反劳教所所规的行为”，不但不准我再回家，连每月15日的接见，也只收下雪媛送来的鞋袜，而不让我和她见面，“以示惩戒”。雪媛只得非常失望地踽踽而归。
　　这样，我与雪媛相隔十个月才见了面，那是我突患急性胰腺炎的那一次，我躺在东城区沙滩附近公安医院的那间小平房里——
　　雪媛接到了监护我的徐干事的告急电话，第二天上午就到医院来了。她来时，护士同志正在继续给我向外引流胆汁，鼻孔里插着黄色塑料软管，胳膊上还打着吊针。徐干事在门口对雪媛说：“只能来看看，不能说话。”
　　我一见青黄枯瘦的雪媛就要坐起来，还有一股热泪要往外涌。护士同志连忙阻止了我：“你不能动，也不要说话。”但我仍然拉住了雪媛的一只手，千言万语并成了一句话：
　　“为伟会走了吗？”
　　“会走了，”雪媛似乎也强忍着泪说，“也会叫‘妈妈'了。我们都很好。你放心！安心养病，有了好身体，才会有一切……”
　　大约过了十分钟，徐干事说：“可以了。时间长了，会增加戴煌的疲劳，不利于治疗。”
　　雪媛听罢就立起身。但她不是转身向门外走，而是像第一次接见结束时那样，缓缓地后退着离开了病床。退到房门口，她又站在那儿向病床上的我凝望了大约半分钟才转身离开了房门，而且转过身时才抬起一只手背，好像在擦眼泪……
　　二
　　病房一见相隔四个月，我才又和雪媛见了面。那是1965年夏天，劳教所从安定门外搬到“良乡机械厂”，我正式参加劳动之后。9月15日，一些劳教人员与亲属接见时，劳教所的队长让我和一些家在城中的人回家探望，跟着进城拉东西的卡车进城，第二天下午回所。我高兴得了不得。
　　当天吃罢早饭，我们在“良乡机械厂”大门口，被管教队长按准予回家的名单一一查验了姓名，才让卡车出门。卡车上了公路开得相当快，而我仍嫌开得慢，因为自从与雪媛在公安医院短暂的会面之后，不知道她与孩子这几个月究竟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在西单下了车，我直奔西单南面不远处的石驸马大街东口，由这东口向西走了100来米，向南拐进一条半截胡同，胡同底就是28号。我跨进28号小院，院内邻居家的一位老太太一见是我，笑嘻嘻地忙说：“为伟她妈和为伟都在家。”
　　我抬头一看，只见门帘和窗帘都拉着。我连忙大声喊：“雪媛，我回来了！”一推门，只见雪媛面黄肌瘦，有气无力地躺在木板床上，孩子也瞪着小眼平躺着，呼吸很缓弱。我赶忙抓起雪媛扬起的一只手，急切地问：
　　“怎么啦？你和孩子怎么啦？”
　　雪媛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欣喜得淡淡地微笑着，眼里溢出了泪。
　　原来上个月为伟生了几场病，雪媛陆续请了十几天假。请假要扣工资，为伟打针吃药又花了一些钱，这些钱都是向工厂的同事临时借来的，所以上个月雪媛只领到十天的工资，再还去向同事们的借款，再交新华社的一元零八分钱的房租和水电费，只剩下一块六角二分钱了。靠这一块六角二分钱，母女俩苦度了半个月。为了让为伟每天还能喝饱棒子面糊糊，雪媛每天中午或晚上在工厂食堂光喝那不要钱的米汤或面汤。这期间，她每天早晚抱着孩子上班和下班，明明走在铺着水泥砖的坚硬的人行道上，也觉得好像高一脚低一脚踩在棉花包上，而且两眼常常闪火花，双腿好像有许多小蚂蚁在爬。
　　她明白，这是营养极度匮乏、身体极端虚弱的征兆。虽然她很要强，“我和孩子都要活得像个人样，决不让贫穷压垮，决不给戴煌丢脸”，但她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两天前就双腿打软，再也抱不动孩子走不动路了。而家里又空徒四壁，没有一粒粮，她只得带着孩子掩着门，放下门帘和窗帘，在家静静地躺着，以节省体中仅有的能量。院里的一位老太太心细，见她几顿饭都没动烟火，敲敲门问：
　　“为伟她妈，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为伟病了，在家歇着。”雪媛在屋内应着。
　　“那为什么不做饭？”
　　“吃饼干，喝开水，省点事。”
　　其实“喝开水”是真的，“饼干”却一片也没有。她始终没向院内任何邻居说一声已两天未进粮食。这是她从小在家过苦日子养成的一大秉性：再穷再苦，也不向别人讨要一分钱一粒粮！
　　我听罢雪媛的缓慢叙说，一腔苦泪夺眶而去。幸亏我及时回了家，又幸亏我参加了三个多月的劳动，身上带有扣除了伙食费的70多元劳动所得。我热切地安慰雪媛说：
　　“不要紧，我们有钱了！”
　　说罢，我端起家里的一个带着盖儿的黄色搪瓷大茶缸，疾步走向石驸马大街东口对面绒线胡同口的四川饭店小卖部，买了一碗馄饨和一碗担担面——因为我知道雪媛喜欢吃点辣，又疾步回家放在床前的小凳子上，拿了把调羹。
　　“快吃吧，趁热！”我说。
　　雪媛这才坐起身，显得很兴奋。她随之也扶着为伟坐了起来，娘儿俩一人一口地吃起来，吃得很香。我坐在床边看她们吃着，高兴得掉着泪，边掉泪边想：富兰克林所说的“两个口袋空空的人，他的腰板是不会直的”这条定律，只适用于那些得了“软骨病”的人，而对雪媛这样的人一丝也不适用的。因为这种人正如贝多芬所说，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我这次在家休息了一天半，给雪媛娘儿俩买了粮，打了油，也买了少许鸡蛋和鱼肉。雪媛经过这一天半的调养，气色略有好转，精神也好多了。她抱着为伟，乘2路无轨电车，把我送到永定门火车站。我将从那儿坐车到良乡窦店下车，再步行到数里之外的“良乡机械厂”戒备森严的大院。当列车启动时，在月台上的雪媛抱着为伟快步跟着列车向前走。叫为伟向探头窗外的我招手并教为伟喊：“爸爸，下次再回来！爸爸，下次再回来！”当列车加速后，我看到她仍然抱着孩子站在月台的最西头，向离得很远的列车凝望着，好像她的心也在跟着列车一道向前奔驰呼啸着……　
　　三
　　这次探家，我虽然把所带的70多元钱全部交给了雪媛，使她由此可以大缓一口气，但毕竟杯水车薪，难以改观她的远非一朝一夕的困境。尽管如此，在快到1965年的中秋节时，她和1964年的中秋节前一样，给我苏北的老母寄去了十块钱，以尽从未见过她老人家一面的做儿媳的双重孝心：
　　第一，中秋节是我母亲的生日，这十块钱可以让她老人家度过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佳节；
　　第二，我被送进监狱之后，为了不增添她老人家的焦急和愁苦，一直对苏北全家老少隐瞒着，只说“到很远的地方学习去了”，主要由雪媛与老家保持通信联系。因此她一直尽其所能地保持着往常重大节日我给老家寄点钱的惯例，以表示我们这边都“平安无事”，“请全家放心”。
　　而且，为了使全家老少更加放心，丝毫觉察不到我们这边发生了重大变故，她每次给我的老母或兄长去信，都请工厂里毛笔字写得好的老师傅代笔，每一个字都写得规规整整，多少封信都如出一辙。
　　试问：天下能有多少这样的儿媳与弟媳？
　　1965年冬天，我被调到团河农场三余庄“右派”劳教队，每月在队里休息两天，回家休息两天；1966年6月初被解除了劳教，每两个星期都可以回家休息两天。每次回家，我都先在街上给孩子买六分钱一两造型各异的动物饼干半斤、桃酥或鸡蛋糕半斤，回到家再把自己所带的十几元钱全部交给雪媛。每一次，雪媛都为这不算太小的改善而高高兴兴。
　　但是不久，要命的“文化大革命”来了……
　　四
　　雪媛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先从石驸马大街28号她所住的新华社那个小四合院开始。因为“党和国家喉舌”的新华社往往都是得“风气之先”的。而且这个小四合院，就住有包括我在内的两名“右派”和一名早把过去的历史交待得一清二楚的“历史反革命”。
　　一天夜晚，都快睡觉了，新华社机关的一伙男女“造反派”到这个小院来“造反”。他们先喝令那个“历史反革命”站到院中央，说他的家里藏有小金人和地契，准备“反攻倒算”。他们一边狠斗这个“历史反革命”，一边向整个院子的人大声叫嚷：
　　“这个院子里的所有地富反坏右都不准睡觉，每家每户都要严密搜查！如果自己有什么妄想变天的东西，最好自己主动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免得我们动手，罪加一等！”
　　这时，雪媛在那小屋里亮着灯，开着门帘和窗帘，抱着为伟不敢睡。她极为担心：家里有我写的几千张都列有“罪犯”二字的卡片，是我积累的准备写小说的素材和构思，还有从抗日战争后我参加革命起直到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积累的大量写作资料。如果“造反派”从这些文字中鸡蛋里挑骨头，“那可是有口难辩的呀！”她想着想着不禁捏把汗。
　　“咔嚓——”一个大响雷，跟着就是一阵大风吹来了大雷雨。那些“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造反派”只得仓皇撤退了！他们撤退时，当然没有忘记甩下这样的话：
　　“今儿个先告一段落，以后我们还要再来的！”
　　说完，就都拨脚走了。
　　雪媛这才一块石头落下地。她急忙把那些“罪犯”卡片都在炉子里烧了，又把许多最珍贵的资料收拾到一个铁皮箱里，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然后才哄着为伟睡觉。
　　第二天大清早，对面女八中（后改称鲁迅中学）的初中班的一些“红卫兵”，又来到这个小院把着门口，说是要批斗地富反坏右，不让这些人出院子。雪媛明知自己不属于这“黑五类”之列，但毕竟与其中的“右”类有脱不清的关系，生怕这些孩子不懂事对她胡来一气，不准她离开院门去上班。而事先不打招呼就不到班，就算“旷工”。而“旷工”，可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恰巧，她看到院子里邻居家的一个男孩就在这群“红卫兵”中，而且还跨着一条腿拦着院门口。说不定这群孩子就是他召唤来的。而在“文化大革命”风起前，这个男孩和院子里的其他一些孩子，常常挤在我们家的那间小屋里，“请潘阿姨讲故事”，《灰姑娘》、《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东郭先生》、《孔明借箭》等等，听得这些孩子都忘了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