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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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这孩子想我这个不称职的“爸爸”想得近乎发疯。每天从工厂托儿所回家时，她都站在家门口向院子大门外守望，有时就站到院门口去守望，渴望看到自己爸爸的身影，有时还伤心地哭着对她妈妈喊：
“妈妈，我要爸爸！妈妈，我要爸爸……”喊哑了嗓子流干了泪。
一天，她妈领着她去上班，走到民族饭店附近马路边的一个邮筒，往里面投了一封给我的信，顺便对她说：
“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妈妈这信就是寄给爸爸的。你老想爸爸，要不也给你身上贴张邮票，把你也寄给爸爸好不好？”
这孩子绕着邮筒转了一圈，还用小手在邮筒上摸了摸，摇摇头说：“在里面会出不来气。”
她妈开心地笑了：“说得对，不能把你放在邮筒里。要看爸爸，得去北京站坐火车。”
她由此才知道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以后再当我回来探亲，又坐10路车去北京站时，这孩子都在西单10路车站台上嚎陶大哭，边哭边喊：“爸爸，爸爸……”挣扎着要跟汽车跑。
车子走远了。她妈才连拉带拽地拉着她和她姐往回走。走进“又一顺”北边的那条夜深人静的细胡同里，母女三人才抱头痛哭……
六
把晋京拉扯到上学，雪媛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
一天下午，鹿师傅在摇臂钻上给洗衣机用的珐琅盘打眼，没夹紧，让潘雪媛在一边用手紧扶着。待飞速转动的钻头落下时，这个珐琅盘突然也跟着飞了起来，正打在雪媛的右胳膊上。当时她只觉得疼了一下，继续干活。当别人看到她的袖口和手腕往下流血，连忙惊呼“怎么啦，怎么啦”，她才捞起袖管一看，右臂被打开了一寸多长的血口子，袖管已经湿乎乎的了。
车间内的班长也惊住了，叫她赶快到医院瞧瞧去。雪媛说：“不用，没事。”别人说：“血流得袖管都湿了，还能不去医院？”
这样，她才去了二龙路医院，消毒，粘上了一块封闭伤口的胶布。医生叫回家休息三天，但她只歇了当天的下午，第二天就又上班了，因为各种误工一超过三天，两块钱的奖金就没有了。
伤口还没有完全痊愈，又轮着她上大夜班。熬了一夜下班回家，想睡个好觉，院子里的人都起来了，吵吵闹闹，没法睡。等上完了一个星期的大夜班，凌晨回家时，只觉得路灯的灯光是黄蒙蒙的，路边的树影儿在地上不停地晃动，走在人行道上似乎高一脚低一脚。第二天上白班，雪媛正在摇臂钻上打眼就晕倒了。女徒弟小逯和男徒弟小余，用平板车把她拉到二龙路医院抢救，然后再把她送回家。
从此她在班上动不动就眼前一黑，咯咚一声就晕倒了，晕得人事不省。
每当其时，徒弟们把她送回家稍事休息，她就又去上班了。这时她的血压常常高压180，低压120。工厂医务室左得出奇的女医生不给她开药，说她是“右派老婆”。后来医务室来了一位段联琪大夫，深入车间了解下情，知道了潘雪媛的健康状况，就对潘雪媛说：
“潘师傅，你以后回家休息或没有假条了，你不要先急于上班。你先上医务室找我，看看能不能上班。”
不但如此，段大夫还向车间的班组长们说：“潘师傅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她以后要再来上班，你们叫她先上我这儿来，可不能再让她动不动就晕倒了。这车间里满地都是三角铁，一旦晕倒了头跌在三角铁上，那可就危险了！”
在段大夫的如此关照下，雪媛一度能够坚持上班了。但在1978年元旦过后，她又一次在车间摇臂钻上打眼时晕倒了，被徒弟们用板车送回家，而且数这一次病重。
当我得知雪媛病重，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垠的荒漠中时，我的心似乎一下从胸膛沉落到肚脐眼，并不禁喃喃自语：
“我不去解救他们谁去？！”
经说明情由，在那个四周布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仍然是那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与人情味的管教干事邢凤舞，帮我亮起了立刻回北京的绿灯。
1978年春节临近，我外穿当年与胡志明主席在一起照相时穿过的已补得看不出原来质地的破呢子衣服，内穿补丁摞补丁的衬衣，带着第三次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伤势，风尘仆仆地踏进家门大声呼叫“雪媛，我回来了”的时候，面色青黄的雪媛却静静地躺在床上，痴迷迷地向我直瞪着双眼，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人。
看样子她是有些神志不清了。两个孩子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棉袄棉裤，两眼汪汪地直流泪。
我早从雪媛的信中得知，尽管她们姐妹俩的学习成绩在各自的班上都名列前茅，但因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而一直当不了红小兵。
诸如此类的绝情悻理的举措，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天地之遥！我再也忍不住两眶悲泪！
七
这时，在我的苏北故土传来的讯息也是令人十分伤怀的：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上进心再强，也都因为他们有了我这个“大右派”叔叔而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在我生肺病的姐姐因为我不能再给她以经济援助而去世之后，在我的那个年仅二十在小学代课的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的侄儿，因当地政府不愿为他花费招待上峰吃顿饭的钱动一下手术而看着他活活地死去之后，我的老母也在不断思念我的贫苦中长辞人世了，我的二哥戴作霖也被人活活整死。
那是在“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大会的小镇干部陈某硬让我的二哥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是“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的没安好心的人，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如眼中钉，遂推辞说他的门牙早掉光了，“说话不关风，怕喊得不清不楚”，不肯带头喊，陈某却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塞到我的二哥手中。
我二哥推不过，只得按照口号单带头喊了第一句：“打倒江渭清！”没想到这五个字音刚出口，陈某就迫不及待地立刻宣布“大会应立即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大右派'，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明目张胆地进行阶级报复。”
陈某立即命令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准备好的写有“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在我二哥的脖子上，又把拖拉机的一个五六十斤重的一尺多长的大钢管，套在我二哥的脑袋上，强迫我二哥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
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那吊着几十斤重大铁牌的细铁丝就勒破了我二哥的后脖颈而鲜血直流……
不久，我二哥就身患绝症饮恨而亡！“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个高抬“伟大旗手江青”而无恶不作的陈某，照样逍遥自在地当他的小镇干部，无人追究！
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
大小家庭的深重苦难，迫使我不得不一边照料病重的妻子和上学的两个孩子，一边到处上访，力求尽快结束我在漫长隧道的岁月以回到妻儿的身边。
一切生活费用，几乎全靠自己也是“右派”但比我的处境略好的挚友姚昌淦、徐颖夫妇以及我老家的胞兄、堂兄和侄儿侄女们支援。
我上访了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接待站，也上访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群众来访接待站，同时给粉碎“四人帮”之后由我国驻法国大使岗位上调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同志写了信。
据说这位有胆有识的外交家立即作了批示，要新华社政治部复查办公室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然而这个复查办公室竟有人说：“戴煌是反对毛主席的。如果戴煌都不是‘右派'，那全中国就没有一个‘右派'了！”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后来在频频上访的过程中我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托起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
34 感谢胡耀邦争回历史的公正
一
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元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耀邦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但是叶选宁把话带到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反而是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轮番出台。
如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
如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兜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三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则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还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3月底，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他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很快，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几位教师，请到自己办公室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灰砖小楼，与他们研究起草一篇文章。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全国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而且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都想好了，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信件和电报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还有一个大家庭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二
但是，千百万冤沉海底的人并未能很快盼到“大天亮”。以当时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为代表的许多人大力贯彻“两个凡是”，抗拒和阻挠干部政策的全面落实。
针对这种形势，耀邦又组织撰写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
1977年贝正月27日，《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位置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为“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同时在第二版，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编者为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不久，郭玉峰就被迫离开了中央组织部，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977年12月15日早上八点整，胡耀邦来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烟花朵朵。院内的老老少少，激情满怀地欢迎胡耀邦的到来。12月19日，耀邦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他首先说到“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恢复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他还说：“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亚月，在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收到的来信多达六麻袋。
三
在这个过程中，耀邦问过去处理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1978年春天，也就是我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到处上访的时候，专门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正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遗留问题。
会前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的争论。所以，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等人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会议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就很不错了。所以不搞甄别平反，而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
对此，中组部的杨士杰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在讲话中特地引用了耀邦刚到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