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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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思考这类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修养。因为一般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懂得，不论古今中外，也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一个国家的具有巨大权威的掌权人，一旦极端自信，极端专横，极端粗暴地践踏舆论，并把其统治下的人民，只当做其实现某种欲望的工具而不是真正地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其结果必定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人比我看得更深刻，思考得更周密。只因为他们具有高深的涵养和明智冷静的头脑，才没有鲜明地直抒己见。而我，只不过是个被人称做“冒失鬼”和“炮筒子”的人，“心里有话存不住”，比那些真正的有识之士早说了一步而已，并非我比别人高明。
又曾有人问：“你对‘反右派'斗争怎样看？今后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斗争？”
我的回答是：这说起来比较复杂。
根据我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和在监狱与劳改队中十四年的长期观察，“右派”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少人的所思所想并非国家大事，有的则完全是个人的‘小九九”。他们之所以也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多半因为个人的工资、级别待遇、住房及其他生活小事，发表了一些对顶头上司不满的言论；或因为与领导发生了口角，说了些过头话，从而被拉上了“反领导就是反党”的这条线上来的。
另有一些人，即便原来也发表过一些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在严酷的境遇中经不起考验，也程度不同地露出了凶残、冷酷、阴险的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右派”们被纷纷“改正”时，社会上不少人笼统地认为“右派”们都是“好样的”，是有“先见之明的”，是“敢于抨击时弊的英雄好汉”，等等，我以为实在是一大误解。
但是尽管如此，原先给这些人扣上“右派”帽子也是不对的。不管有些人原来就是怎么不正经，甚或真地对党对革命怀有“对立情绪”乃至“刻骨仇恨”，在大鸣大放中放出了多少支“毒箭”，但那毕竟都是在我们党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并信誓旦旦地做了“言者无罪”的保证后，人家才出来说话或张贴大字报的。后来统统给人家扣上“右派”帽子，就是言而无信、失信于民、有损党的信誉，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后来虽然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给人家“改正”了，还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据廖盖隆等人所编《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统计，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有55万余人，这就是说，还有未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
另据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披露，“反右”后20年内陆续被摘帽者多达552973人，其中被改正的达552877人，用552973减去552877人，只有96人未被改正。假定这96人是真正的必须整顿的“右派”，那么用552877除以96，等于“扩大化”了5759。1354倍。
由于坚持这“只是扩大化”了的“必要论”，因此对“右派”问题的平反一律用“改正”而不用“平反”一词，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既然是“错划”，那就应该平反，就像对“文革”中被整的人以及在“反右派”前后各种“运动”中被“扩大化”、被“搞错了”的人一样。
许多人在“文革”中或“反右派”以外的各种“运动”中，被当作“敌人”、“叛徒”、“走资派”、“大老虎'等等往死里整，这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出于某些人的险恶用心，固然应该被平反，但其中有些人确实也有男盗女娼、贪赃枉法或大搞特殊化官僚化的行为，对这样一些人，都能彻底平反，为什么对只是说了几句话或写了一两篇文章的所谓“右派”，却非要留下一条尾巴而叫做“改正”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
再说，对1957年提出的观点经得起现实与历史检验的“右派”的平反，也一律叫做“改正”，就尤其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了。
当年把很多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往死里整的“高手”们，至今还没有悔悟到过去整同志整错了。其中绝大多数人，哪怕装腔作势地向受害的同志表示一点儿歉意，都还做不到。有的人甚至还洋洋自得，对当年受他们迫害过的同志立目横眉，以“历来紧跟党的路线”而自诩，却不去暗自思量过去哪些“紧跟”是对的，哪些“紧跟”是跟错了的。
在这种气氛中，尽管绝大多数中青年意气风发，在灿烂的理想之路上向前奋进，但也不乏若干“后来者”颇有甘愿从其“志同道合”的前辈中承受那种衣钵的“勇敢举动”。一有风吹草动，这样一些“老中青”往往都擦掌摩拳，大喊“全线出击”，颇有“反右派”、“反右倾”、“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来了的劲头。因为这种“表忠心”最容易向上爬，根本不需要什么真才实学勤奋上进，而只要昧着良心就行。
同时，几乎祸及全国的恣意倒买倒卖、任意提高物价、敲诈勒索、买官鬻爵、任意湖吃海喝，以及其他种种恶性侵害和挥霍人民血汗成果的所谓不正之风，至今仍然常兴不艾。不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了多少这不准那不准的文件也白搭，以致于有人说了这样一句歇后语：“中纪委文件——纸上谈兵。”
究其实，大凡敢于明目张胆地搞这些黑社会行当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手握实权或背后很有“来头”的人。陈希同—王宝森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在日常，他们能够“虚怀若谷”地容忍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么？虽说像过去那样铺天盖地的大规模“反右派”运动不会有，但局部的、小规模的、甚至只是“个别教练”的，则不仅会有，而且压根儿几乎就没断过线。
所有这些现实的存在，也还是很值得人们提防的，不宜把枕头捆得太高。林放同志的警世之作《江东子弟今犹在》，是很值得不甘浑噩度日的人们不时咀嚼回味的。
以上这些，就作为结束这本小册子时的赘言吧。竭诚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指教。
一个人，对如许敏感复杂的问题的思索，不可能都是非常中肯或较可人意的。多少真正伟大的人物尚非都是完人，何况我这样的人。
1978年12月26日至1988年1月27日
初稿于北京房山岳各庄
1988年2月27日至3月3日改于北京戴氏蜗牛居
1988年11月24日至12月19日再改于戴氏蜗牛居
1997年2月19日至6月11日充实定稿于戴氏蜗牛居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作者：张元勋
北大百年校庆，昔日的受害者与知情者们欢笑雅集，但总让人感到一种凄然与失落的氛围异于当年，大家说来说去，话题惟在怀旧，竟无一人询问这些受难者五七年之后的苦难的历程（其实那是最重要的话题），回避语涉“个人的命运”！
为什么呢？这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意搅动……”
是的，就五七年的北大来说，师生之间有一千五百人因“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二十二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一千五百人无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说，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这多么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二年，那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便在这“扩大化”中丧尽！若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决策，这些人便会与全国五十五万不幸者同作冤魂、同归于尽！四十一年间，我们全年级竟有近十位同窗英年早逝，时运的坎坷，生计的艰辛，过早地夺去了他们才华横溢的生命！陶尔夫、刘绍棠都是我们尊敬的学长，却不料“大戕良人”，使他们太早地离开了复苏伊始的神州大地，使我们母校百年聚首的相约化作终古的悲哀！
但是，我们的话题所及仅此而已！对于“善终”者衷于言表，而对于在五七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民”枪口下的北大冤魂，却无人提起！这是为什么？我想：谈到被杀者总会牵动起更多的思考，所以仍然回避语涉“个人的命运”。
而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已出版的有关书籍并没有记述那群人后来的行踪，甚至连死难者的名字也一个未存！也就是说：死难者的遗作当时还未被北大的执权者们所留意，以致遗漏在那本作为“大批判”时的反面教材《右派言论汇集》之外，他们悄然凶死，连遗音也悄然迷失！
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绑赴刑场，临刑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被杀在1958年。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省某劳改农场逃出后未久被抓获而归，即被处死，其时他无妻室，亦无遗言。
化学系的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底。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掩埋于四川盆地。
而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4级女学生林昭之死，则由于是被密杀及灭尸更被掩盖得毫无踪迹！
她死得惨烈，死得冤枉！
我的案头放着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其七至十一版刊登的是《全国高等学校1954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分）》，在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彭令昭”。当我们负发京华，欢乐聚首燕园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无人的“隐君子”。两个月过去了，在杨晦先生为全年级开讲的“文艺学引论”的阶梯大教室，我们终于弄清了那个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隐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级的“亮相”，是因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寄给彭今昭的书，并且喊着这个名字，而从座间起立跑到冯先生旁边的却是林昭。当时有个新疆的男同学名叫买买提？塔吉里克，据说他来北大之前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的社长，当时他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和我同住在15斋，林昭被系里指定做他的辅导员，帮助他讲解一些课程难点，所以，她常来15斋，我们因之也就与她很熟。她是苏州人，“令”与“林”是同音字，她的乳名叫“苹男”，爷娘唤女皆呼之，或单唤做“苹”。（譬如1966年，她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在给我的信中，用“暗语”般的语言告诉我林昭的初判刑期云：“苹年二十”，即是。）年稍长，“苹男”之外，爷娘又唤做“令昭”，她自中学即投稿发文，亦以“令昭”为笔名，后则改用“林昭”，盖以“令”、“林”是同音字。此处对她的名字的说明是为了纠正当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说，说她“非常像”、也“非常爱”林黛玉，自己才改为“林昭”的。其实，林昭是最不喜欢别人说她是“林黛玉”的，“林黛玉”这个文学形象在“红学”专家们的文章中褒奖得几成完人，而在人们的现实思考中却是一个缺点与弱点太多的女子，故像林昭这样熟通《红楼梦》的北大中文系女学生，我们称她为“林姑娘”时，她或可领受，而若真的说她是“林黛玉”时，她会怒不可遏，感到是一种羞辱！一年之后，大家相处已熟，有人或偶戏称之为“林黛玉”，但只能是背地里的微辞，而非源自她自己的声张。而这主要是由于她确实瘦弱，而且又确实表现了勤学善思、语多卓见的特点！——这些值得注目的优点，如果集之于一个年轻姑娘身上，则更会引人惊叹。
我第一次与她交往，是在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她正在那不太亮的台灯下翻阅着一大堆线装书，我看出那是《毛诗郑笺》。后来我们从图书馆里出来，在南阁、北阁旁的透迤小路上，她边走边对我说：“《豳风？七月》中‘女心伤悲，殆与公子同归'说的是什么？我看说的是女奴隶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古代的学者早就指出：‘妇人谓嫁为归。'还说，‘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公子'是贵族小姐，不是少爷。现在许多注本，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岂不荒唐！”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她的这些观点，大约也曾请教过游国恩先生，记得有一次，游先生身体不适，我到燕东园去探望，他还谈到林昭的勤学与多思，提到她对《七月》的见解，游先生多有称赞。后来，听说游先生曾建议系里把林昭从新闻专业转到文学专业，先生以为：林昭若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会很有前途。后来不知为什么游先生的这一建议没有实现。其实，林昭在考人北大以前就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常州民报》当记者，考人北大中文系仍在新闻专业学习，她博览群书，文思敏捷，众文体皆能，若不是命运不祥，她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新闻文化工作者、文学研究者的。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了平反追悼大会之次日，我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学燕东园杨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并辞行，这位八十六岁的仁厚长者见到我们潸然泪下，他向我说了两件事：一、当年在讨论逮捕我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二、当年在讨论游先生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同意的。——但皆适得其反！先生不无兴叹地说：“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存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1955年春天，北大学生会设群众文化部，大力组建了名目繁多的文学艺术社团，例如国乐社、西乐社、舞蹈社、戏剧社、大学生合唱团、摄影社、美术社、武术社、北大诗社等等。
北大诗社集中了北大校园诗坛上的著名学生诗人，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越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都是北大诗社的台柱，也是今日蜚声诗坛的著名诗人与诗歌评论家！
而林昭则以江南女儿独具的聪颖与文思，以她的古、近、今体兼能，诗、词、文俱佳的丰赡素养，在北大诗坛占得一席之地！“林姑娘”的美称由此兴焉！她极爱与人逗嘴，每次雅集总不免先口战良久，戏谑争胜，猜灯谜、忆亡书，气氛热烈。其时，我混迹于这北大校园诗人群之间，忝列末座，耳濡目染着天才花园里的春色，肥沃了自己的贫瘠与乏陋，获益匪浅！今日思之，堪谓幸运！但这种文学与友谊的结社，自1957年后，便霜残雨摧。真可谓燕园春色灭、斯文绝，大有“草色遥看”的怅惘与萧然之态！令人兴叹！
北大诗社自1955年春即出版月刊《北大诗刊》，初为三十二开小本，后自1956年改为十六开本。我和林昭都被任命为编辑部的成员，于是经常与校印刷厂打交道。林昭对清样的校对往往三四次仍不放心，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