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画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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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鲁迅虽然不无忧患，但是，在斗争的推动下，仍然表现得十分亢奋。他正式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开会、联络、奔走；还要写作，编辑，讲课；还要提出诉讼，同司法兼管教育的“老虎总长”打官司。余下的工作便是：看病，吃药。他决心带着病痛，同这个邪恶的世界周旋到底。
在维持会主持下，女师大师生在宗帽胡同租了一些民房做临时校舍，于9月同北京各高校同时开学。11月，北京数万工人学生发起大规模示威运动，游行队伍接着冲击段祺瑞、章士钊、刘百昭等人的住宅，放火焚烧晨报馆。一时间，大小官员纷纷逃遁。女子大学当局及部分职员以为“革命”来了，也随之溃退。对女师大来说，形势变得十分有利，在女子大学学生的配合下，全体师生胜利举行了复校运动，女师大校牌挂起来以后，次日即开招待会，向各界报告复校经过；接着，选举校务维持会主席易培基为校长。这次选举，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校长民选”的先例。此间，鲁迅曾为一张学生集体照题词；文中引用了两句古诗，曰：“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紧接着，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鲁迅的复职令，平政院也通过了议案，算是“平反”了。然而，这个桀骜不驯的人物，不但没有因此收敛锐气，反而变得更加好斗。他不会轻易转移他的斗争目标，那就是：政府。
正当女师大学生为她们的胜利斗争欢欣鼓舞时，一个意外的打击，使她们一下了完全陷入黑暗里。
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等交战，奉军失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在中国的利益，于12日炮击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并纠集辛丑条约中的各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8日上午，北京二百多个团体，十多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场上高悬书写“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八个大字的血衣，气氛十分壮烈。会议通过驳复最后通牒，驱逐署名最后通牒的公使，成立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决议后，组织了一个两千多人的请愿团，高呼口号，直奔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由于面对的是专制反动、野蛮的政府，因此，希望和平对话只是一种幻想，流血冲突是必然的。当天，被枪杀的学生群众就有47人，伤200余人，构成现代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天，许广平原来是计划参加请愿的；出发前，把替鲁迅抄的书稿送到老虎尾巴时，被鲁迅留下来了。鲁迅始终认为，一个政府，如果真的是国民的代表，原也无须请愿；如果不是，请愿又有什么作用？但是无论如何，他想不到政府的手段会是如此凶残。噩耗传来，死者中竟有他的两位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这使他感到了无法承受的巨大的悲痛，致使一篇刚刚开头的题为《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文章以另一种内容续写完成。在最后一节，他写道：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它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话，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第三章9。旋涡中（3）
写完，他特意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他要让自己，以致所有的中国人记住这个日子。
政府一面穷凶极恶，一面力图掩盖事实真相，宣布死者为“暴徒”，请愿为“暴乱”，枪杀学生自然是“平暴”了。除了歪曲的新闻报道之外，一群聚集在《现代评论》周围的文人学者也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散布流言，污蔑群众和青年学生，说是“自蹈死地”。其实，自女师大事件以来，这批被称之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便一直与章士钊、杨荫榆等沆瀣一气，说“闲话”，放冷箭，甚至公开与学生为敌。尤其是陈源，他的《西滢闲话》，可以做为官方喉舌的代表。鲁迅与他们之间的缠斗，耗费了不少心力，但也因此留下了收入《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的许多篇章。收进《坟》的最后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虽然是关于革命历史的经验性总结，但明显的是为面临的现实斗争激发而写的。如果说“痛打落水狗”的公式带有隐喻性质，那么，他在这个时期中所写的杂感，大多属于公开的私人论战的文字。所谓“论时事不留情面，砭锢弊常取类型”，几乎把每一个论敌当成为一个典型，从单个的解剖来揭示人物的共相，因此，就像瞿秋白曾经指出的那样，像章士钊、陈西滢之类，都是明明白白地可以作为政治名词来读的。这是鲁迅在斗争实践中开创出来又一种文体风格。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源照例说“闲话”，说是罪在群众领袖，而非政府；正是他们“叫”人去“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的，女师大学生也是因为被“叫”才“不得已”参加的，所以“当得起虐待的名字”，结论是：“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这种走狗的论调，必然遭到鲁迅的加倍的痛击。
而加倍的压迫也接踵而至。惨案发生的次日，政府下令通缉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士徐谦、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据传还列有一个50人的黑名单，密令军警缉捕。名单中就有鲁迅的名字。不得已，在亲友的多方劝说之下，他终于在参加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之后，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短暂的流亡。
避难前，写下《死地》；避难中写下《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大衍发微》等，是一个完整的创作系列，在愤怒的抗议和痛苦的辗转中，反复言说关于“壕堑战”的思想。对于一个专制的政府，固然不可以抱有和平的幻想；倘论战斗，也都不可以采用“正规的战法”的。这位被众多称为“自由主义者”所嫉恨的人物，对事件表态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大约这也就是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革命论者与别的革命者不同的地方罢？但是要战斗下去，这态度在他是非常明确的。因为除却战斗，一个衰亡民族不可能有别的获救的希望，虽然希望一样微茫。
在长期的斗争中，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密切。一个年轻女性的爱情所给予他的鼓舞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无论如何，他已经从曾经试图了结自己的黑暗的深渊中苏生过来，重新点燃灰烬，显现出甚至连青年期也都不曾有过的健旺的战斗意识。他写了《死火》、《腊叶》，以记录内心深处对许广平的感激。大约在1925年10月，即许广平发表《风子是我的爱……》和《同行者》前后，两人的爱人关系就确定下来了。
一个人，在有了家室之后还有没有爱的权利？这对鲁迅来说成了严重的问题。他绕不开朱安。而且，与自称为“同行者”的许广平的结合，是不是就可以保证一直相爱地走到生命的尽头呢？在这个问题上，最充分地反映了他的多疑的性格。在一个月内，他写了两个小说：《伤逝》与《孤独者》。子君迎着严威和冷眼勇敢地携爱人走来，却是一个人诀袂径去；单身的魏连殳以送殓始，同样以送殓终。在自己所敷衍的故事中间，他一面咀嚼人生和爱情的本味，一面琢磨下一步的走法。
政治的阻遏，爱情的发展，在这夹缝中间他已经没有退路了。最后，他决定与许广平一同离京南下。此前，同上黑名单的老同事林语堂已在厦门大学就任语言学教授、文科主任兼研究院总秘书等职，这时恰好介绍他去当教授；而许广平毕业后，也将回到她的母校广东省立女师范任教，这样，就有了同行的借口了。其实，他们的关系还是相当隐蔽的，死结还没有解开；但有一个想法是比较明朗的，就是在相近的地方分头为社会服务两年，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两年以后再会合到一起。
对于即将离去的北京，鲁迅是颇多眷恋的，这是新文学运动的发源地，是他长期与政府及走狗文人相周旋的地方。学生章廷谦到他家里求字留念，他从司马相如讽谏汉武帝好神仙的《大人赋》中抄录一段见赠，最后两句是：“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他并不企慕个人的宁静与安逸，他所喜欢的，惟是战斗的人间。
第四章10。孤岛（1）
厦大是一个孤岛。
厦大中的鲁迅，在各种包围和阻绝中也成了孤岛。
在鲁迅看来，厦大就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四面都是海滩，无屋可租，校舍极其窄而且散漫，许多同来的教授讲师都被搁在当作陈列室的大洋楼上。鲁迅的住处距课室不远，倘要上课，则必须走96级石阶，来回192级，所以他开玩笑说，这简直是“收拾光棍”。后来迁到号称集美楼的一个无人可以为邻的大房间里，环境似乎略有改善，而搬迁时为了一件器具，一个灯泡，都得处处受气。总之，他初来几天，对厦大的印象便糟透了。
本地人相当封闭，又欺生，歧视外来者，把鲁迅等南来的教员称为“北人”。在教员内部，也热衷于派系斗争，互相攻击排挤，惟以校长之喜怒是伺。除了普遍的权力崇拜之外，这个近海的地方还有一种特别的拜金主义的风气；用鲁迅的话说，在这里，“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争宠，献媚，叩头。”从校长到教员，大抵是趋炎附势，汲汲于名利之徒。在通信中，鲁迅如此写下自己的观感：“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这里指的是史学家顾颉刚。在鲁迅看来，顾颉刚在政治上是反对国民革命的，而且为人虚伪，圆滑，善于经营。鲁迅最感厌恶的黄坚，便是他所荐引的；此外还安排了多人，而且都有眷属，大有从此江山永固之概。他表示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
然而，既然来到了这个荒岛，只好放火烧荒，开拓，播种，尽可能地多做些事情。新文化运动兴起已久，而这里的学生还是读《礼记》《大学》之类，做的也是“之乎者也”的文章。在群贤楼大礼堂开会或观剧，男女学生各坐一边，界限清清楚楚，有一个男生给班上的女生写信，要是在北大是根本不当一回事的，在这里却闹得沸沸扬扬。对于一个恶浊的环境，凭一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除了讲授文学史和小说史，鲁迅课余仍悉心指导学生的文学创作。两个文学社“泱泱社”和“鼓浪社”就这样组织起来了，《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随之相继产生，成为荒岛上最早散发出新文化气息的异样的花草。学生请求鲁迅审阅和修改稿件，他并不推辞。此外，他还应邀做了多次讲演，散播自由平等和反抗的思想。比如《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讲演，光看题目，就知道它的危险的鼓动性质，他希望在眼前的青年人中，有更多的叛逆者出现，为改变现存的秩序而斗争。
在日常生活中，毕竟太缺乏刺激。除了许广平来信和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炮声能够不时地为他带来欣喜之外，整个的心情，都像这孤岛一样笼罩着一种近于恒在的荒凉。仅来一个月，他便写信告诉许寿裳说：“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了生活，亦殊无聊。”几乎在同时，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重复了同样意思的话：“一个人要生活必须要生活费，人生劳劳，大抵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他是热爱生活的。为此，他决定放弃原先计划，把两年单干的时间缩短为一年。
既然是短暂的勾留，势必没有大计划，比较而言，厦门的日子，也就几乎成了锐进的一生中的又一处明显的停顿。此刻对他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进取，实际上也无由进取，而是总结。而寂静的环境和沉闷的生活，是宜于回忆和反思的。
思想总结的完整体现，是杂文集《坟》的出版。后记《写在〈坟〉后面》是一篇胶结着诗与思的极富创意的文字，也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字。
在文章中，鲁迅严格地解剖着自己，说在思想上，是中了些庄周韩非的毒的，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心里也常有；他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因摆脱不开而时常感到沉重。他说是常常诅咒这思想，并且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概念，强调说，“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是把自己，连同其他的启蒙思想者也看做这“中间物”的。“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所以，他把生活和斗争看作是通往坟的道路；这道路是探索的，实践的，总之是无须指引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极力反对保守，倒退，反对复古，把这一切等同于试行自杀。“中间物”意识是一种生命意识，一种平民意识，一种革命意识。由于他始终坚持了这一意识，故而使他卓然独立于所有的文化人和大队的革命者之中，既峻切，激烈，又满怀依恋的深情。
第四章11。孤岛（2）
这时，高长虹和他的“狂飚社”同仁向鲁迅发起了攻击。起因大约因为向培良有一个剧本投给《莽原》，主持人韦素园答复说可以发表，却因版面的关系而拖延了两期，后来接获消息，说是剧本已由作者收入即将出版的书中，便将原稿退还。为此，向培良愤愤不平，认为压制稿件是别有用心的，并将情况写信告诉了上海的高长虹。高长虹接信后，接连发表文章，说韦素园“曾以权威献人，今则用以自献”，又说鲁迅自任编辑的莽原社内部有“党伐”现象，“几无处不显示有入主出奴之分”。接着步步进逼，又著文说鲁迅想获得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连年龄，疾病都成了嘲笑的材料，说：“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高歌和向培良也相跟着漫骂诅咒，指鲁迅为“世故老人”、“绊脚石”、“前一个时期的人物”。鲁迅一面忍隐，一面调查，但当忍无可忍时终于出手反击了。对于狂飚社特赐的“思想界先驱者”的“纸糊的假冠”，他联系了此前陈源类似的嘲笑，指出，这是“暗中所加，别有作用”；至于自己对“假冠”的态度，则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他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深入批判了高长虹一类青年中的“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高长虹还在文章中暗示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又作诗说：“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高长虹明显以“太阳”自况，“月儿”是许广平，鲁迅则是“夜”了。对此，鲁迅特别愤怒，便写了小说《奔月》，用了影射的手法，作了猛烈而刻毒的回击。对于这些年轻朋友，他坦言道：
我乃党同而伐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