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画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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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岗位派”一类人物所歧视，甚至敌视的；认为“同路人文学”在本质上是与革命目标相敌对的，反革命的。这种“狂妄的、一知半解和神气十足的共产党员架子”，与创造派极其相似。因此，他的翻译，与其说是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苏联文学的现状，毋宁说他借此事实批判革命文学家的错误倾向，为长期陷于“瞒和骗”的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一种新的范型。
这时，遭到政府封禁的《语丝》已由北京迁到上海，由他担任编辑。他仍然觉得手头只有一份杂志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还得有揭载译文的场地。于是，他便同郁达夫共同主编了另一种刊物：《奔流》。实际上，整个编辑工作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翻译，编辑，校对，完后还得写编后记，还得搜集和安排插图。正如他所说，“因为《奔流》，终日奔得很忙”；“白天汗流，夜间蚊咬，较可忍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
第七章21。左联时期（1）
1927年5月，鲁迅只身返京省亲。
年前，他就接到“老太太的命令”，但因为陷身斗争，无暇他顾，再者恐怕同许广平的关系有关，便一直拖延着。而今，“害马”已经怀孕，他不能不把两人同居的“秘密”向家人公开了。
在北京逗留的大半个月里，鲁迅在燕大，北大，以及两所师范学院里一共做了四次讲演，很出了一下风头。讲演的内容有新文学问题，妇女问题，还有其他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他讲话时总是处处联系着个人过往的斗争经验，执著于记忆中的创痛，“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如他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他强调政治先行，强调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意义；相对于“阶级斗争”，提出“同级斗争”这一特别富于民族文化内涵的概念。他的意见是，应当及早消除普遍的“互斗”现象，致力于阶级的抗争。由于思想的魅力，他每到一处，听众如潮。在北大讲坛，因为拥挤，他不得不通过后台走上讲坛。还有报道说，青年看到讲演的海报，奔跑相告，争先恐后，以致一度使周围一带的警察受惊。
鲁迅先后三次前往未名社，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青年朋友晤谈，又特意到西山疗养院去，看望了重病中的韦素园。此外，他还访问了几个教育部里的旧同学，得悉因有学校拟留他教书，遂使一些教员惴惴危惧的消息。往日的北京，已经变做北平，然而，城市非但不见进步，反而日见停滞和颓废。感慨之余，更加坚定了他在外“漂流”的决心。
返回上海后，第一件事是同老板李小峰打了一场版税官司。虽然，官司以鲁迅获胜告终，但《奔流》也因此失去经济上的给养而夭亡。由于这场官司，林语堂同鲁迅在一次晚宴上起了争执，终至友情破裂；究其实，在思想倾向上，两个早已是分道扬镳了。
9月，海婴出生。从此，在精神上不免多出了一种负累。过份的关怀就是负累。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也能给他带来少有的欢愉，但是并不能减少他的隐忧；这从后来关于转地疗养的通讯，从遗嘱，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孩子的爱是感人的，《自嘲》诗里有一联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至今为人们所传诵。他的《答客诮》，作为父亲的自画像，更是传神：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于菟。
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党中央高踞于国家之上，党政不分，从军队直到所有的群众团体都成了党的御用工具。1928年8月，蒋介石宣布：在“全国统一”的形势下，应进行“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从“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次年1月，国民党中央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均为“反动宣传品”，应予“查禁查封或究办之”。3月封闭晓山书店，8月封闭创造社出版社，上海几所学校也遭到查封。10月，国民党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以遏乱源”。自由，民主和人权公然遭到践踏，专制秩序代替战争和混乱。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
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
鲁迅同青年朋友柔石一起出席自由盟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知识者群体秘密召开的会议上，他没有正式发言。他向柔石的朋友，会议主持人冯雪峰表示说，他是不赞成这种方式的，但同意发表一个宣言。但当发起人名单正式发表的时候，他却同郁达夫一起，成了领衔的人物了。
接着，上海又成立了20多个分会。自由盟敦请鲁迅等出席系列讲演活动，宣讲自由的真义。他先后做过几次讲演，都是讲说文艺和美学，是自由的边缘主题，并没有进入组织者指定的中心；然而，通过他特有的策略和方式，却成了自由和人权的最出色的宣传家。可是所有这些，都骗不过嗅觉发达的“文探”。他们跟踪自由盟的活动，利用党国的传媒，诽谤，漫骂，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文章，最恶毒的是，强调“以党治国”而否定自由盟存在的正当性，目的在于鼓励当局采取镇压活动。果然，国民党政府下令上海各校禁止自由盟派人来讲演，并通过巡捕房，秘密逮捕主持人。浙江省党部得悉自由盟的情况之后，随即呈请南京当局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51人。起初，鲁迅并不以为意，仍照常出入内山书店；后来经过许广平和友人的再三规劝，才不能不在书店的假三层躲了起来。除了柔石，冯雪峰，郁达夫等有限的四五个朋友之外，他不敢公开寄寓的地址。每隔几天，许广平便抱海婴去探望一次；偶尔外出，还有人跟踪。这种境遇，既是禁闭，也是流亡。他写信给章廷谦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直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但他仍然珍惜这仅有的一点“残剩的自由”。避难期间，他曾数次觅屋，后经内山介绍，于5月中旬进入北四川路公寓。为安全计，他只好在门上贴上写有“内山完造”字样的纸条。
第七章22。左联时期（2）
几乎在自由盟成立的同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政策，决定争取鲁迅，并且通过鲁迅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外围组织。一方面，阻止党员停止攻击鲁迅，派遣潘汉年作为中宣部联络员，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开展组织的筹备工作；另一方面，让冯雪峰出面，说服鲁迅加盟。在当前，任何反对政府的行动，都是他愿意支持的，何况是青年文学团体。他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以及一些他认为无碍于他单独战斗的原则。他说，他不一定参加左联的筹备小组的工作，挂名可以，但不能每次会议都参加。筹备会议公认鲁迅的盟主地位，曾经考虑在组织内部给予他以类似“委员长”“主席”的“头衔”以示尊重，他一概谢绝了。在有关发起人的名单问题上，他同这群未来的伙伴也存在着意见分岐。他提议应当加入两个人，即郁达夫和叶圣陶；前者被勉强接受了，而后者仍然遭到拒绝。对于这种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关门主义的作法，他是不满意的。至于参照苏联“拉普”和日本“纳普”的宣言拟订的纲领，大约鲁迅从总体上看出了由创造派保留下来的脱离现实和惟我独尊的倾向，也就不拟修正，只是看后缓缓说了一句话，算是表明态度：“反正这种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就这样罢。”
左联的成立大会于3月2日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一共有四五十人，主席团三人：鲁迅、夏衍、钱杏；常委七人：夏衍、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大会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建立与各进步团体及国际左翼文艺团体的联系。
鲁迅的发言，在精神上是对纲领持批判态度的。令创造派成员感到困惑和不满的是，当大家一致向前看的时候，这老头子仍然算旧账，说了类似“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话。的确，他不怕开罪于新的战友，认为有必要对思想斗争的历史进行反思。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作家的现实体验和大众意识，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把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提高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此外，还就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如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持久战，战线的扩大，战士的培养，以及建立联合战线等，也都表示了个人的意见。
在左联成立后不久，鲁迅写信致章廷谦，表白加入团体的想法：“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飚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两年后，还这样说到：“到1930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
中共方面的某些领导人出于政治上单方面的考虑，几乎一开始就像对待政治组织一样对待左联，使之秘密化，要求作家发传单，贴标语，参加飞行集会等活动，忽视了它作为文学团体的特殊性质。这样，左联就有了“第二党”之称，距鲁迅加盟的初衷愈来愈远。实际上，两者的距离也确乎愈来愈大了。
第七章23。左联时期（3）
中国传统士人对权力有一种依附性，其实也就是奴性；现代知识分子即使获得了一种新的观念，也难以逃脱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尤其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大批精英人物，往往寄改革的希望于上层，前有“现代派”，后有“新月派”，小则闹闹别扭，大则为虎作伥，更甚者则直接进入政府，充当权力人物。这其中，胡适称得上是一位领袖人物。国民党“清党”之后的“党化教育”以及一整套极权主义的做法，同他的一些观念是有冲突的，为此他曾以辞去大学院委员的职务相要挟，写信给司法院长提出抗议，并把信件发送通讯社，还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人权”的文章，向“党治”提出挑战。但是，关于这段越轨的举动，胡适本人有自白说：“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他自身改善。”他还写信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为了求得“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互相认识”。即便对党国怀着如此的忠诚，仍然遭到政府的惩罚。中央明令教育部蒋梦麟签发对胡适的“警告令”，出版《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动员国民党人批判胡适。1930年2月，中宣部发出密令，禁止出售和销毁《新月》杂志，查禁胡适等著的《人权论集》，传媒纷纷揭载有关惩治胡适的各种议案和消息。
对于胡适们的“人权运动”，鲁迅没有直接评议。他知道，在“人权案”问题上，决不能作出使压迫者有任何可供利用的事情；但是，为主子设想的奴才道德，是必须加以揭露的。为此，他发表了一篇《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无情地嘲笑这群“刽子手和皂隶”“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拙劣表演。“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个道理。”鲁迅需要指出的是，新月派批评家所以有超然的态度，实在因为有着超然的地位所致。
这时候，鲁迅大体上放过了胡适，着重批判的倒是梁实秋。这是有意味的。在《新月》的圈子里，从事文艺批评的，几乎只有梁实秋一人。梁实秋不但要做“好政府主义”的宣传家，而且自告奋勇，以反对“普罗文学运动”为己任。因此，当左翼文艺在重重压迫下艰难生长的时候，对梁实秋方面加以狙击是必要的。
1929年9月，《新月》同期发表梁实秋的两篇论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在强调文学的对人的全面完整的体现，艺术的相对独立性，以及主张译文的畅达等，不能说梁实秋的文章毫无可取之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论文主旨在于否定正在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头一篇歪曲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和主张，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纯属于子虚乌有；后一篇不仅仅是翻译的技术问题，而是借批评“晦涩”、“难懂”，而抹煞所有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以及翻译实践。
鲁迅作了一篇长文作答，把两个问题扭到一起，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章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实则强调反抗压迫的斗争的必要性，其中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梁实秋的种种讥笑“多数永远是愚蠢的”之类的贵族派头，特别为鲁迅所憎恶；他的反驳，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一贯的平民意识的突出表现。与此同时，他又指出文学不是“只有”阶级性而已，可见他对人性并不加以抹杀。在他创作的小说人物谱系中，哪怕漫画化的阿Q，他的性格和行为，都是不可以用“阶级性”作出全部的说明的。
此后，鲁迅还作过两文直接抨击梁实秋，就是《“好政府主义”》以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章表明，像梁实秋一类人物，是为政府和上流社会服务的。因为是“走狗”，所以“驯良”；又因为驯良，所以“雅”。
从创造派到梁实秋，他们是从左到右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行曲解的。梁实秋主张文学只有普遍的人性，否定阶级性；“革命文学家”则坚持文学只有阶级性，否定共通的人性，两者都一样的“以意为之”。所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特意在“人性”的“艺术之宫”里，安排了两把虎皮交椅，让梁实秋和钱杏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并排而坐，“劳资”媲美。《我们要批评家》也是既说成仿吾和钱杏，也说陈西滢和梁实秋的；但批评前者更甚，指众多挂了“革命的”的招牌的作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不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
第七章24。左联时期（4）
7月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讲演，题作《上海文艺之一瞥》，对革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