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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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上布拉格维申斯克（即海兰泡）时，东方天空一片赤红，照得黑龙江水宛若血流。……手持刺刀的俄军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随即，俄国兵一齐开枪射击。喊声、哭声、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
“二十一日（公历7月17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这个地区，在我穿越它之前的不到四个星期，曾经是一个战场。欧洲的媒体对这个战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它真正特点却全然被忽略了。”“这不是在黑龙江岸边发生的、有组织的交战双方的一场武装较量，这是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全体居民的冷血屠杀以及对其家园的系统毁灭。”
“麻木的人们就看着黑龙江面浮满尸体，嗜血的凶手们全然不顾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们的乞求。生活在海兰泡的六千中国居民，只有六个人幸免于难。”“凶手们惩罚受难者并屠杀那些试图在水中自救的人。他们用受难者的长发辫把他们绑在一起，再投入水中。”
“二百余年积蓄，迫为国难，一旦抛空，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奔瑷珲。对过长江阻梗，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江东屯仓，俄兵举火烧平，愁烟蔽日，难民避无处，哀鸿遍野。”（以上材料来自一篇网文：《让中国人寒心一辈子的俄罗斯地名》）
这些记录，今天看来仍旧是触目惊心，恍如隔世。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发生后，俄国人还为自己的暴行百般抵赖，甚至狡辩说“中国人围攻海兰泡，俄国人是正当防卫”、“中国人是主动撤离，俄国人并没有驱赶”等等。更无耻的是，某些俄方人士声称，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领土”。只是很奇怪的是，中国人怎么会在老毛子之前定居在那里，那些地方怎么又会全是中国的地名。
瑷珲纪念馆有一幅大型铜雕，叫《痛失》，一位母亲抱着自己的女儿，尽管女儿还很丰腴，却静静地死在母亲的怀中，这大概就隐喻着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等地区的丧失吧。
而就在瑷珲的河对面，如今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海兰泡）的博物馆里，也有一幅油画，描绘的却是“中国人在围攻海兰泡”的场景：城内燃着熊熊的大火，中国人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围攻海兰泡，而“英雄的”俄罗斯儿女正在为捍卫自己的“故土”而奋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00年海兰泡的惨案，在这里居然被描绘成了俄国人伟大的“卫国战争”。
“江东六十四屯今犹在，何人光复大江东。”
这首《龙江吟》，是曾经负责交涉收复江东六十四屯的清代瑷珲副都统姚福升当年写下的诗，作为一个中国官员，面对国人被屠、国土被夺的遭遇和当时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无能为力和无奈，又该向谁去述说呢？
俄国人贪婪的脚步并没有因为制造这些血案而停止。1911年12月，沙俄乘着中国爆发辛亥革命的机会，积极策动外蒙古分裂势力宣布“独立”。1913年11月，又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古所谓的“自治权”和沙俄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条约中，沙俄只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虚名。
了却恩怨，中俄领土止争端（3）
1914年6月，俄军又侵入唐努乌梁海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唐努乌梁海地区归俄罗斯所有，强行霸占了我国十七万平方公里领土。对于这些被侵占的地区，不仅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未予承认，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声明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多行不义必自毙。沙皇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苏联政府多次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
1924年5月，中华民国（曹锟大总统时期）和苏联在《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规定，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双方举行会议商订解决所有悬案的详细办法。两国政府同意在上述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帝俄政府所订一切条约概行废止，根据相互平等原则及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精神，重新订约。
但令人扼腕的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时期，内政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刚签订几个月，我们的“贿选总统”曹锟，很快在军阀混战中被赶下台，上台“临时执政”的是接替者段祺瑞，而又过了一年半后，北伐战争爆发了。从1912年到1928年，北京的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总共换了38届，这些外交事务也基本上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
苏联人也不诚实，后来不但没有遵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反而将之完全推翻。1925年5月，苏联为获得日本的承认，认可了1905年的《日俄和约》（即《朴茨茅斯和约》），完全违背了和中国签订的《悬案大纲协定》精神，和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1921年７月，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当时已经进入外蒙古），宣布“独立”，建立“蒙古国”。消息传来，国内各民间团体、党派纷纷发表宣言，致电当时的北京政府，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并谴责苏联对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也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也只能仅此而已。
1945年二战结束前，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蒋介石被排除在雅尔塔会议之外（这就是英美中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召开开罗会议的原因）。斯大林之所以不想让蒋介石参加雅尔塔会议，表面上是认为中国不够大国的资格，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让中国参与有关蒙古问题的讨论。雅尔塔会议的结果，美英两国最终同意了苏联维持外蒙古“独立”现状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前往苏联访问，开始时很受斯大林的冷遇，据说进行建立同盟的谈判前，苏联提出的前提条件是要求新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尽管中苏后来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但谈判中的不快当事人记忆犹新，这也许是构成后来中苏交恶的最初起因。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当中国提出解决蒙古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而此时的蒙古，早已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交恶，导致了两国边境出现非常紧张的态势，苏联人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威胁着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边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甚至全面越过“条约线”，偷偷摸摸地把边界向我方一侧推进，导致中苏边境小规模的冲突不断。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让中苏矛盾发展到顶峰。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从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巡逻队在岛上冲突不断，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火箭炮，我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双方展开猛烈的争夺，互有伤亡。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势力开始日渐减弱。1986年7月28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承认中苏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并表示愿意按照国际公法，合理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共同建设一条和平边界。对此，我国领导人邓小平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由此，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走上正轨，并成立了联合勘界委员会，逐步展开勘界立碑工作。
了却恩怨，中俄领土止争端（4）
1989年5月，邓小平再次明确宣布：“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在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下，1989年10月举行的中苏第三轮边界谈判对中苏东段大部分边界的走向达成一致。1991年5月，两国签订《中苏东段国界协定》，中方收回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的岛屿，并取得了经黑瞎子岛两侧在两江水域的自由航行权和经图们江下游的出海权。
1991年，苏联解体，原和苏联接壤的边境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所有，边境谈判也继续在这四国间继续进行。1994年9月，《中俄西段国界协定》签署；1998年11月，中俄两国已勘定的边界首次在实地准确标示。至此，除黑瞎子岛和阿巴盖图洲渚两地的划界外，中俄边界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的边境划界谈判也在顺利进行。1994年4月26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了《中哈国界协定》，随后又在1997年和1998年签署了两个《中哈国界补充协定》，最终解决了两国间的边界问题。
1996年7月4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中吉国界协定》。1999年8月，中吉两国又签署了《中吉国界补充协定》，最终划定了一块争议地区的边界走向，两国的边界问题从而得到全面解决。
1999年8月13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中塔国界的协定》。2002年5月27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订《关于中塔国界的补充协定》，将最后有争议的边界划定。
2004年10月，中俄两国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根据补充协定，中俄最后一部分有争议的边界土地，包括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的黑瞎子岛和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在内的近375平方公里，双方将各得一半。由此，两国间领土的争执和纠葛，终于以边界线全线标定的结果而暂时告一段落。
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军志愿抗法（1）
19世纪70年代后期，大清帝国总体局势发展良好，人心思定，各地争办洋务，开矿建厂，中外相安，帝国一时间欣欣向荣，颇有“中兴”之象。但在这平静当中，却隐隐有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首先是在帝国的周边，危机开始蔓延，譬如，帝国最南边的藩属国越南就突起波澜。
越南，古代也称交趾，或叫安南，自汉朝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一直属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管辖地。公元679年，唐朝在南越设安南都护府，“安南”名称由此而来。公元973年，宋太祖册封了安南郡王，此后越南又经历了前黎、李、陈、黎等朝代。1802年，阮福映建立了阮朝，取国号为“南越”，第二年清朝政府（嘉庆八年）将安南国改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国王，越南由此而得名。
话说那欧洲的法兰西国，也是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该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到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时期，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国力也是蒸蒸日上。但不走运的是，法兰西国旁边的普鲁士王国（后来的德国）也正处于上升阶段，一山难容二虎，1870年两国色当一役恶战一场，结果法兰西国一败涂地，从大皇帝到元帅到做饭的伙夫，一股脑儿都做了普鲁士人的俘虏。随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虽也号称民主共和，但新败之下，仍旧侵略成性，当时其矛头所向，正是越南。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之心由来已久。早在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法国的波旁王朝时期），法国传教士百多禄曾跑去帮助越南南方的割据势力阮福映训练军队，并自告奋勇地作为阮福映的代表前往巴黎并在凡尔赛宫签订了《法越攻守同盟条约》，内容主要是法国派兵帮助阮福映夺取政权，到时越南割让土仑、昆仑两岛给法国，并让法国享受贸易特权。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条约刚签订，法国大革命爆发，国王路易十六也被送上了断头台。阮福映则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了阮氏王朝的统治，这个条约也就被人淡忘。
19世纪初，法国人刚安定下来，突然又想起了革命前的那个条约，于是再次来到越南找阮氏王朝兑现上个世纪所做的承诺，但阮氏王朝认为法国人没有履行义务，加以拒绝。
法国人由此怀恨在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法国便将侵略中国的军队抽调出来，去找越南算账。越南抵挡不住法国人的长枪大炮，被迫签下了第一次《西贡条约》，条约规定越南割让南边三省给法国，并开港通商。由此，越南开始逐步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一年后，法国又搞定了柬埔寨，使得整个湄公河下游都落入其手。
1867年，法国人再割占越南三省，并将整个越南南部改名为交趾支那，设立总督进行治理。但法国人还不满足，侵略的爪子又伸向了越南北部，并试图打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
1866年到1868年间，法国人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试图找出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航路，但他们后来发现湄公河的上游（即中国的澜沧江）滩多流急，在当时的航运条件下并不适合航行。
这时，一个名叫堵布益的法国军火商告诉他们说，越南北部红河的航行条件很好，顺着这条河可以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堵布益后来跑到法国海军殖民部游说，说让他带领一艘炮艇前往越南北部，保证打通红河航道。法国海军殖民部信以为真，便指示交趾支那总督给予协助。1873年，堵布益一行不怀好意地来到河内，并在那里胡作非为，引起越南地方政府的抗议，并派人向交趾支那总督控告了堵布益。
法国总督接到控告后，派出上尉军官安邺带领小分队前去调查。安邺到达河内后，也违反权限与越南官员发生了冲突，安邺欺负越南官军武器低劣，便下令进攻河内城，尽管河内巡抚阮知方组织人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越南人的竹枪土炮根本干不过法国人，结果河内城反被安邺小分队轻易拿下。
安邺由此骄横异常，还时而骚扰越南北部海阳等省，一时间得意忘形。阮氏王朝无可奈何之下，便向当时在保胜活动的黑旗军求援。黑旗军是中国人组成的非官方军队，其领袖刘永福原本是广西天地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队伍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在太平天国时期，黑旗军经常活跃于粤桂边界，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在清军的进攻下，刘永福便率黑旗军转移到中越边界地区活动。
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军志愿抗法（2）
刘永福
刘永福祖籍广西博白，1837年生于防城司属古森峒小峰乡。黑旗军退入越南后，正值越南北圻（北部地区）盗匪猖獗，残害人民，刘永福便协助越南官军共同打击当地盗匪，并逐渐控制了安礼、六安、保胜（老街）等地。黑旗军后来在这些地区“开辟山林，聚众耕牧”，自耕自养，倒也安抚一方百姓，该地还出现了“烽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