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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乱世红颜:杨贵妃2-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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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更有一首《骊山有感》咏杨妃云:
  “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这首诗一些也不见好,但却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诗虽然不见佳,但总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乱地取了一些诗句,为了引发杨贵妃故事的若干特出点。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讳的,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封寿王李瑁之妻,后来父皇娶儿媳为妻。
  这是杨贵妃故事的第一阶段,当中国的社会道德律更变之后,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实俱在,无可否定,求告和恫吓兼施,命人们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为尊者讳”,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啊!到了清朝,中国自南宋以来积累起来的社会道德律,几乎比泰山高,比长城固,如朱彝尊其人,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为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唐朝人自己不以为这是违反道德律的,官文书记载,至今仍存后人为了后起对妇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从而也可见中国文化的向衰。为此,在讲故事之前,特别将它提出来:
  关于杨贵妃的婚姻,现存“唐大诏令集”(注:即皇帝命令,俗呼为圣旨的东西)卷四十,“诸王”“册妃”类,及“王妃入道”类,有两封诏令直接提到,一封诏令间接相关,摘要如下:
  册寿王杨妃:
  “维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若曰(中略)……尔河南府士曹参军事杨玄璬长女,公辅之门,清白流庆……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持节册尔为寿王妃……”
  “同中书门下”,即是宰相。册杨玉环为寿王妃,有年月日可查考。册妃,等于现在的订婚。“册”后,尚有不少繁文缛节(见开元礼),大约需要半年或一年才能结婚。估计:杨玉环嫁到寿王李瑁那儿,应在开元二十四夏秋,再推迟些,或开元二十五年初春,最要迟,便少有可能了。
  (注:旧、新两唐书的《杨贵妃传》,对杨玉环出身,似有故意的错乱或隐蔽,《旧唐书》连杨贵妃的父名都弄错,且完全不提先嫁寿王事,《新唐书》主修者不敢太抹杀事实,加入先为寿王妃语,但对杨玉环的父叔,却蒙混过去,因为《新唐书》取旧书资料,二传皆乱采传说,荒唐不经,不必深信。)
  寿王的亲母武惠妃,为皇帝所极宠,她的女儿咸宜公主嫁杨洄,据史书载:杨洄与岳母武惠妃同谋,陷害三位皇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李隆基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将这三个儿子废为庶人,随后又赐死于城东驿。武惠妃这样做,据说是为她亲生的儿子李瑁夺取太子地位,这是可信的。然而,武惠妃本人,却在同年十二月死了,死时才四十岁。史书说,武惠妃是被三位皇子的鬼祟而死的。
  至于杨玉环入宫,中间有一个转折,并不是在名义上直接由寿王妃变为贵妃的,“唐大诏令集”卷四十有“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中曰:
  “……寿王瑁妃杨氏……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宜度为女道士。”
  此敕文不曾留下年月,但仍可以考据的:第一、度杨玉环为女道士,必然是皇帝先和她奸好之后的事,据《新唐书》本纪第五、玄宗纪,开元二十八年条下云:
  “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
  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虽缺了年月,但参照本纪,我们可以定出:皇帝和儿媳杨氏奸好,当在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或稍早,但以十月赴温泉宫时带到骊山以供淫乐的可能最大)。如此,则度为女道士的正确时间就容易考出了,李隆基的亲母窦氏(太后)死忌在正月初二,敕文中“属太后忌辰”,当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二(公元七四一)。
  杨玉环做寿王的妻子,应当有三年多或四年多,结婚至四年,岂有再是处女之可能?何况,唐朝人又并不重视处女膜的。
  杨玉环入宫为女道士(在内宫的太真观,不是长安市的太真观),过了四年多,才被册立为贵妃。
  父、子之间,共妻夺妻,以“女道士”作为过渡,说起来,也可以算避了一下,父亲娶的是女道士,并非儿媳。儿子则在这四五年间没有正式妻子了。天宝四载(公元七四五)七月二十六日壬辰,皇帝再为儿子寿王册韦氏为妃;册韦氏为寿王妃诏,亦存,同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十。皇帝为儿子再册妃后,八月六日壬寅,即册杨太真为贵妃。两册时间头尾在内共十一日。双重喜事来得也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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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附录一(3)



  杨贵妃入宫问题,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国历史、文学,乃至社会上的大问题,卫道之士,竭尽心智要缝补一个古人的处女膜。以现代观念看,这是很无聊之事,但在过去六百年间,此事关乎社会风教,大得很。
  南宋以后,中国女人裹小脚,等于半废了二分之一的人口,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自行在思想上裹小脚,使中国长期不能进步,这是因!而此因又可以说出在杨贵妃的身上。
  除了政治包袱之外,杨贵妃又背上了一个社会道德的包袱。
  在此,先交代了属于正派的有关杨贵妃的大事,这属于严肃和沉重的一面。下面,我再作一篇引言,讲讲马嵬坡事变的来龙去脉。读者们将来看故事,可以有一个概念。同时,也轻松一些,把杨贵妃可能没有死而逃到海外说一说,考一考,事属渺茫无稽,但很有趣,至少比使杨贵妃背着上面所说的包袱更为优雅和风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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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附录二(1)



  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
  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传播最广和久远不衰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作者白居易以杨贵妃的故事串联成此巨制,他写杨贵妃在马嵬坡事变时: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这是文学作品上记杨贵妃的死,是记实,只小有考证上的错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时间为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公元七五六年)六月丁酉(十五日),其时,天子只四军,据《旧唐书·玄宗皇帝记》:
  “六月壬寅(二十日)次散关,分部下为六军。”
  “六军”是在杨贵妃死后五日才建制的。马嵬坡兵变,只可称“四军不发”。不过,文学作品上这样的小误,实无损记实,因为有不少专家编着的史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也一样记错了时间。甚至,连《旧唐书》本身,也前后错记,六军建制,《玄宗纪》记时和《肃宗纪》记时亦各记一日。
  我先引白居易的《长恨歌》,那是为了简单明白,只用十四个字注出了杨贵妃之死。
  《旧唐书·本纪》第九,记马嵬兵变:“……丙辰(注:‘辰’应为‘申’字之误)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白:‘杨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乃诛杨国忠,众方退。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
  《新唐书·本纪》第五,记马嵬兵变云:
  “……丙申,行在望贤宫,丁酉次马嵬;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杀杨国忠及御史大夫魏方进、太常卿杨暄;赐贵妃杨氏死”(注:杨暄为杨国忠之子;二书所记载,以《新唐书》确。)
  又:《旧唐书·玄宗杨贵妃》云:
  “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堂,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新唐书·杨贵妃传》所载略同,文字稍有出入,有如下数语:“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
  司马光《资治通鉴》引实录记马嵬事变较详,录如下:
  “……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此时名李静忠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令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注:马嵬驿之西门),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外门。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爱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寘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乃免冑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注:秦国夫人已早死,《资治通鉴》误。)
  根据以上的记载,杨贵妃被缢杀于马嵬驿的佛堂(依《唐实录》),应该无疑的了,杨贵妃死于马嵬,葬于马嵬,在官文书中,应已确定无疑。同时,我们只从上举简单的官式记录,即可明白:马嵬兵变,实在是李亨(唐肃宗)所发动的。唐代皇位的继承权,自来就不稳定,李亨虽为太子,但能继承与否,不到最后,实无由知。因此,李亨集团乘乱发动兵变,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杀杨贵妃,乃在于杨国忠,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有权力的宰相,而且也是有能力的宰相,如果不能去国忠,即无法弒帝或迫李隆基(唐玄宗)逊位。是以马嵬兵变发生,杨氏兄妹俱死,李亨在后队得讯,即不再随驾赴蜀,而自率所部趋渭滨,走奉天而赴朔方,至平凉,再转灵武,使自为皇帝。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据《唐实录》述马嵬事件发生之后,李隆基等待太子不来,有如下一段记载:
  “……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
  这是经过修饰了的篡位之情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李隆基无可奈何的心情。
  由于目的只在除去杨国忠,国忠死后,新的事太多,迫杨贵妃死,旨在损李隆基的尊严。因此,验尸云云,陈玄礼绝不会认真。再者,陈玄礼为了将来自存,以一个军人,叛迫皇帝之后,如再认真验看贵妃遗体,亵渎之罪大矣。这方面,史书所载,亦已很明白:四军将士闻杨贵妃死讯,即欢呼,陈玄礼免甲胄而拜,那是说明了他们并未去验看杨贵妃的遗体。于是乎,杨贵妃生死之谜,就由此而起——其后,又有一连串故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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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附录二(2)



  李隆基自蜀中返长安,为太上皇,权力已失,他欲改葬杨贵妃而不能公开进行,乃使内侍秘密进行,《旧唐书·杨贵妃传》云:
  “……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新唐书·杨贵妃传》略同,但无“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之句,只言:“启瘗,故香囊犹在。”
  以上两种唐书,皆根据《唐实录》,文句太简略了,且不提改葬事,但强调香囊仍在,这记载便引人玄想,其一:由文句引致之错觉,原葬处掘开来,只剩香囊;其二:李隆基返长安之后,本身处境极劣,改葬杨贵妃为秘密进行,不见尸体,自将引出大事来,甚至会影响到李隆基的生命,于是乃为之讳。至“尸体已坏”说,乃是饰词吧?
  因为,杨贵妃不曾死的传说,在当时即已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当是据传说而将杨贵妃故事神化,不会是完全受汉武帝李夫人故事所影响,李夫人故事被白居易作《长恨歌》时引用衍化,自有其可能,但必然先有传说而才会联想及之。再者,《长恨歌》中记临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访杨贵妃,是基于:一、“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处死”,这里应已点出了杨贵妃葬处无尸体在,倘若未有民间传说,白氏应不会如此写;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又进一步说出了杨贵妃的未死;三、“忽闻海上有仙山”以下云云,在白居易时代,中、日交往已久,且极为频繁,“海上仙山”,无疑是指日本,实是人境,并非仙山;白居易这样的写法,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在文学作品上,倘若指明人境,那就索然无味了。然而,白氏《长恨歌》用“海上仙山”,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当能明其所指。再者,陈鸿所作《长恨歌传》,对于《长恨歌》中的传说“仙话”,作了很有力的结语:“世所不闻者,余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在此,陈鸿把历史及民间传闻分划了开来。可是,民间传说,有时却比历史更吸引人和令人愿意相信。
  于是,杨贵妃未死于马嵬之说,便流传开来。不但在中国如此,在日本国,杨贵妃逃出中国,卒于日本之说亦甚盛。而且,在近年间,杨贵妃故事又泛起来。
  先说日本的近事:一九六三年,一位日本少女出现于电视,自称为中国杨贵妃的后裔,而且还展示古代文件作左证。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轰动,竹内好主编的日文杂志《中国》并详记其事。我在那时也曾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
  在日本,有关杨贵妃死于日本的材料,的确有一些,伪真自然无法鉴定(说老实话,伪的多),但存在久远则是事实。其所谓遗迹而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杨贵妃在日本有两个坟墓,一在荻町的长寿寺内,又一在久津。两墓皆为石塔,但形状不同,我没有亲至墓地察看,所见到的只是杨贵妃二墓的照片。
  此外,又有杨贵妃的像(不知是玉或铜),亦传有二,一在山口的荻町长寿寺,据说是杨贵妃死后,日本人所琢;一在京都,为唐使送往,而两像至今尚存。我到京都几处,俱未曾见到“真迹”,人们指一尊佛像谓为即杨贵妃像,其地似在三十三间堂附近,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或为导游者任意指点而敷衍。
  虽然如此,杨贵妃二墓及二像,又都有典籍记载。我看到过好几种有关杨贵妃的文字记载,是古之好事者虚构,或者是传奇小说类,亦无由辨别,也不欲认真去辨别。各种文件记载不同,一说杨贵妃东渡,侍女从口,大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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