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06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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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金榜早晨去王庄，上午去张庄
像一条浪花飞溅的小溪
流啊流啊
孙好雨还在棉花地里打药
天黑了
孙好雨还在棉花地里打药
孙好雨弟兄四个都立业成家
孙好雨的父亲却没有了家
村头饭店停满摩托“昌河”“桑塔纳”
两三个浓妆艳抹的小姐进进出出
村外修高速
路口挖一条沟拦车收费
新村规划
姓张和姓王的楼房比个子
昨夜里
孙根成家代销店后墙忽然长出一只眼
村长家20棵杨树被脱去青布衫
儿子打工领回一个姑娘
全家人欢天喜地
女儿打工带回一个小伙
一院子霜打了的茄子
23岁的秀秀嫁大她20岁的老板
一村的芝麻叶玉米秆挤眉弄眼
王黑子建了个家庭网站
韭菜种子卖到乌克兰
从市农科所买回的优质苹果苗
结的果子不比鹌鹑蛋大
孙好雨还在地里打药
现在他最想亲近的是地里的玉米和棉花
好一个中午（外二首）
■ 丁 莉
太阳地里袅袅生烟
长长的走廊溽湿幽深
睡眠如旗在子时正点拂动
我在写诗
你的梦做到了哪里
好一个正午 没有名目
没有一定要做的事情
没有长长的影子追赶围剿
没有角色的期待与焦虑
闲散、优美，仿佛要凑足一万条理由
才能有一次
鲁莽和冲动
物自旋，我注视着自身
在自在的思想和光照中
缓缓上升，星体周围铭刻着
玄妙不可言的天文
我宁愿我没有惊扰了谁
又一站
昨天还素不相识的人们 今天围绕着我
旋转
旋转
像烘烤 像冷冷的辐射 像晕眩
透不过气来的细密 让人无由想喊一声
窗台的鸡冠红却在往里收 收
忍住 除了劈头赶上的十月
到哪里去寻求创意
除了慈悲与宽容 谁能独独听出
雨地里石头开花的喧响
三色树作为我的背景
你就会明白 天空还有多少
色彩与斑斓
雨季的背面 仍是无条件来临的日子
是恩德 是无限
响晴如旗 高高飘卷着
以无言胜万言
静物写真
尽收镜底
细细木地板的漆光
沙发巾上美丽的流苏
窗沿 只宜摆一盆文竹
或杯盘狼藉或热气腾腾
谁把谜底卸在餐桌上了
日子 水落石出
如果夜晚来临 灯火就像白孔雀
慵懒懒展开的羽屏：一览无余
电视正淙淙流过
战争与饥馑与漠不相关的
爱情
一如时间的去向暧昧不明
高 高处有什么
一个乌银十字架？一个手编吉祥结？一个
木头人脸？
纯形式？美？神秘？
它挂在那里 又像
大时代的小情结 小时代的
悬置不语
风也许来过 偏偏
弄乱了几页书 几张纸
风也许永远不会再来
惊 喜
■ 刘 章
我原名刘玺，1956年秋天开始在承德地方报发表诗作，1957年5月1日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诗作，都是自由体新诗。1957年冬，在承德高中“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生在老区的我感到是奇耻大辱，寒假回家，母亲生病，便申请退学，投身当时农田建设的大跃进运动中了。
我偶然从《人民日报》和《诗刊》上读到新民歌，很合口味。正月的一天，副乡长登山，作远景规划，我很高兴，便一气呵成写了七字、四行一节的十六行民歌《乡长画图在高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地里干活，在给母亲买药的十里路上，一个小本一支笔，有一句写一句，有两句写两句，写了几十首。我嫌繁体字“玺”不好写，也不愿做皇帝之印，便改名刘章。那时投稿不贴邮票，在信封写“稿件”二字即可。我向当时报刊投稿，除了河北的《蜜蜂》在8月诗专号用了《乡长画图在高山》以外（此诗后选人《红旗歌谣》），不是铅印退稿信就是泥牛人海。我确信自己的诗不比发表的那些差，不再向其他报刊投稿，直攻《诗刊》。1958年8月份，我用32开白纸，一页一首，抄了五十首寄给了《诗刊》，我抱的仅仅是渺茫的希望。
10月的一天，我收到《诗刊》10月号样书两册，在我自拟的《日出唱到太阳落》总标题下，竟发表我的民歌诗20首（后，其中《燕山歌》选人《红旗歌谣》），而且是放在毛主席《送瘟神二首》手迹之后，真是让我惊喜，激动得手都发抖了。我又抄了10来首寄去，《诗刊》12月号又发了七首，而且编辑部（后从手迹看知是丁力）给我写了300来字长信，信上说：“我们想：你还可以写一点长的叙事诗……”我又寄去了小叙事诗《五凤山之歌》，并发表在1959年1月号《诗刊》上，丁力和白婉清分别在《文艺报》和《文艺学习》发表了评价和赏析文章。
由于《诗刊》当时的巨大影响，又连篇累牍推我，我向报刊投稿才有绿灯，并终生与诗结缘。因此，我对《诗刊》感情极深！
后来知道，我的诗差点被一位编辑扔进废纸篓里，幸好后来他让作品组组长尹一之和编辑部主任丁力看，丁力便说好诗，读给大家听，编辑部当时轰动了。
当时《诗刊》主编是臧克家、副主编是徐迟，除了文中已经提到的丁力、尹一之、白婉青等，编辑部还有沙鸥、吴家瑾、许敏歧，除沙鸥外，我和当时《诗刊》元老都有书来信往，有的交往至今。
2005年12月20日于石家庄
刘章，1939年1月22日出生于河北兴隆。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诗刊》编委、《中华诗词》编委、河北省诗刊协会副会长。已出版《刘章诗选》《刘章诗词》等诗文集30部，诗文被选入大、中、小学课本和教材。作品多次获国家奖和省级奖。
背着锦囊，走在路上
■ 娜仁琪琪格
2001年，我参加了诗刊社的函授学习。在梧桐花盛开的四月，诗刊社在金沙岛举行了一个诗会，我应邀前往那里。怀着一颗朝圣的心。
天南地北，诗友们云集而来，我们相觑着陌生的面孔，而在这陌生中，却有着几分似曾相识。一些细节自不必说，要说的是在这次诗会上我的意外惊喜和日后的困惑与不解。诗会过程中有这样一项活动，就是同题诗大赛，老师要求凡参会者必须写一首。
我们开始在渤海的臂弯里，在芦苇返青的小岛上，在每一棵草木中找寻自己的诗歌。那时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天真的孩子。要说的是：那时我是多么地腼腆、多么地怯懦、多么地没见过世面！也特别想找个机会向老师们请教，然而却偏偏绕开了行走，绕开了落座。当时我并不知道，一种美好正走近了我，喜悦在我的上方飞着，喜悦要落上我的肩头。在颁奖会上，当主持人宣布获奖名单时，我意外地在仅有两个一等奖的名单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而且是众所期望的第一个被宣布而出的名字。那仿佛是天外的声音，接着我就懵懵懂懂地站在了领奖台上，懵懵懂懂地走下台来，懵懵懂懂地接受诗友们的祝贺。
我的那组诗的名字叫《金沙岛拾贝》，当时的获奖理由是：清新、空灵、精巧、干净。从金沙岛回来后，再去鲁迅文学院上学，一个子日里安静得不出大气的小女子，一下就成了全班关注的对象。有意思的是我的作品好长时间里没能上得《诗刊》。在上交的作业回复的信函中，指导老师总是轻描淡写。偶然通次电话还说：“很好很好”，当时听了这话，自己就觉得或许能发表了，现在想来这“很好”，其实是一次比一次好的意思，也就是每一次都给你一点希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诗刊社的老师虽然见面的机会还不多，但我们总算是熟识了，一天一位老师一针见血地说：你是假唯美。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撞击，一时被撞晕了。我怎么是假唯美呢？开始寻找书籍，我要发现真正的美。在这期间我阅读了许多大师的作品，学习研究当今优秀诗人的诗作，扩大着阅读范围，涉及到多种形式的文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反思自己，也就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我是多么肤浅啊，自己曾经固守的观念是那样陈腐，像个井底之蛙旋转着舞蹈。有了这样的认识，也就调整了自己的创作观念，把自己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中，从而作品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03年组诗《像芦苇一样柔软与坚韧》发表在了《诗刊·下半月刊》第5期上。在诗的后面有编辑老师的点评：“这三首诗感情浓烈、真挚，表述直接，较为可贵的是作为女性作者，作品中几乎不见使诗歌显得纤细的脂粉气，虽然也是表达了个人情怀，但却让人感到开阔、自由，落笔神游八极。”这是一种认可，而更多的时候我把这当作一种鼓励。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之下，我把诗作投向了一些大刊，也相继发表了。很多的人都会说，热爱文学，重要的是有个好的心境，不要追求发表。然而你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不拿出来让大家品评，交流，认可，你就缺失了更大的向上推动的力量。
回首来路，我看到了一种回旋，一种突奔，同时也是旖旎的风光。她一如水流的姿态，正是因为有了阻力，才产生了这种回旋之美，奔突之美，才体现了一种柔软与坚韧。在某一刻我猛然领悟，诗刊社的老师们在那次同题诗大赛中，发给我的是一个锦囊，而每次的“很好很好”是微茫闪烁的希望，真经则在远方，需要历经磨砺方能获得。他们给了我一种牵引，给了我一个又一个高度，而后又投出了期待和关注的目光。我是不服输的人，是一个和自己过不去的人。是的，在这条路上我学会了和自己过不去，一天我对一个诗友说：最重要的不是你比谁强，而是不断地打败自己，重建自己。
我背着锦囊，依然行走在路上……
娜仁琪琪格，蒙古族，1971年生，辽宁朝阳人。曾在《诗刊》《人民文学》《飞天》《延安文学》《北京文学》《中西诗歌》《绿风》《诗潮》《诗林》等发表作品。有作品入选《2004年中国年度诗歌》等多种选本。现于北京某文学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
寻找台湾新诗界的Ｕ－３０
■ 杨宗翰
挥别2005，跨入2006，虽然大环境对文学不算友善（对纯文学书则近乎苛刻），幸好台湾的新诗依旧挺立——尽管向前行的姿态难免落寞。
当众人把目光聚焦在资深诗人的丰功伟业或中坚世代的连篇佳作之刻，让我们避开那闪烁的星光大道，朝蕴藏着更多惊喜的小径走去吧。试举一个不太相关的例子：竞争激烈的日本职业摔角界有所谓“U－30”（Under 30）头衔，专门提供给三十岁以下极富潜力的青年选手们争取。若能获得此一头衔，不但代表已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也将成为向前辈“呛声”世代交替的不二人选。台湾诗人多为谦谦儒者，近十年诗坛状况更是平和多于斗争，罕见有中生代作家呼吁或响应世代交替之说。但近几年才站上起跑点（按：指刚出版第一本诗集）的青年诗人可不同。这批人已经过了为挥洒青春与伤怀恋情而写作的年纪，风格初具的他们对超越“大师”比模仿“大师”更感兴趣，也无时不在思考规划自己的第二或第三本诗集。他们的知名度当然不及余光中与洛夫，诗集销售量大概也只有郑愁予甚至夏宇的零头，但他们绝对不是没有读者（扣掉家人、女友之类的死忠粉丝，至少还有互看不顺眼的同辈选手？）。他们之中有好几位都拿过一堆文学奖，数量甚至直追上一世代、年纪大上十岁左右的“奖金王”唐捐、陈大为、纪小样，而且获奖记录几无例外都是“从地方包围中央”……如果台湾诗坛在“十大诗人”之外还有其他头衔可以争取，试问谁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U…30”？
评论者不是也不该是预言家，但应该还有一点“推荐”的权力。如果以出版过个人诗集、年龄在三十岁以下为标准，笔者心目中的十位“U…30”候选人如下：李长青、鲸向海、何雅雯、孙梓评、罗浩原、邱稚亘、林德俊、林婉瑜、杨佳娴、曾琮诱。以上大抵是依照他们的出生年来排序，也夹带了一点小小的技术犯规（一九七五的李长青似乎稍微超龄，而一九八一的曾琮诱好像又有点幼齿）。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我想不出不犯规的理由——试想2005年的台湾诗坛若少了《落叶集》，那会是什么风景？除了李长青，诗龄同样超过十年的何雅雯与邱稚亘，也都迟至去年刚出版第一部个人诗集《抒情考古学》及《大好时光》。这么久才“浮出水面”，不难想见三人对诗集出版的审慎态度，也凸显出诗在台湾出版界的坎坷命运。没有尔雅、洪范、麦田等这些出版社的慧眼，三位青年诗人就算因潜水过久不幸“溺死”，大概都很难引起传媒关爱的眼神。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谈新诗在网络上的空前盛况，仿佛网络诗域将全面取代平面传媒；殊不知这代表台湾的诗集生产——销售市场已严重畸形，逼诗人只好全面上网主动“寻找读者”。这是诗之幸或不幸，答案还不够明显吗？其实好的出版社，本来就该让更多读者注意到优秀作家的存在。可惜能达到这项最低标准的出版社，好像越来越少了。
“U…30”这一代诗人所擅长，显然不是解决出版困境或鼓吹运动，对政治议题及社会参与好像也兴趣缺缺。如果真要给个定位，爱读书的他们应该是台湾新诗史上学历最高的一代吧？与多半为大兵出身的资深前辈诗人相较，其阅历之不足处究竟能否以学历来代替，还有待我们持续观察、记录与追踪。往昔当高学历知识分子投身创作队伍时，多半会给人“学院化”或“中、外文系诗人”的刻板印象。此说究竟是褒是贬，实无定论——对何雅雯与杨佳娴两位准博士来说，中文系提供的知识及资源本是其创作沃土，何必蓄意抗拒？何诗的含蓄内敛与杨诗的洒脱外放固然绝不相类，但至少在将蒙尘典故翻出现代新意这点上，《抒情考古学》和《屏息的文明》皆有所成且不露斧凿痕，也算是对中文传统作出贡献与回馈。中文系背景本来就是作家可好好利用的资源，我们应该向视其为原罪者大声说：谁怕中文系？
可利用的资源当然不限于中文系。林德俊的社会观察、鲸向海的医生背景、邱稚亘的艺术眼光，李长青的教师生涯……，皆已陆续成为他们创作中或隐或显的要素。在诗之中，谁说专业与志业不可能结合？倒是同样身为文学编辑的孙梓评及林婉瑜二人，似乎有把诗创作与日常工作切割开来的倾向，繁忙的编辑事务对其创作质量也无甚影响。其中早已成名的孙梓评兼擅小说、散文及新诗创作并皆已结集出版，可谓“U…30”世代中罕见之多面手。他也是极少数能同时获得严肃与通俗文学读者瞩目的青年作家。其实与前行代诗人相较，“U…30”们对严肃及通俗文学、文化的态度相仿，诗与生活在此更为贴紧，读周梦蝶和看周星驰一样让他们充满惊奇。他们同样喜欢制造惊奇：诗可以占领广告版（如晚近的苹果曰“爆”诗行动），诗也不妨化身为最流行的转蛋游戏。至于强调我写、我贴、我最大的Blog，目前已取代校园BBS诗版与“明日报个人新闻台”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