菽园杂记-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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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妈祖的封号来看，自北宋始至清康熙22年多次封妃（至少5次以上），而以“天妃”延续最长，封号最多次，所以至今全国尚存许多天妃宫。这显然是天妃的“官阶”比其它的“妃”为高的缘故。至于“天后”，是康熙，也是她最后的一次封号。由于“后”又比“妃”高一级，所以近世一些地方，为提高马祖的身份，都相继改称“天后”。泉州天后宫，直至解放初市人仍称天妃宫，天后宫也是近年才改的。
然而笔者以为改称天后，不如仍称天妃合理。
按古代体例，妇女为神，一般称“神女”，前面说过，妈祖就称过神女，（又如“汉江神女”），或称“夫人”，（如陈靖姑封“奇仕夫人”）。或称“圣母”，（清代也曾称妈祖为“天上圣母”）。何以马祖历代更多都封她称她为“妃”？《菽园杂记》有一段记载：
“天妃之名，其来久矣。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为妃。然则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漕时，莆田林氏女有灵于江海，人称‘天妃’，此正犹称岐伯、张道陵为‘天师’，极其尊崇之辞耳。或云：水阴类，故凡水神，皆塑妇人像，而拟以名人，如湘江以舜妃鼓堆以尧后，盖世俗不知山水之神，不可以形象求之，而谬为此也。”
这里陆容捞出“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为妃”是水神称“妃”的来历。实际直至现在，世人仍常呼“皇天后土，”特别遇到不幸的事，如南宋岳飞，在秦桧诬其谋反而逮捕他时，他就呼“皇天后土，可表此心”。⑥旧时俗家坟墓前侧常立一小墓堆，竖碑曰：“后土”，以作为土地神的标志。又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水神，确也称“妃”，如湘江水神称“湘妃”，（即陆容所说的“舜妃”），洛水水神称“宓妃”或“灵妃”，可见陆容所说是有根据的。陆容还认为“天妃”是人们对水神的一种“极其尊崇之辞”，犹如人们对岐伯和张道陵称“天师”一样，而妈祖之所以被称为“天妃”，则是她“有灵于江海中”，又认为水属阴类，故水神皆塑妇人像，笔者同意此论，特别是把天妃看成是水神的最高称号。说明妈祖称天妃不仅是皇帝的特封，而且也是人民自觉地尊崇她作为忠于人民至高无上的保护水神。而这个“帝封”号或“人称”号的核心是“以水为妃”，即妃号是来源于水。所以笔者以为天后固然在官阶上比天妃高一级，但却失去了水神的本质意义。康熙晋封马祖为天后，显然只是从官阶上考虑而未虑及水与妃的关係，这就涉及对康熙这个封号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一些地方，特别是泉州，采取的态度是弃本质而取官阶，笔者以为这是不妥的，实际上同样是这个康熙，他在南巡至杭州时，对西湖十景的名称也曾做过删改，如改“两峰插云”为“双峰插云”改“麯院风荷”为“曲院风荷”，改“雷峰夕照”为“雷峰西照”，改“南屏晚钟”为“南屏晓钟”。但人们是否因他是皇帝就得不分是非曲直，一味盲从遵旨，无原则的照搬了呢？事实并不如此，人们只取他前二个，即改“两”为“双”，改“麯”为“曲”，对后二个则不买他的账，依然称“雷峰夕照”、“南屏晚钟”。前二个确实改得合理。实际前二个确实改得合理，音节上也较原称和谐。而后二个则显然不如原称自然朴实。可见人们是以合理实在为取舍原则，而不是以皇帝的旨意为转移的。
还有，如果不顾其现实本质，一定要在官阶上做文章，那么唐高宗乾封元年（666）、过被道教尊为教主的李老君庙时，也曾加封李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太上老君都必须改为唐玄宗开元29年（741）还曾下令南京诸州建立玄元皇帝庙，如果定要以皇帝的封号为准则，那么自公元666年起，太上老君都必须改为太上玄元皇帝，而全国各地的老君庙，老君道观也都应改为“玄元皇帝庙”“玄元皇帝观”，泉州的老君岩，自然也须相应地改为“玄元皇帝岩”或“皇帝岩”了。然而实际又並非如此，世人，特别是道教，仍宁愿称李老君为太上老君，而不愿照唐高宗、唐玄宗的封号去称他为玄元皇帝。原因恐怕就是如此一旦尊称反倒失去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本质意义。所以妈祖最好也归还她作为最高水神的称号———天妃。
三、南宋与金国议和的罪魁是宋高宗还是秦桧；由于议和实际是屈膝投降，只要看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议和成，宋称臣割地赔款，岁奉银绢与金国。便可证明，所以这个问题实际是在追究投降派的主犯是谁的问题。
这个问题学术界並无多大讨论，但传统观念可以说自南宋以来就一直一口咬定罪魁是秦桧。至陆容才提出另一个新观点。
北宋自靖康二年（1127）覆灭，徽、钦二帝被虏北上，赵构南渡临安，建立南宋政权。自他即位起，就一直存在主和和主战二大派的斗争。先前有黄潜善、汪伯彦和李纲、宗泽之争，至秦桧执政，乃全面推进议和，故《宋史》认为：“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盖桧在金廷首倡和议，故挞懒纵之使之也。”（《宋史》“秦桧传”）。这里的“朝廷数遣使”实际就是派使臣与金议和，是高宗早存议和之心，且已见之于行动。但《宋史》以“且守且和”隐约其辞，而把议和的主要责任推给秦桧，说是“实自桧始”。这很容易引起后人的误解。《菽园杂记》对此有一段议论：
“宋与金人和议，天下后世，专罪秦桧，予尝观之，桧之罪固无所逃，而推原其本，实由高宗怀苟安自全之心，无雪耻复讐之志，桧之奸有以窥之，故逢迎其君，以为容悦，以固恩宠耳。使高宗能如勾践卧薪尝胆，必以复讐雪耻为心，则中原常在梦寐，其于临安偏隅，盖不能一朝居矣。恢复之计，将日不暇作，而何以风景为哉！今杭之聚景、王津等园，云皆始于绍兴间，而孝宗遂以为致养之地。近游报恩寺，后山顶有平旷处，云是高宗快活台遗址。又如西湖吃宋五嫂鱼羹之类，则当时以天下为乐，而君父之讐置之度外矣，和议之罪，岂独归之桧哉！”
陆容此论是公正有道理的，从封建等级制度的常理说，姑莫论赵构是否懦夫无能，就算他是昏君傀儡，他也是一国之君，是皇帝，在封建社会掌有对国家命运何去何从的最高权力，俗语说：“军兵杀人，罪归主将”，他也难逃对议和负有主要责任。———不过我们还应该以史实说话，才能以理服人。
陆容认为，南宋与金议和的根本原因在于宋高宗“怀苟安自全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他提出此论的二大论点是（1），假使高宗能如春秋时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立志要复仇雪耻，那么恢复中原那怕是在梦寐之中也不会忘却，那里还有闲心偏安于临安，就连一日恐怕也呆不下去。（2）如果高宗以恢复中原为大志，那么策谋恢复的事情必定使他“日不暇给”，那里还有心情出去游山玩水，逛览风光？陆容接着指出，当时杭州的聚景园、玉津园等风景胜地都是高宗绍兴年间创建的，而为孝宗等子孙后代所继承作休养地，特别指出报恩寺后山顶还存有高宗的快活台，和高宗还有兴致到西湖吃宋五嫂的鱼羹。他由此推出高宗当时已经“以天下为乐”，而把“君父之仇置之于度外”。所以不能把议和的罪过统统推给秦桧。
至于秦桧，陆容认为他固然也难逃罪责，但他是窥知高宗有议和之意，才逢迎高宗的意图，以邀恩宠，虽是奸诈，却是从犯。
顺便提一下，陆容文中所提到的风景点，在南宋吴自牧著的《梦梁录》中，几乎都可找到：据《梦梁录》记载：聚景园在杭州显应观西斋堂观南，孝宗、光宗、宁宗都常去游览。玉津园在嘉会门外南四里，高宗绍兴四年，金国派使臣来宋贺高宗天都圣节，高宗曾“宴射其中”，后孝宗也赏去临幸游玩。报恩寺载于“城内外寺院”，有吴越钱王所造铁塔。宋五嫂鱼羹铺在钱塘门外，是当时“杭城市肆名家有名者”之一。可见陆容所举皆有根据。
又陆容得出这个异于传统观念的结论是在“予赏观之”之后，那么他又是“观之于何处”？当然我们不可能尽知他取材之处，但至少《宋史》是一个主要证据，《宋史？奸臣传》“秦桧传”，有这么一段：
“绍兴八年（1138）五月，全遣乌陵、思谋等来议和与王伦偕至。六月，思谋等入见（帝），帝愀然謂宰相（秦桧）曰：先帝梓宫果有还朝，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此所以不惮屈已冀和议之速也。桧曰：屈已议和，此人子之孝也，见主卑屈，怀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
十月，宰执入见，桧独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议和，乞颛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帝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臣预。（赵）鼎力求去，位以少傅出知绍兴府”。
仅此一段，君臣在屈膝求和上一唱一拍，但主从很分明，高宗托言思早日见太后而“不惮屈已冀和议之速”，秦桧则以屈已议和是“人子之孝”，见主卑屈，怀愤不平是“人臣之忠”附和勉励。高宗以“朕独委卿”，把议和大计独付秦桧策划，秦桧则欲擒故纵，故意以“恐未便”、“恐别有未便”以激固高宗议和之志。又力劝高宗“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以便力排众议，独揽议和大权。但最后还是高宗拍板。绍兴十年（1140）议和成立之前，礼部冯时行召对，言议和不可信，至“引汉高祖分羹为谕”，高宗即以“朕不忍闻颦蹙而起。”（“秦桧传”）桧即刻“谪时行知万州”。又金国使臣来宋，要求所过州县俱“迎以臣礼”，至临安，又“欲帝待以客礼”。韩世忠大愤，凡四上疏力谏，且言“兵势重处，愿以身当之”，又说：“金诏喻江南为名是”暗致陛下归顺之义，此主辱臣死之时，愿效死战以决胜败，如其不克，委曲从之未晚”（“秦桧传”），高宗“一不许”、“再不许”。于是“中朝贤士，相继而去。”如此等等，都说明议和的主意确实出于高宗，秦桧是其得力的助手和主要帮凶。
其实早在绍兴三年（1133）秦桧执政之前高宗就已正式派使臣与金国议和，可见高宗议和的主意是早就定了的。不过是由于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和金国的猖獗，才逼使他采取“且守且和”的策略。
但说秦桧只是“逢迎其君，以为容悦，以固恩宠”才主张议和，笔者则以为不尽然，照上面《宋史》的记载，确实多少含有此意。但纵观秦桧整个主和的历史过程，其主和的意向，並非他任宰辅之后，窥见高宗有议和之意才“逢迎其君”的。而是他自从行金国之时就已立下此意，他之所以能从金太宗之弟挞懒身边带家眷仆婢回归南宋，正是如前面所提到的“盖桧在金廷首倡和议，故挞懒纵之，使之也”。回归宋廷时，高宗召见，先一日，帝命见宰执，桧首言“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又“首奏所草与挞懒求和书”（“秦桧传”）。所以实际他是金国安插入宋廷的内奸。议和是金国当时的最低要求。
又绍兴二年（1132），他向高宗再陈二策，坚持以淮河以北割给金国，中原地区归让刘豫，南宋只辖淮南。说明议和是秦桧的一贯主张，未见得是他回宋廷窥见高宗有议和之意才逢迎其君。
总之，就议和本身说，可以说高宗和秦桧是不谋而合，没有谁蛊惑谁的问题，但从责任上说，高宗应负主要责任，而秦桧则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甚至还应负参与决策的责任。所以陆容说他“罪固无所逃”也是正确的。
至于何以“天下后世，专罪秦桧”，这也不是没有来由的。秦桧在兜售议和的过程中，耍尽阴谋诡计，卑痞毒辣的手段，他先后为议和而逐赵鼎、竄张浚，特别以“莫项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就已使天下后世愤不能平。为进一步揭露他何以为后人所责怪，要他承担主要责任，我们摘录《宋史》“高宗纪”和“秦桧传”中几则记载，以为佐证，据以上二个“纪”、“传”记载，反对议和的大小官员有名有姓的就有32名（不计赵鼎、张浚、韩世忠和岳飞）。其中殿中侍御史黄龟年是最早（绍兴三年）劾秦桧主议和的，但最后的结果是被司谏“希桧意，劾龟年附丽匪人，晋绅不齿，落职本贯居住。”
兵部尚书枢密副使王庶以“抵议和，乞诛金使，与桧尤不合，桧尤恨庶”，于是“以故出之”。
枢密院编修胡铨上疏“请斩桧与王伦以谢天下”。引起“上下汹汹，”桧“谬为解救，卒械送铨，贬昭州”。陈刚中以小书信贺铨，桧大怒，“送刚中吏部，差知赣州安远县，当时安远地恶瘴深，谚语有“龙南安远，一去不转”的说法，意思是去安远必死无疑，刚中果然死于安远。
冯时行因召对时说“和议不可信”被秦桧谪知万州“寻亦抵罪。”
礼部侍郎张九成不附议和，“桧诱之曰：且成桧此事，九成曰：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以苟安耳，桧曰：入朝须优游委曲”九成拒绝。秦桧“甚恶之”，把九成谪导邵州，不久，又恐九成议论他什么，令司谏詹大方论九成与宗杲“谤讪朝政谪居南安军。”
大臣曾开入见秦桧，对秦桧说：“今日当论存亡，不当论安危。”秦桧惊愕，立即把曾开逐出。
秘书省正宗汪应臣，樊光远，沣州推官韩 ，临安府司户参军毛叔庆皆认为金人叵测，秦桧———加以黜责，而把韩 贬循州。
仅从以上几条事例，就可见秦桧对反对议和者所采用的手段：或诬其“附丽匪人”而“以故出之”。或先“谬为解救”而“卒械送”或“先诱之”，不成则“谪之”或先“谪之”后“抵罪”。或“逐出之”、或“黜责”而又贬之。中书舍人勾龙如渊附和秦桧，把一切反对议和的言论都诬为“邪说”，抗言于秦桧，说“邪说横起，胡不择台官击之去”？桧遂“奏如渊为御史中丞”。如此种种，道地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极尽奸滑之能事。这就是“天下后世，专罪秦桧”的一大原因。
绍兴十年（1140），金国果然单方面撕毁盟约。分兵四路入侵南宋。兀术入东京，葛王褎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撤离喝取永兴军。河南诸郡相继沦陷、宋高宗此刻才“大怪，下诏罪状兀术”。议和之说至此已经撤底破产，反议和派的忠言也已完全实现。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主战派奋起抗击，当时的战况是：张俊克毫州、魏胜克海州，岳飞克郾城，且“几获兀术”。张浚战胜于长安，韩世忠胜于泇口镇。诸将所向皆奏捷。高宗此时若有恢复中原之志，理应鼓励诸将乘胜追击，然而这个置国仇家恨于度外，力主议和的昏君，却一任秦桧倒行逆施，在秦桧力主班师的全力鼓动下，“九月，诏岳飞还行在（杨）沂中还镇江，（刘）光世还池州，（刘）锜还太平。”致岳飞闻诏“旗靡辙乱”，而岳飞则“口呿不能合”。于是淮河一带、宁州、蔡州、郑州“复为金人所有”。而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