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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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地３７．５万亩，总收入２０５亿元，是全国的一枝独秀。土地收益，已成为广东的“第二财政”。
　　土地收入在全国各地都见成效，小小的牡丹江市，两年土地收入超亿元。衙门，走出禁区
　　也许是经济的巨大诱惑力，在全国涌现了怪胎现象席卷全国的新潮：卖“衙门”。
　　许多大城市，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大院，位置最佳，或在商业闹市区，或为黄金地段，是发展商业的好口岸。在地皮陡涨的年代，金钱的魅力，驱使一些富有经济头脑的人动了心，“官员”动了心。纷纷让出“衙门”。一时间，呈现热潮。
　　率先兴起这一举措的是杭州，随后南昌、南宁、宁波等１０余个大中城市的省、市政府大院先后被拍卖。
　　风景绚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一马当先，于１９９３年初，市政府已迁到郊外新建办公楼内办公。
　　风，从东向西刮开去，波及四川。地处名山名水的峨眉山下的峨眉山市政府大院，公开拍卖之后，相邻的德阳市，又将市委、市府大院相继卖给企业，并签订了协议。
　　“官员们”的随意性
　　针对全球耕地日益减少，和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联合国曾在正式成文的《居住报告》中，郑重地提请各国的政府注意：“土地不应被当做一般资产来对待，它不应由个人控制，不应屈从市场的压力和无效率。土地使用的方式，应由社会的长远利益决定”
　　在人们意念中，批地旋风引出一种错觉，似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最直接、最高效的是批地卖地，以地生财，以地换钱。因此，形成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单轮独转的局面批地热。这种急功近利的举动，必然导致出让无序，批地无章；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市场的兴建，则处在朦朦胧胧的迷雾之中。
　　１９９４年５月７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委员们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供应总量上仍以行政划拨和协议出让为主，协议出让的价格，多是“市长价”、“县委价”，而不是市场价，随意性很大。“条子地”、“关系地”、“人情地”以低价进，高价出，为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炒地皮风创造了条件。
　　全国人大委员点中了穴道，近几年出现的“圈地热”正是一些政府官员们的“随意性”所导致的。
　　在我国，土地市场刚刚起步，全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地价体系，因而土地价格人为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压地价成了一些城市和开发区吸引资金的主要手段。这就被商家钻了空子，投机取巧，“炒地皮”。
　　旁观者清。世界银行权威人士Ａ·黑马一语破的：“中国房产与地产分开登记的制度不恰当，因此没有统一规则，未经周密论证，而急功近利，带有极大程度短期行为的批地旋风的刮起，也就在所难免了。”
　　问题是严重的！它的危害也渐渐被人们所熟知。由于“圈地热”、“开发区热”而刮起的批地旋风，自然是客观地触亮了红色信号：土地批出量过多，规模过大，价格过低，造成土地增值的损失，这就为炒地皮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大量的土地被外商和单位所控制，势必削弱了政府控制土地、左右房地产市场的能力，刚刚涌现的房地产市场出现混乱，也就是必然的了。
　　以致力推动市场经济著称的吴敬琏的观点十分明确：权力不能进入市场。卖地皮，搞贷款，全凭官员一张嘴，这种“霸王生意”，干扰了经济秩序，对市场经济绝无好处。形成“圈地旋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点，是政府行为的偏离法制轨迹。这是土地管理上的失误，为此，出现违法用地、越权批地、多头批地的怪事。《光明日报》在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２日撰文指出：有的出让几平方公里、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也不报国务院批准，个别省规定将各级土地审批权限下放一格，省里搞，后来县级开发区也纷纷上马，再后来索性区、乡也圈出一块地挂起了开发区的牌子为了牟取暴利，你炒我炒，肥了“炒家”，亏了国家。因为地皮多了，炒来炒去，大片土地闲置起来“晒太阳”，人们形象地叫它“太阳工程”！
　　敦厚慈祥的母亲－－－土地，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对于盲目圈地、搞开发区，国务院已是三令五申，进行制止。在“旋风”乍起的１９９２年岁末，仅仅一月之内，中央连续发出了三个文件，制止“圈地旋风”的蔓延。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７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中强调：“出让土地使用权一定要与建设项目相结合，不要盲目地成片让出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以规划为前提，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管理。”
　　１１月１８日，仅仅相隔１１天，又发出《关于严格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紧急通知》。通知命令：“乡镇不设开发区。”还指出：“对脱离实际、开发区搞得过多、规划面积过大的，要撤并、核减。”“开发区的用地禁止多占多用、占而不用，严格控制占用高产农田和菜地，尽量占用荒地、荒滩和闲置的土地。”
　　中央三令五申，可谁听呢？正如群众所言：“小鬼不听大鬼的”，“地方不听中央的”。树欲静而风不止！
　　“筑巢引凤”不见凤
　　一时间，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圈地”的代名词“开发区”。
　　原本，“开发区”是改革中涌现的一种加速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形式。
　　最早，它起源于沿海。具体讲，许是在８０年代初，在深圳那块空旷的土地上，冒出来的一棵粗壮的“摇钱树”。
　　这一实践，表明可以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对准一块地方，作为“大本营”进行开发。在那里办企业，建城镇，筑起高档楼宇，兴起新型城镇，或引进外资，或聚集国内众多地方实力，兴办工业、金融、旅游加快资金的原始积累。
　　这一实践，在深圳是成功的；在广州、珠海也创出奇迹。
　　中央对此作了肯定。因此，开发区的涌现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成因，特殊的背景，特殊的条件和环境的。
　　早在１９８４年５月４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进一步开发１４个城市，决定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发展高新技术，实现经济飞跃，１９９１年３月６日，国务院又决定继北京之后，又批准２１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随后，将这一经验，引申开去，在全国又形成了“经济特区”，将沿海的深圳、珠海、厦门、海南，划为“特区”。这经验，无论从眼前的发展，还是从长远利益，也无论是从发展民族工业，还是从引进外资、引进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设备方面都是十分有利的。多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可行的。笔者想说的，民众所议论的，不是对中央的决策有什么疑虑，也不是对“经济特区”的褒贬，而是对一些干部头脑发热，在１９９２年春夏之间，以至于那年岁末，在全国掀起一股热潮“开发区热”，进行探测与分析。
　　一哄而上
　　挡不住的“圈地旋风”！
　　挡不住的“开发区热”！
　　这对“孪生兄弟”的诞生，给一些当权者、头儿们，带来一种错觉：“要得富，大搞开发区赶时髦。”于是，一些人专门窥测风向，哪门热就搞哪门。
　　他们想的是，中国人要摆脱贫穷，国力不足，家力不足，要在世界上活得洒脱自在，活得精神，要使中华民族从第三世界，一跃成为第一世界，一夜之间要成一个趾高气扬的“阔老”、“大款”，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围地建“开发区”，向土地要钱，要黄金，要美元。
　　于是，在全国许多省、市，呼啦一下，掀起了大搞“开发区”的热潮。省里搞，市里搞，县、区、乡、村伺机效仿。
　　在１９９２年秋天，笔者到川南去采访，走进某乡镇，离场镇不远处，一片沃土被高墙围着，荒着。我问乡长，他眨巴着双眼，仓皇应阵。他支支吾吾，闪烁其辞地只吐了半个字：“开”
　　“开发什么？有没有项目？”
　　“这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过。”
　　“谁来开发呢？”
　　“哦，等客户，引引凤呀！”
　　“既然没有项目，为啥把地圈起来呢？”
　　“别人都这么干，我们不学着点，村民会说我们无能”
　　他的回答妙极啦！
　　似乎，别人搞“开发区”，他们的手痒痒的，没有项目，没有资金，没关系，先“圈地”，再引进客商，投资兴建。于是大家把这着棋，称为“筑巢引凤”，“凤”在哪里？这是个不解之谜。
　　不久，我又去川西北某县采访，那已是１９９３年的春天了。那里是成都平原的尽头，仍然是人多地少，土地金贵，一位村长硬着头皮，围起一块好地，建开发区，“引资”。本来那个地方偏僻，交通不便，连记者的脚都不容易伸去。更糟的是，中间修了一条水泥路，可四方不通车。那地方，还有令人头痛的是三天一停电、五天一断水，谁受得了呢？外资、项目引不来，连“炒家”也不会光顾，“开发区”只好“晒太阳”。钱投下去了，田也荒了。农民心痛地说：“良田变成荒地，好地变成水泥路，只需三五日；要把水泥路再变成良田，就难啦！”
　　这种不切实际，各地纷纷“筑巢”的作法，必然造成全国性的“巢”多“凤”少，“花多”“果少”，有的开发区，“凤”从远方飞来，虚放一枪，便销声匿迹。结果呢？竹篮打水一场空，白白浪费大量的土地和人力、物力及财力。
　　我从外地采访归来，不禁有些担忧。忽然间，想起了那个难忘的岁月：１９５８年，全民炼钢，大办公共食堂，搞得天翻地覆，结果呢，人闹疲了，钱花光了，树子砍了，两手空空。眼下大办“开发区”、“房地产业”，围地圈地，搅得农民不安、社会不安。这些过热的举动，会不会又放空炮呢？
　　我这样想，但没这样说。于是，我做了周密调查，多方听取社会的反映。
　　农民反映十分强烈！
　　社会各方面的舆论哗然！
　　大搞开发区的弊端有种种。
　　房地产业，号称为牵动经济效益的全局的“牛鼻子产业”。如何引导，让它带动市场经济，以致整个经济的发展，如何约束那些乱牵“牛鼻子”而扰乱了市场经济的行为，是人们十分关注的热点。
　　房地产业和开发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地产热”推动了“开发区热”，前者发高烧，后者打摆子，构成了畸形发展的趋势。
　　兴办开发区，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对外开放，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和全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建设进程。这本是一件值得欣慰和称道的事。然而，由于开发区在全国遍地开花，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导致畸形发展，这不得不令人担忧。
　　“开发区热”与“房地产热”、“圈地热”既相辅相成，又各有其特点。“开发区热”最突出的有两大特点：
　　一哄而起。自１９９２年春天开始，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不多时“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技术开发区”、“旅游开发区”、“扶贫开发区”公路两侧，大桥两头，一块块“开发区”的牌子赫然醒目，一台台推土机忙忙碌碌，一幅幅“欢迎投资”的巨幅标语让人眼花缭乱。表面上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可细问知情人，开发什么，如何开发，谁也说不出个甲乙丙丁。
　　头脑发热。一些领导干部，自己脚下是一片黄土，本没有条件搞开发也没有什么新鲜想法，保守僵化，为了说自己思想开放，热衷于改革而不落伍，也急急忙忙划一片地，插上一块“开发区”的牌子。北方某县，一位“县太爷”毫不隐讳地对记者说：“我是凭着感觉走，南方热点地区，时兴什么，你甭问，尽管跟，没错！”
　　别人搞，他也搞，搞错了，也许还会获得“改革开放的带头人”、“开拓者”的光荣称号。就这样，一些人糊里糊涂，风风火火地搞起了开发区。
　　全国究竟有多少个开发区？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数字。
　　在１９９１年底，全国只有１１７个开发区，第二年猛增，到了第三年，全国“开发区热”像瘟疫一般蔓延，短短两年时间，共圈出９０００余个开发区，是前１０年总和的７８倍，共转让土地１．５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并不等于建设热。以为多圈地多办开发区就会出现高速发展，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按目前开发费用的最低标准，每平方公里一亿元，１．５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成功，需１５０００亿元投资。１９９２年，全国房地产投资７３２亿元，只能开发７３２平方公里。
　　微薄的资金，哪能盘活９０００个开发区呢？国家拿不出那么多的资金；卖地皮者更是两个肩膀抬张嘴，企图空着腰包赚大钱，简直是天方夜谭。
　　一些省市规划的开发区，规模之大，实在惊人。湖北猇亭开发区，规划面积１１８平方公里；山西洪洞县的河西经济技术开发特区，规划面积为７２平方公里；四川某航空港占地一大片。这些开发区中，８０％属于耕地。
　　由于开发区的畸形发展，普遍出现：“巢”多“凤”少，“花”多“果”少。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是民心所向，在有条件的地方搞经济开发区，也是势在必行的重大举措。然而，有些地区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有限，渴求吸引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加速本地经济发展，却往往事与愿违。许多开发区，一门心思引资，不讲条件，不加选择，来者不拒，不仅搞不上去，甚至还吃了大亏。
　　互相攀比，便是一种不求实际的作法。各地兴办开发区的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减免税收和土地价格的低廉上。不讲地理位置、投资环境，沿海搞什么开发区，内地也迫不及待地跟着瞎忙。
　　更可笑的是，内部斗“智”。为使“凤”落到自己的“梧桐”上，各自相继亮出“高招”，你免一减二，我免二减三；你每亩地要价５万元，我每亩３万就出售。你报３０００元一亩地，我称土地免税５年；你说税收方面“三减五免”，我称税收“七减八免”；你说我们的政策比特区更优惠，我称“全方位满足外商要求”。
　　有的地方，甚至免费赠送土地，还自以为“棋高一着”，可以抓住“凤”毛。结果呢，如同水中捞月。
　　免税大战，钻国家空子，“大嚼唐僧（国家）肉”。河北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更优惠，首推的招数是“免征１至３年产品税或增值税”、“免征工商统一税”、“免征企业所得税３年”，如此种种。地处西南的四川，有一处“旅游试验开发区”，别出心裁，推出１０项更优惠的政策：“外资企业从投资之日起，免征工商税两年，免征所得税５至１０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配套费实行减、免、缓”
　　免！免！免！慷慨大方，何止一处两处呢！免税大战，优惠攀比，为了引“凤”，用心良苦！
　　百姓发出闲言：“唉，这些人是在胡言乱语，还是在摇尾乞怜呢？”
　　偷鸡不着，倒蚀一把米。这样的事不只一家两家，带有普遍性。中南地区有一中等城市，宣布修建８层楼以上的，免收地价。而按法律规定，土地出让后，应在两个月内一次交清出让金。还有一种虚假现象。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