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1期-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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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难免幼稚。幼稚，自然天真，很容易被那城墙上斑驳的苔藓，书场中呜咽的琴声，已是旧梦的秦淮画舫，既非北音更非吴语的蓝青官话的慢条斯理……种种残留着似乎还透出丝丝缕缕的古色古香，所陶醉，所触动。尤其当春意阑珊，微风细雨，时近黄昏，翩翩燕飞之际，那一刻的满目苍凉，萧条市面，沧桑尘世，思古幽情，最是令人惆怅伤感的。
那时，想不到半个世纪以后，那旧时追寻的情调，已被太多残酷的现实冲击得荡然无存，再一次旧地重游，那河之洲，江之滨，便只剩下杨升庵的《临江仙》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感慨，以及更多的是震撼于这大浪淘沙的严峻。
还有什么呢？属于你的时间已是屈指可数，除了最好年华，付诸东流之憾，时光蹉跎，一事无成之悔，也许只有辛稼轩那“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苏东坡“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之叹了。
但是，这是谁也不能逾越的大浪淘沙的规律，历史，永远是这样一浪一浪地奔流不息。过去的，也就过去了。然而，在南墙根晒太阳，看日影移动，在树阴下挥蒲扇，听蝉鸣聒耳，即使在这方寸地，我发现，也还是足可怡情悦性，颐养天年的。于是，我就十分同情那些还在台面上苦苦挣扎，还力竭声嘶地要唱主角，还“老夫聊发少年狂”地装嫩，还要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女吊”，在舞台上忸怩作态的同行了。
应该明白，生活的乐趣，人生的追寻，思想的锋芒，对于世界的视角，对于历史的评价，不同年龄段的人，会有不很一致的观点，更有绝不一致的做法。到了这把无欲无求的年纪，到了回忆超过想象的年纪，到了坐在看台上看球场中人角逐的年纪，到了成为闲云野鹤自己支配自己的年纪，大可坐下来，从历史洪流的大浪淘沙过程中，觅得一知半解，点滴心得，便算不虚度一生了。
走了一辈子路，吃了一辈子饭，生了许多闲气，遭了许多劫难，交过不少朋友，当然，也认识不少坏蛋，你把别人整得够呛，别人也把你修理得够惨……中国知识分子活到这种程度，活出这个水平者，实在太多太多。无论怎么不济，仨瓜俩枣，芝麻绿豆，总是能够总结出一二，体会出二三来的。哪怕是假语村言，贻笑大方，痴人说梦，笑掉大牙，又有何妨呢，横竖不就是“笑谈”么？
“笑谈”，便是在这方寸地中的惟一营生。既然是“笑谈”，难免被人撇嘴，难免惹人不快，固然，骂我者颇众，然而，到了这把年纪，恕我不敬，也就只能去你妈的了。
于是，一杯浊酒，一盘残棋，一杯酽茶，一段陋文，也就无所谓他人的口角了。
读懂“眼角眉梢”
刘心武
看人要看眼角眉梢，最早是母亲告诉我的。第一回也并非直接告诉我，那一年我还在上小学，姐姐已经上到高中，她约了几个同学来家里玩，有男生也有女生，我混在他们中间厮闹，非常快活，当中去了趟厨房，只见妈妈正在那里跟爸爸说话，爸爸对妈妈前面说的话似乎不以为然，妈妈就把姐姐的小名和一位男生的外号并提，对爸爸说：“别看他们总隔着几个同学……唉，看人要看眼角眉梢啊……我真有点担心！”爸爸进屋以后是否特别地去观察了姐姐和那位男生的眼角眉梢，我不得而知，我回到姐姐他们中间以后，特别注意了一番，无甚收获，后来就玩笑一处，把这事淡忘了。
上到初中以后，爱上了文学，于是发现，诗人也好散文家小说家也好，经常地要写到人物眼角眉梢的动静，甚至剧本的提示部分，也会特意地说明“眉尖一颤，眼珠一斜”。姐姐阅读文学书籍领先于我，那时已经上了大学，暑假回家，我就把这眼角眉梢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姐弟至亲，无所避忌，我就连她高中时的眉目传情事也举例其中。姐姐笑道，现在若你见到我们聚在一起，那眼角眉梢造出的句子肯定不一样了，人就是这么在社会上生活，心里意思，脸色上不想显露，面部肌肉容易控制，但眼角眉梢很难驾驭，一不留神，就终于还是会抖露出来。姐姐悟性虽高，但那时所悟，多半还是来自书本启发，真到了漫长的生活实践里，她仍多有未能衡出眉眼高低的失误。
“文革”期间，父母所在的一所外地部队学院也闹翻了天，后来更酿成激烈的武斗，父母只好逃到北京避难。我那时虽然已经在中学工作，但还没成家，住的集体宿舍，学校里乱成一锅粥，自身难保，无力安顿父母。父母暂住姐姐家，但姐姐家也在部队大院，虽未武斗，气氛也很险恶。那天我陪父母上街，忽然与父母一位老朋友两口子邂逅，惊呼热中肠后，大家移到远离人群的树阴下说话，我看他们对父母友情依旧，便忍不住提出，因为我和姐姐那么个具体情况，可否由他们收留父母一时。他们连说可以可以呀。我正吁出口气来，母亲却坚决地谢辞，父亲也说我姐姐那里还好，而且也不想多留，只要得到他们学院宿舍恢复水电的消息，也就马上回去。和那对伯伯伯母分手后，母亲认真地对我说：“你怎么看人还不懂得看眼角眉梢？”她指出，人家心里确实想收留他们，但眼角眉梢流露出许多的难处，这种年月，怎能给人添非同小可的麻烦。
从那以后，人际交往中，看人看眼角眉梢成为了我的习惯。特别是社会转型之后，纯真渐罕，人性深处的东西上蹿，作为社会人，大多有了更多的可资倒换的面具，或具有所谓不动声色的超级定力静气，人际交往中礼数掩蔽真意、客套包藏二心，衡人表面已难，遑论知心。这也未必是世风日下吧。这样的人际交往，有利于保护各自隐私，有利于把法律法规合同契约置于情感之上，有利于按游戏规则谋求利益的最大化、避免一念之善所引来的依赖或一念之差带来的损失。但是，无论如何，绝大多数人，仍不免在瞬间里，通过眼角眉梢，把心中隐秘的情愫泄露出来。眼角的一星泪光，眉梢的一刹轻颤，往往胜过宣言檄文。就我自己来说，不怕从眼角眉梢道出肢体语言、面目肌肉表情和一般话语难以表述、难以尽述的心灵隐语，令人感受回味；就他人来说，那眼角眉梢有意无意所传递出的信息，是我读人世大书最好的钥匙，读懂了别去点破，悟在心中，常常反刍，可作滋灵补品。
昏庸天子优秀画家
舒 展
2002年4月23日，从海外回流归国的国宝级文物——宋徽宗（赵佶）的《写生珍禽图》，在“2002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拍卖师叫出底价780万元之后，各路买家竞相举牌，竞买价格不断攀升……当达到1800万时，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因为这是中国拍卖史上的最高价格。所有人的眼光都在寻找这位买家。当这位用一叠资料遮住自己面孔的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示意2300万时，拍卖师一槌定音！最终以2530万元人民币（加上佣金）成交。这一价格创下了中国书画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最高纪录。《写生珍禽图》确实栩栩如生，令众多竞买者惊喜不已：“值！真值！”这个动人的场面，860多年前的赵佶九泉有知，将会作何感想呢？
北宋末期的宋徽宗，在位18年，是赵宋王朝政治上最腐败的黑暗时期。这个赵佶，昏庸透顶！对人民横征暴敛，生活上奢侈淫靡；思想上迷信道教，御注《道德经》，多失老子原旨，毫无思想学术价值可言。他还调遣工匠、士兵上万人，历时六载，在汴京修建“艮岳”（艮为《易》卦里的东北，方圆十余里的两座山峰，高90尺）。命朱豪夺天下奇花异石和鸟兽，所运花石规模不断扩大，动辄用船数十艘，往来于汴淮之间，船队所过，沿途毁桥梁，凿城郭，州县官府积存的钱谷，因此为之一空，致使已经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宋徽宗昏庸的最主要的表现是重用坏人，例如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四大奸佞，“国家将败，必用奸人。”（《国语·楚语下》）诚哉斯言！
徽宗对内搜刮，对外妥协——北方女真贵族率兵南侵，他却采取屈辱退让的政策，终于导致了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今开封市），赵佶与其子钦宗赵桓一同被俘北去，最后病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对赵佶这个历史人物的政治领导能力的评价，可以说乏善可陈，一无是处！他的昏庸还表现在荒淫奢靡的行为。宋徽宗压根不懂勤俭为何物、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说得好：“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宋徽宗难道不晓得这一名句吗？晓得归晓得，实行归实行。我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序言》中有一段屡试不爽的英明论断，道出了历史上坏人坏事作恶多端的大悲剧恶性循环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理：“任何民族与政府，都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未按照从历史推导出来的原理去行事。”宋徽宗昏庸的根源，恰恰就在这里。
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有一段启人心智的名言：“我越是深入思考古往今来所发生的一切，我越是感到人间的万事万物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148页，商务版）这话用在赵佶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一幅写生画，居然在八百多年之后创下了两千多万元的高价纪录；而在他生前，昏庸腐败，又创下了一国之君竟然当了俘虏，客死异乡的可耻纪录。这后一项纪录，难道不是历史对赵佶之流的封建血统论莫大的讽刺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问得好！这是给封建血统论的一记狠狠的耳光。当立赵佶为皇帝时，变法派大臣章公开表示反对，说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当即遭到向太后的驳斥。赵佶于是坐上了龙椅。赵佶重用奸佞，拉帮结派，为非作歹，打击忠良；文彦博、司马光、苏轼兄弟和程颐等120多人被打成元奸党，又将元符末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共309人，刻石文德殿门，颁行全国，称“元党籍碑”。比雍正搞的《大义觉迷录》厉害、恶毒多了！反对赵佶当皇帝的章也被贬官下放到边远地区。
宋徽宗后宫嫔妃成群，荒淫无度。这还不够。他久闻京华歌妓李师师的艳名，经常溜出宫门，微服潜行，乘坐小轿，由数名内侍导从，前行青楼过夜。堂堂皇帝，竟然浪迹妓馆，这也算创下了一项皇室丑闻的历史纪录吧。
赵佶当皇帝可以说是一场历史的误会。金太宗封他为“昏德公”，勾画出了他的品性特点。
反之，如果赵佶不当皇帝，他必将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和书法家，他擅长画花鸟、人物、山水，描绘工细入微，其花鸟画，设色均净，富丽典雅，笔墨精妙，造型生动，神形兼备。据记载，他画鸟用生漆点睛，隐出纸面，富有创造性。现存传为赵佶的绘画作品风格多样，艺术水平精湛绝妙。
他还兼擅书法，风格挺健秀丽，真书学薛，草书学黄庭坚，后自创瘦劲锋利如“屈铁断金”的“瘦金体”。传世书迹有真书及草书《千字文卷》等（现藏上海博物馆）。
赵佶重视对文物书画的收藏、鉴赏和整理。他即位后大力搜罗历代书画，由专人鉴定真伪优劣，亲自加以品藻，集为100帙，分14门，总1500件，名曰《宣和睿览集》。又编纂了《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两大部著录著作。同时还将御府藏古铜器编为《宣和博古图》。这些都为今天研究宋代御府收藏及古代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他扩充宫廷画院，当时画院人才济济，有李唐、马贲、张择端、王希孟、苏汉臣、朱锐等名家，可以说两宋画院中，这是最为繁荣隆盛的局面。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如”的。起佶如果不当皇帝，让他担任画院院长兼文物局局长，可谓人尽其才矣。
林语堂与西方文化
陈世旭
林语堂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又一直上的是教会学校，然后是留洋读硕士、博士，然后又作为“世界公民”在欧美住了几十年。几乎全然在强劲的西方文化的浸染中生长。并且他用英文完成了卷帙浩繁的著译，其数量之大，使他不得不把英文著作送交国内友人翻译成中文版。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对西方文化怀了许多令今天的人们也不免觉得保守的意见。
住在上海，让林语堂很痛心的一件事是“中国人和洋人接触，无不胁肩谄笑，毕恭毕敬，满口Yes，sir，中国人越是洋奴，洋人越是看不起。我既以殖民自居，人也以殖民视之，所以在上海公共场所看不见有礼貌的西人”。
而在30年代的美国，“中国人的形象是留辫子、抽鸦片、迷信、好赌，是怯懦的动物”。大多数的小孩都会唱一首侮辱中国人拖长辫子的歌。林语堂教诫女儿们：“我们在外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你可以学他们的长处，但不要因为他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悠久而优美。无论如何，看见外国人不要怕，有话直说，这样他们才会尊敬你。”
女儿要上学了，林语堂不给她们取英文名字，“因为他认为中国人不要有英文名字才好”。取英文名字的中国人是“中文不会好”的“洋行职员”、“西崽”一类，他们给自己取名约翰、保罗、彼得、杰米，以便“让西洋大班叫起来方便”。尽管林语堂很悲悯地声明“这本不足深责”，但他骨子里轻视是明显的。他并且以此调侃取了英文名字“亨利”的末代皇帝溥仪：“所以溥仪在日本天皇羽翼之下，尽可称皇称帝。到了中国关内想要复辟，就有点困难。但那一套洋服及那英文名字就叫人灰心，你想‘亨利亨利’，还像个中国天子之称吗？”
如果说上述的意见是基于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不难理解，那么他的关于西装的见解，就多少有些偏执了。他怀着奚落的口吻给穿西服的中国人分类，“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西装”，“在外国骗得洋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学，盯女人者，亦必西装”，“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之小政客等，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师傅等又为一类”。他认定这些人穿西装的心理虽各有不同，“总不外趋俗两字而已，如乡下妇女好镶金齿一般见识，但决说不上什么理由”。
在林语堂看来，“中装中服，暗是与中国人之性格相合的，有时也从此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中文程度”。一个人的年事渐长，素养渐深，事理渐达，心气渐平，必然断弃其洋装，“还我初服无疑”。“或是在社会上已经取得相当身份，事业上已经有相当成就的人，不必再服洋装而掩饰其不通英语及其童之气时，也必断然卸了他的一身洋服”。
四十岁的时候，业已名满天下的林语堂写道：“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
上世纪60年代，林语堂到香港。随行的女儿说，香港有山有水，像瑞士一样美。林语堂说，不够好，这些山不如我坂仔的山，那才是秀美的。女儿问坂仔的山是什么样子。他说：青山，有树木的山，高山。香港的山好难看，许多都是光秃秃的。人们带他到山顶，那里有树木，是青山。但他坚持说，那也不像他坂仔的山，这里从山顶望下去四面是水。他说�
